典型的案例是新型“地沟油”案件。“地沟油”从生产、加工、提纯到最终投入市场流向餐桌经历了多个环节，包括屠宰场、炼油厂、油脂公司、食品加工以及食品销售企业等多个主体参与其中。新型“地沟油”的加工原料全是屠宰场产生的废弃物，甚至还包括腐败的动物内脏，屠宰场将其收集后以低价贩卖给部分炼油小作坊，经过个体熬油户们简单的提炼加工后销往各地的油脂公司，其中不乏一些已经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知名度的正规公司，初炼油被收购后，经过油脂公司加温、脱臭、脱色、降酸、增稠等诸多环节的“精细加工”,使得“地沟油”摇身一变，堂而皇之的成为了“食用油”--不论是外观和气味都与正规食用油的品质几乎没有差别。新型“地沟油”以“食用油”的名义销往食品加工、销售企业，包括餐饮企业、超市等。在地沟油的加工流通过程中，每个环节一起参与共同导致了地沟油产生最终的危害后果，每个主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但是现实中的处理结果是，只有相当少数的违法行为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而大多数的违法行为却因为无法证明其主观上存在故意而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为违法行为定罪需根据其主观恶意，在刑侦调查的过程中对炼油厂以及油脂公司违法行为主观故意的认定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其他的违法主体例如屠宰场和食品加工、销售企业的主观故意却相对难以认定，当事人往往以“不知情”、“质检结果无问题”作为理由，对销售炼油材料和贩卖“地沟油”成品、制成品等一系列行为推卸责任，公安人员难以对这些违法主体进行主观上“明知”的认定。同时，由于新型“地沟油”的质检报告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甚至有的数值高于国家标准，更增加了公安部门的取证难度，我国刑法在面对该类案件的时候就显得左支右绌。对涉及地沟油案件的处罚仅仅停留在提炼加工阶段，而对原材料供应和最终的销售环节缺乏处罚依据，最终将导致生产源头无法阻隔、销售终端难以铲除、地沟油案件禁而不止的恶劣后果，这不单是对法律权威的侵犯，更会对整个社会的安全产生严重威胁。
食品安全犯罪给公共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引入严格责任能及时有效打击这类犯罪，避免因无法证明其“故意”的主观心理而放纵此类犯罪。我国食品安全犯罪频发，免除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主观罪过的举证责任，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4.5 进一步量化“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规定
两高《解释》规定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是否达到“严重超出标准限量”,是区分此行为罪与非罪的标准，但是仅规定了“严重”而没有细化“严重”到达的标准，两高《解释》对严重超标不能达到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显得过于笼统，不便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该解释本身需要进一步解释。应该将列举的超标类型分别设定入罪标准，可以直接将入罪标准适用于实际案例，提高司法效率和准确性。
4.6 完善刑罚设置
首先，完善罚金刑的设置。提高对罚金刑的重视程度，打蛇打七寸，罚金刑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更强的针对性。食品安全犯罪者在暴利的驱使下进行违法犯罪行为，巨大的经济利益是这个群体犯罪的目的和追求，高额的违法所得是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的原动力。如使用瘦肉精喂养生猪，每头猪按 100 公斤计算，每头猪能多赚 40-60 元，相对于每头生猪 80-100 元的正常利润而言非常可观，这正是瘦肉精猪肉难以根除的原因。
针对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的食品安全类犯罪，如果只是偏重于运用自由刑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无法真正动摇犯罪者进行食品安全犯罪的侥幸心理，难以达到刑罚设置的目的。只有处以罚金刑，对其进行经济打击，才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对犯罪者的内心进行深刻的震撼。辽宁人宋某在青县南拨子村租住，在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豆芽生产过程中非法加入添加剂 6-苄基腺嘌呤、KE198 亮白速长防腐调节剂、速生剂、8503AB 粉等数种去根剂、速长剂，并使用漂白粉对豆芽进行漂白，随后将生产出的豆芽予以销售。2012 年 3 月 22 日晚，宋某被警方抓获，并从其出租屋内查获绿豆芽成品、半成品共计 800 多斤，经检验其中尿素含量为 104mg/kg.法院认为，被告人在生产销售豆芽的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 3 万元罚金。