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论文第六篇：浅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福建佛教文化的拓展路向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东盟时提出的战略构想。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中国着眼于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十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节点，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在中国千百年来的经济、文化对外交流史中，福建始终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过程中，曾先后涌现了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重要港口，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同样，福建宗教在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维系“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海上丝绸之路”中也发挥了特殊作用。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过程中，确定了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历史地位。福建与东亚、南亚、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的佛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拥有人缘、地缘、法缘优势。佛教文化的传播对于21世纪海丝之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佛教弘法源流的历史考据
（一）福建佛教的历史源流
福建佛教历史由来已久，早在西晋年间佛教传入闽地。[1]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初步发展，到唐代，随着闽地的开发，佛教也得以发展，大量僧人入住闽地，兴建寺庙，建寺约715座。[2]五代闽国时期，福建佛教在大护法闽王王审知及其家族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在福建盛极一时。宋代福建佛教更加兴盛，寺院之多为全国之冠。《三山志》载，福州全境，庆历年间(1041-1048)共有寺院“一千六百二十五所”[3]；明代黄仲昭在分析福建寺院时说道：“历晋、宋、齐、梁而始盛，又历隋唐以及伪闽而益盛，至于宋极矣。”[4]由此可见，两宋时期福建佛教的繁盛状况。元代福建佛教虽不如宋代兴盛，但一些着名寺院僧人极多，如泉州开元寺僧人过千。经过不断地发展，明代以来，福建寺院拥有大量良田，明人蔡清在《民情四条答当路》中所言：“天下僧田之多福建为最。举福建又以泉州为最，多者数千亩，少者不下数百。”[5]可见明代福建寺院的发展在全国名属前列，寺产的扩大积累，以及一大批高僧的弘法利生，奠定了福建佛教重镇的基础。清代福建，佛教虽然较明代发展缓慢，但这一时期的不少寺院得到清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亲赐匾额及藏经等。其中，有鼓山涌泉寺、泉州开元寺、莆田广化寺、福清万福寺、漳州南山寺、福州西禅寺等，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福建佛教与东亚、东南亚、南亚之佛教，交流密切、法谊深厚；与台湾地区佛教更是法乳一脉，同根同源。在寺院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福建也涌现了许多佛门巨匠，如百丈怀海、黄檗希运、雪峰义存、鼓山元贤、为霖道霈等古代高僧大德，太虚大师、弘一大师、虚云老和尚、圆瑛法师等近代佛门领袖。这些佛教领袖人物的出现，使福建佛教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二）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弘扬的重要源头
东渡日本。据相关文献记载，福建僧人东渡日本最早始于唐代。日僧元开所着《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是随从鉴真大师渡日弘法的14位弟子之一。昙静在日本担任传戒师并建放生池，对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6]南宋嘉定十年（1217），日本僧人庆政上人侨居泉州，携开元寺《毘卢大藏经》归国。元代明极楚俊（1262-1336）应邀赴日授经，67岁东渡日本，在日本创立大阪广严寺。[7]明代开始，与日本交往也日益增多，福建僧人东渡日本者也越来越多，其中，明代漳州僧人觉海[8]于宽永五年（1628），自中国泉州乘船赴日，在日建庵，后任福济寺住持。[9]还有对日本佛教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黄檗万福寺隐元（1592-1673）东渡。明永历八年（1654）他携弟子30人赴日，先后在长崎兴福寺、崇福寺传法，并于奈良、江户、京都、大阪名寺讲经说法，他得到了将军德川家纲的护持，在宇治（京都府）创建万福寺，创立黄檗宗，并住持京都万福寺12年。日本万福寺嗣后的20余代祖师，亦绝大多数为福建籍僧人。他带去日本的不仅是中国佛教，同时也带去了中国文化，开创了日本的“黄檗文化”。[10]同一时代，福州鼓山涌泉曹洞法脉心越亦在日本弘扬曹洞宗风。在明清时期日本僧人来闽交流的亦不少，如日僧空海从霞浦赤岸入唐，参礼建善寺，又过福州，住开元寺，后转至长安。留学回国后，创日本真言宗。[11]
