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绸之路的论文第六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周边关系的重构问题
摘要：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周边的地缘空间结构被重塑，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变为多层次的空间结构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互联互通、战略对接、经济走廊建设、命运共同体等措施和理念，建构了中国与周边的边境地区融合空间、国家间基础空间、区域合作生长空间、超区域的理念空间等多层次空间关系，在不同层次的空间关系中，存在着不同的建构逻辑以及推进路径。未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需要中国与周边在多层次空间关系中共同推进，需要国家主体以及次国家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共同发挥作用，需要在以发展为主导的前提下关注周边不同层次的不同需求，创新合作形式，建构中国与周边基于多层次空间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与周边关系; 命运共同体;
Multi-level Construction on China's Neighboring Relations under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LIU Xue-lian SHEN 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With constant endeavors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hina's neighboring geopolitical space structure is re-constructed,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transform China's neighboring relations to relations with multi-level space structure. To be specific, the actions and ideas, including interconnection, strategic synergy, economic corridors and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reconstruct multi-level relations of China's neighboring space structure referring to integrative space in border areas, basic space among nations, growing space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ceptual space of supraregionalism. Therefore, there exist necessities entailing various constructive logics and approaches for distinguishing spatial relations in these spaces above. Future construction for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requires co-endeavor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in multi-level space relations and functions among entities like states as well as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civil organizations; Moreover, it also entails catering to various demands from different neighboring levels on the premise of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s on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so as to construct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in various multi-level spaces finally.
中国是周边环境极其复杂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重视周边的繁荣与稳定。随着中国的发展，周边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重中之重的“首要”,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发展”为主导，进行跨境互联互通、国家战略对接、地区联合与合作，不断重塑着周边的地缘空间结构，使中国与周边关系呈现出多层次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从空间意义上看，中国的周边存在着很大的复杂性与差异性：一是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有陆上邻国14个、海上邻国8个。以往与陆上国家间的边界纠纷和边界安全问题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主要方面。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之后，中国与海洋国家间围绕海洋边界和海洋权益的竞争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而海陆两面如何能兼顾发展始终是中国周边面临的地缘空间问题。二是中国的周边不仅面对很多大国，也面对众多的小国，周边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空间结构关系。其中东北亚地区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是空间结构最具影响力的地区。三是中国周边存在着时空的差异性特点，如历史延续下来的不同社会制度、宗教文化的差异性、现实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以及国家间不同的历史记忆和结盟关系，等等。这些历史和现实所体现出来的空间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往往会带来中国与周边关系中的矛盾性，需要不断优化周边环境，弥合差异，并最终建立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近些年，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周边关系的研究，在学术界成果丰硕。不仅有关于“一带一路”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且有“一带一路”与东盟、中亚、南亚、东北亚等周边区域之间关系的研究，同时，关于“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民心相通等具体项目的研究也成果纷呈。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又提出“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和“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1]491,为深化“一带一路”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在关于中国与周边关系问题上，以往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习惯于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周边，往往将中国与周边看作主客体的关系，习惯从中国对外战略的角度来界定周边和规划周边。而冷战结束之后，周边国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有与其他国家平等交往的强烈诉求，因而“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就是在尊重周边国家基础上平等交往、共同发展的体现。二是习惯于从国家主体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周边的关系，而在现实发展中，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次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的发展也越来越值得关注和研究，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塑造了国家以外层次空间的发展，使我们对“周边”概念产生新的认识。
中国的周边区域是中国安全和发展的重要空间环境，以“发展”为主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纳入一个共同的发展空间中。在此空间中，中国与周边是很难分割的一个整体，更具有主体间性和多层次性，中国与周边地缘相连，发展相系，命运与共。以往的研究，关于“一带一路”对周边空间结构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如何优化空间、弥合差异、协调关系，对于中国乃至周边区域的未来都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将重点从空间视角关注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周边关系的重构问题，并力图在多层次空间关系的分析中找到“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周边关系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二、“一带一路”建设重塑了中国与周边的空间结构