但罚金过低，既无法杜绝宋某再次从事食品安全犯罪的可能，更不足以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对罚金刑设置的完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合理设置罚金刑的下限。行政处罚针对的是虽然有一定违法性，但社会危害性较低，还达不到应受刑事处罚程度的违法行为。罚金是一种刑罚措施，只能对构成犯罪的人才能适用。如果实施了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没有达到犯罪的，根据《食品安全法》进行行政处罚，《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最低罚款金额为 2000 元。违法行为所受惩处应当同其社会危害性成正比，因此食品安全犯罪中的罚金刑，应高于《食品安全法》中行政罚款的金额。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罚金刑的上限限制，同时也没有下限的限制；《解释》对其罚金刑的下限做出进一步补充，即规定罚金刑下限为生产、销售金额的 2 倍以上。罚金刑的数额应该高于行政罚款，即罚金的最低限额应为 2000 元以上。笔者认为，可以将《解释》第 17 条规定为“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 2 倍以上的罚金，并且不少于 2000 元。”（2）明确罚金刑计算标准。第一，引入“货值金额”概念。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计算生产、销售方的实际生产、销售金额，存在虚报账目、隐瞒账目等情况，从而对销售金额的计算造成了困难。以“货值金额”作为认定数额犯罪的标准是计算包括已生产、销售、使用的产品，也包括还没有出厂、未来得及销售、没有被使用的这部分产品，增加了司法的可操作性，有利于司法实践的认定和判别，同时也实现了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有利于统一食品安全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更好地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第二，根据司法解释，罚金的适用应当综合考虑影响刑事责任的所有情节。但各个情节对罚金适用的影响力并不相同，应当从罚金刑特殊预防的目的出发，对情节进行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判断。第三，罚金的适用应当发挥剥夺违法所得的功效，将“货值金额”作为食品安全犯罪中罚金刑计算数额的基点。我国《食品安全法》采用了“货值金额”这一概念。为了能使《刑法》更好的和《食品安全法》衔接，应将罚金刑按照特定数额和倍比加以规定。同时刑法的确定性也要求罚金的计算标准予以明确，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实现事实上的公平。
其次，完善资格刑的设置。刑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之一，刑法的设置体现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废除了死刑，刑罚轻缓化逐步成为许多国家共同的司法选择。
①资格刑可以剥夺犯罪者再次犯罪的可能，不仅顺应刑罚轻缓的潮流，又是根治食品安全犯罪的一剂良药，因此许多国家都对食品安全犯罪者都设置了资格刑。我国资格刑有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打击犯罪的需求。我国在《食品安全法》中规定了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而我国刑法中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规定。对资格刑设置的完善包括两个方面：（1）设置自然人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刑。在行政法中，对人的资格的规定较多，如从事会计行业需要会计证，律师需要法律资格证，医生从业需要医师资格证。在刑法中，我们可以设置剥夺自然人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从而有效打击犯罪。例如，韩国法律就规定，因食品犯罪被判刑者 10 年内被禁止在食品安全法管辖的领域内从事经营活动。我国也应当设置相应的资格刑，在食品安全犯罪中，剥夺资格刑的期限可以参照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重罪重罚，轻罪轻罚。（2）设置单位犯罪可以适用的资格刑。
我国刑法中对单位犯罪的刑罚较窄，目前仅有罚金刑。然而仅适用罚金刑不能遏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有的单位有强大的技术力量、财力保障、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的优势，如果仅处以罚金刑，那么不能动摇单位的根基，难以从根本上对单位再次实行食品安全犯罪进行遏制；有的单位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罚金刑就没有了适用的条件。如果对单位施以限制其从事特定业务的资格刑，再加上罚金刑的双重制裁，能够有效惩罚单位犯罪并预防单位再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