传扬东南亚。福建僧人赴东南亚弘法，始于清代。光绪年间，鼓山涌泉寺妙莲和尚到南洋弘法，并在马来西亚槟城创建极乐寺，成为马来西亚当地规模最为宏大的汉传佛教寺庙；惠安贤慧赴新加坡创建双林寺。民国时，闽僧转道赴新加坡，建普陀寺；其后，闽僧转岸、广懿、广周、宏船、转逢、广洽、广净等纷纷赴新加坡弘法利生；福州雪峰崇圣寺胜进，鼓山涌泉寺伯圆、明妙，西禅寺慧观，福州开元寺宝松，纷纷赴马来西亚住持一方。南安性愿和尚于民国时赴菲，先创大乘信愿寺，后建华藏寺，并邀大批闽僧住菲弘法；泉州高参于光绪年间赴印尼，住持镇元宫12年。印尼广化寺、西禅寺与莆田广化寺、福州西禅寺有廨院与祖庭的渊源关系。福建僧众还弘法越南，民国时，福州西禅寺永心、醒觉到越南将二府庙、观音庙合并为西禅寺下院，以后西禅下院寺僧又在越南创南普陀寺。[12]
法传宝岛台湾。福建与台湾在地理上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文化上一脉相承，交汇相融。台湾的佛教，大约兴于明末郑成功时代。到清康熙、乾隆年间的时候，较具规模的寺院陆续出现，台湾的佛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闽台佛教关系极为密切，正如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所言：“佛教之来，以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13]就佛教发展而言，台湾光复前，台湾佛教根在福建，与福建佛教同步发展。台湾的寺院创立与福建僧人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台湾的早期寺院多与福建有关，特别是与涌泉寺有着密切的关系。福州涌泉寺不仅向台湾佛教延续了法脉，同时在日常修行、宗门禅风等各方面塑造了台湾佛教的基本框架结构。如慧严法师在《台湾与闽日佛教交流史》中考证记载：“闽南佛教对台湾佛教的影响，从传戒、日常课诵的仪轨，修行的步凋，共住的清规，可说都是传自闽南，特别是鼓山涌泉寺。”[14]又如，蔡南樵在当时的《南瀛佛教》上发文《台湾佛教振兴策》：“各寺院，照支那福州省城，鼓山定例。晨钟暮鼓，每日上殿，课诵三回。寺内分掌事务，男女分别，不得混杂，如若无故，幼妇少女，不许宿泊于寺院。凡为僧侣，要实行戒律的佛教，以造成无上之人格。”[15]同时，在日本殖民台湾以后，不但没有中断闽台之间的交流，反而有所加强。台湾佛教领袖，于1936年8月开始皇民化运动之际，把台湾佛教凝聚成福州鼓山涌泉寺曹洞宗传承的基隆月眉山（善慧开创于基隆灵泉寺）、台北观音山（本圆开创于台北县五股乡的凌云寺）、苗栗法云寺（觉力与弟子妙果开创于苗栗大湖乡法云寺）、高雄大岗山（义永与弟子永定开创于高雄县阿莲乡）四大子法脉，巩固了正统汉传佛教在台湾的社会地位，由此深化了闽台佛教的殊胜法缘。
二、福建佛教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弘法优势
（一）法缘——祖庭及法脉
从福建佛教“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源流中可以看出，福建佛教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得以广泛的传播，兴建许多寺庙，拥有众多信徒。
在祖庭方面，尤为重要的有，福州鼓山涌泉寺为台湾众多寺院的祖庭和马来西亚极乐寺的祖庭，莆田广化寺为印尼广化寺的祖庭，黄檗万福寺为日本黄檗宗祖庭，福州西禅寺为印尼西禅寺祖庭。这些福建丛林寺院与海外廨院之间传承已久，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未间断，这些廨院在当地佛教弘扬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法脉方面，福建佛教以禅宗丛林居多，而在禅宗派系中，以曹洞和临济为主。明清之际，曹洞宗一度兴盛禅林。鼓山涌泉禅寺在诸多曹洞宗派寺院中，传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明末清初无异元来、永觉元贤等禅师住持鼓山涌泉寺，会通儒佛，融合禅教，大扬曹洞禅风，创立鼓山禅，一时大兴禅门。此后，元贤的弟子为霖道霈承继法脉，并经门人惟静道安、恒涛大心至遍照兴隆等，形成曹洞宗之“鼓山系”。鼓山一系曹洞宗禅法传承甚广，清末妙莲和尚传法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我国台湾等地区，开创鼓山法系海外先河。近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一身兼祧禅门五宗，临济、曹洞两宗均承接鼓山法脉。与虚云老和尚同时代的高僧圆瑛法师，其弟子，如明旸、明哲等均承接鼓山曹洞法脉。鼓山曹洞法脉从元贤开始一直到虚云、圆瑛，不但没有中断，而且是近现代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一系。中国现存多数曹洞宗传法道场法脉皆出自鼓山一系。台湾台北凌云禅寺、台南开元寺、高雄超峰寺、苗栗法云寺、基隆灵泉禅寺也皆属鼓山法脉。除了鼓山曹洞以外，临济喝云派也是福建闽南地区法脉传承中传播最广的一脉。喝云派盛于闽南一带，传衍至今，由明末亘信禅师创立，喝云法脉法子遍及东南亚各地，漳州南山寺为喝云派法脉祖庭，漳州南山寺始建于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亘信禅师，师讳行弥。18岁在同安县梅山出家。纳戒于福建省宁德县支提山万寿禅寺樵云律师。崇祯八年嗣法于费隐通容，为临济宗三十二世，得法后在闽南一带卓锡弘化，大振禅风。住漳州南山寺时，纳履盈室，法席盛于闽南，于此开创喝云派，南山寺遂成为喝云祖庭，临济宗大刹。亘信子孙繁衍，各立门户，号为“五云”，分别是：喝云、潜云、锦云、白云和法云五个派系，其他四派衰微不振，唯南山寺“喝云”系独盛。[16]后有南山超元传法南山寺，于永历四年（1650）东渡日本弘法，住持长崎崇福寺，传“盘桂派”。今长崎、东京等寺法裔达数千人。今南安小雪峰寺、厦门南普陀寺、泉州开元寺、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龙山寺等均为其衍派。
（二）人缘——一支庞大的华人华侨信众
福建是着名的侨乡，福建籍海外华侨华人有1500多万人，其中东南亚地区占78%，港澳台也有众多福建籍。台湾超过80%是福建籍，香港有1/6是福建籍，澳门也有1/5是福建籍。改革开放以后，出国定居的新华侨华人有110万，侨区从东南亚一带逐步向欧洲、澳洲、美洲、非洲等地扩展。新侨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思想活跃，理念先进，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较多，正逐步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
福建华侨具有浓烈的宗教信仰情怀，主要有佛教信仰、妈祖信仰和关帝信仰等。旅居海外的华侨在海外生活的同时，也为当地带去了福建的宗教文化。庙宇的兴建是华侨宗教信仰的典型表现，是东南亚地区华人群策群力的结晶，除了作为祀神祭祖的场所之外，还具有联络乡谊、互助互济的功能。由于，庙宇具有慰藉心灵和服务现实的双重功能，因而能够把来自同一血缘、地缘、神缘的华人移民群体聚集在一起。庙宇也因此成为当地华人社会的福利机构之所在，为日后各种会馆及社团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始建于1673年的马六甲青云亭，是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庙宇，其名下设有义山、义学、慈善堂和议事堂等附属机构，负责当地华人的丧葬、教育、医疗，以及民事诉讼等方面的事务。马六甲最早的华人会馆——福建会馆就是从青云亭演化而来的。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从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前来的华人移民陆续建造了他们各自的庙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东南亚华人的增加及其经济地位的巩固，激发了华人的民族热情，并催生了东南亚华人的宗教复兴运动。1889年，开始兴建的槟城极乐寺是马来西亚第一座华人佛教寺院，在鼓山妙莲和尚的带领下，由当地着名华侨张弼士、张煜南、谢荣光、郑嗣文、戴欣然发起兴建寺庙，不少中国高僧陆续应邀前来传道弘法，驻锡极乐寺。而后成立的槟城佛学院与槟城菩提学院等佛教团体，使槟城成为近现代马来西亚佛教复兴与发展的中心。[17]由上可知，福建华侨本身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并在异地兴建道场，开展宗教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福建华侨在推动宗教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地缘——福建独特的地缘优势
历史上福建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泉州、福州和漳州，都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其中，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即宋元时期的主港之一，被誉为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曾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有密切往来，海外贸易的繁盛给泉州带来丰富多元的宗教、民族、文化，并与当地的传统相融合共发展。福州港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通商口岸，唐、五代时达到全盛，与广州、扬州、明州并列为唐代四大贸易港口。明代随着郑和船队在此驻泊与扬航，福州港的商贸地位不断提升。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是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前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是这一时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城市。历史上“一带一路”曾经辉煌过，但又因各种原因发生中断或消失。而福建是少数以不同方式和形式延续至今“活着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和重要节点。历史上，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就曾来到福建，其中东南亚和阿拉伯一些后裔在闽繁衍生息，枝繁叶茂，成为今天泉州人的一分子，目前泉州的阿拉伯后裔有5万多人。泉州作为我国古代东方曾经的第一大港，也成为一个多个宗教、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融合并存的城市。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全球首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2013年又与日本横滨、韩国光洲一道当选为首届“东亚文化之都”。福建作为对台窗口、连接东南亚等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18]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主要内容。从现实看，“一通、二通、三通、乃至四通”的省份不少，但“五通”同时具备的省份不多。“五通”中，最难得的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的核心在于文化的交流和相融。福建在民心相通中同样具有优势。
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福建佛教文化的拓展路向
（一）光大福建佛教祖庭文化，加强法系情谊交流
祖庭，是佛教各宗派海内外传承弟子与广大信众的精神家园，是信仰的清净圣地，是传灯续明的根本道场。祖庭文化体现了宗派鲜明的修行特色，表达了祖师的悲智愿行，传递了宗派传承。如何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推动福建祖庭文化的大力弘扬，加深法系之间的情谊交流呢？笔者认为，首先，整理祖庭与廨院分灯历史脉络，整合历史材料，续写、完善祖庭寺志，梳理法脉传承现状，打造本土祖庭文化名片；其次，建立海外祖庭文化联络交流寺院机制，常态化组织海外法系归山礼祖。在这一点上鼓山涌泉寺已经先行，如在2006年台湾500多僧尼抵达鼓山涌泉寺朝山礼祖，并每年开展互动交流，为当代福建佛教朝山礼祖树立了榜样；再次，深度挖掘祖庭祖师文化，推动丝路各国共同对祖师生平、思想、贡献、影响等各方面深入研究，彰显佛教知恩报恩情怀，继承传统，开创弘法利生新局面；最后，加强海丝之路中青年法系之间的友好交往，僧青年的互动是海丝佛教文化交流未来关注的重点。因为僧青年是人文交流的延续主体，是法脉延续的传承力量，可以采取多元化方式、多领域进行交流，深化海丝佛教文化的互动。
（二）打造丝路共同话语平台，创建福建交流中心，完善文化交流机制
话语共同体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各国应具有的共同目标、相互交流的机制，故而，建立共同的话语体系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它是进入共同体的必要媒介，共同体之外的人员，必须掌握某种特定的语言才能进入这一话语共同体；另一方面，它又是维系话语共同体的必要手段，共同体的发展和变化只有通过语言的参与才能够得以实现。丝路沿线各国属于小语种国家，如何统一丝路沿线各国的交流话语平台，采用合适的国际标准交流语系是开展有效交流的重要基础。同时，应建立健全有效的文化交流机制，如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福建交流中心”等相关交流基地，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设“21世纪海上丝路福建佛教文化栏目频道”，利用多媒体传播方式，采取网络传播模式，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全方位展示福建佛教文化魅力，在健全的机制下，展开多元化的文化交流活动。
（三）打造海丝佛教文化福建研究基地，加强海内外佛教僧才培养
在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规划”第五条中指出：“全面提升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水平，加强媒体间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交流，加强文化、媒体等领域的合作，做好民间友好组织的合作与交流，提高合作向心力。”福建省海丝佛教文化的学术研究，需结合教界与学术界的专业人士来共同推进，依托福建省宗教学优势院校，学术界与教界人士共同参与，与海丝沿线优势高校合作，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福建研究基地”，整合学术资源，确立海丝佛教文化核心主题，立项研究，推出精品成果。同时，应大力加强教界内部人才培养，采取多种培养方式，培养一批具有学术研究能力，具有国际语言沟通能力，具有祖庭法脉传承能力的僧才。作为海丝佛教文化研究福建省的中坚力量，持续性地推动福建海丝佛教文化研究。同时也应考虑海丝沿线有些国家佛教文化教育，以及研究相对滞后，应大力支持伙伴国家培养人才，积极投入，共同发展，不断推进文化发展，分享文化硕果。
（四）凝聚和团结华人华侨信众，发挥纽带与桥梁作用
华人华侨信众作为海丝佛教文化的广泛基础，对佛教文化的推动具有不能忽视的重要作用。应不断加强福建籍华人华侨信众的凝聚力，团结华人华侨信众，让每一位福建籍华人华侨信众，在福建佛教文化中感受到归属感和亲切感，努力发挥华人华侨信众在“21世纪海上丝路”福建建设中的纽带与桥梁作用。
福建佛教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大力弘扬佛教的教理教义，宣扬福建佛教文化的优良传统，还应积极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福建华侨信众历来都保持着慈善为人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整合福建华侨信众资源，促进福建省与海丝沿线各国开展教育、医疗、养老等不同领域的慈善事业的合作，将佛陀本怀思想落实于社会群体，服务于海丝沿线各国的和谐发展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四、结语
宗教文化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不只是社会经济史，而且是底蕴更深、涵盖更广的思想文化史。福建佛教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积淀和久远传播，奠定了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作用与路向。笔者深信，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福建佛教文化必定能够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相融、民心相通中发挥积极作用，再次迎来海丝文化繁荣的景象。
注释
1[1]福建从东汉起就成了东南沿海海上交通的中转之地，根据“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很有可能在东汉至东吴这一时期，经海路来华的西域僧人来福建活动并将佛教传入福建民间。不过，这一时期经海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佛教并没有获得发展。此后，福建与东南沿海其他省份一样，其佛教是从中原向南传播发展起来的。（王荣国着：《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2[2]王荣国着：《福建佛教史·唐代福建兴造寺院区域分布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3[3][宋]梁克家编：《三山志·寺观类·僧寺》。
4[4][明]黄仲昭编：《八闽通志·寺观》。
5[5][明]蔡清：《民情四条答当路》，载道光《福建通志·风俗》。
6[6][日]木宫正彦着，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上卷，第九章第二节，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7[7][日]木宫泰彦着：《世界佛学名着译丛·中日佛教交通史》，华宇出版社，2015年版，第246页。
8[8]“觉海”，有时也作“觉悔”。
9[9]“1628年，明朝僧人觉海率同了然、觉意两位僧人来到日本，于是漳州船的船主们申请以这位觉海为开山，按照兴福寺的先侧，另创建一所寺院，后在施主首领陈冲一的主持下，在岩原乡分紫山修建了福济寺，俗称漳州寺。”林金水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10[10]顺治十一年(1654)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带一批信徒赴日本长崎，开创日本佛教的黄檗宗。隐元及其信徒在日本传播中国的书画、音乐、医药、篆刻、寺院建筑等中华文化，对日本的思想文化产生影响，日本人称之为“黄檗文化”。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福建省志·外事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11[11]于八月十日才在福建长溪(今霞浦)赤岸登陆。空海在赤岸给福州观察使阎济美写信求援。信中写道：“……比及中途，暴雨穿帆，戕汛折柁，随波升沉，任风南北，但见天水之碧色，岂视山谷之自雾。掣掣波上，二月有余。水尽人疲，海长陆远……仅八肋日，乍见云峰，欣悦罔报，过赤子之得母，越旱苗之遇霖。”阎济美深为这封文辞优美、情真意切的书信所感动，当即接待到福州下榻。考虑到空海求学心切，而深秋已至，北风临海，故择定由闽江上溯浦城，然后越仙霞，下饯塘转道运河西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浦城县委员会文史工作组：《浦城文史资料》（第6辑），1986年版，第131页。
12[12]王荣国着：《福建佛教史》，第六章第五节<近代福建佛教向东南亚的传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406页。
13[13]连横着：《台湾通史》，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版，第576页。
14[14][15]慧严着：《台湾与闽日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晖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第135页。
15[16]詹石窗、林安梧主编：《闽南宗教》，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第148-151页。
16[17]王荣国着：《中国思想与文化》中<近代福建佛教向东南亚传播与当地华侨社会>一章，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66-473。
17[18]参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林文生、黄端等：《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研究报告》，载《发展研究》，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