周边是与中国生存和发展直接关联的空间环境，中国与周边国家可谓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当“一带一路”倡议在周边空间被践行之后，中国与周边又增添了新的联系血脉，“互联互通”“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建设”“民心相通”等举措，更将中国与周边联结在一起，让周边空间更繁荣、更和谐。
“空间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原则”[2],人不仅是时间的存在，同时也是空间的存在，国家也是一样。随着全球化发展，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并不局限于国家领土内，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也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地缘上接近的地区往往成为国家发展所依托的重要空间。
(一)“一带一路”建设对传统地缘空间观的超越
从总体上看，“一带一路”建设以“发展”为主导，重塑了中国与周边的空间环境，使中国与周边的关系模式突破了以往空间理论的束缚。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打破了“空间即权力”的观念。传统空间理论将现实主义权力观纳入空间范畴，认为只有争取空间的控制权，才可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增进国家利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就出自这种空间理念，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地缘空间的权力扩张以及对地区霸权的追求。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之日起就是要发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1]506-507,将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用“发展观”取代“权力观”,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摒弃了海陆二分对抗的观念。传统空间理论将世界看作是由海权与陆权组成的对立的世界，按照这种观念，“国际政治实际上就变成了海权对陆权、‘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之间不容怀疑和反复进行的斗争，它们不仅被视为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而且也被视为国际政治实践的基本内容”[3]。“一带一路”倡议将陆上发展为主的“一带”与海上发展为主的“一路”相结合，彻底摈弃了海陆二分法，将冲突和竞争转变为合作与共赢，从而构建海陆联动联合的空间研究模式。
再次，“一带一路”建设打破了国家中心主义的观念。传统空间理论都是服务于国家的，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立足点，以理性选择为视角严格计算本国的成本与收益[4]。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主张平等参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因此，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扩大地缘势力范围、获取地区霸权等主张完全出自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想象，而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发展为主导的，它要搭建起的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平台、和平交往的桥梁，是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是新时代的空间发展理念。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建了中国与周边的多层次空间结构
“一带一路”建设对传统空间观念的超越是与时俱进的体现，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关系越来越相互依存，世界的整体性联系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发展越来越有赖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而地缘相近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则更具有基础性和便利性。因此，世界的整体发展以及各国发展的需求为中国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创造了前提，也为周边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条件。
单纯从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来看，从2013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传统空间理论中，往往将地缘上邻近的国家视为敌人或竞争对手，比如汉密尔顿曾说：“从对社会发展的长期观察得知，彼此相邻、亦即位置临近，构成国家的天然敌人，这已成为政治中一条不言自明的道理。”[5]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也曾经讲过：“地理因素，特别是政治实体相邻，为冲突创造了机会，即享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之间比不相邻国家之间更容易爆发冲突。”[6]而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这种邻近空间容易产生冲突的观念正逐渐被“边际效应”所取代，这种“边际效应”就是“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7]。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地缘联合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纽带，以协调合作、共同进步为目标，大大减弱了空间中地缘政治的对抗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地缘区域的整合。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所开创的空间中，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打破了国家主体的单一交往模式，更呈现出次国家、国家、区域以及超区域等多层次的关系建构。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互联互通，首当其冲打通的就是边界，随着中国与地缘上相邻国家间边境地区的开放，边境贸易和人员交流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中最具融合性的空间，次国家政府、企业、甚至个人都成为跨境交往的主体。其次，在国家层面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资源禀赋、技术优势、发展阶段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这些差异性也带来了优势互补的可能性以及合作的巨大空间。这种以不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为主要形式的合作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也成为中国与周边关系发展的最基础的空间。再次，在区域层面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推动了区域的重新整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主要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共同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所依托的地缘区域就是国家最重要的发展空间，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我们将区域视为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生长空间。最后，就是在超区域层面，中国要实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这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整个“一带一路”建设和未来世界发展的目标。
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改变了中国与周边的关系模式，形成了中国与周边的多层次交往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与周边的整体空间关系。在不同的交往空间中，中国与周边建构着不同的合作关系模式，并共同建设着未来和平、繁荣、开放、创新的新型周边。
三、“一带”建设对中国周边关系多层次空间建构的逻辑思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构了中国周边的空间结构，使周边单一的国家间关系变成多层次关系，即次国家层面的跨境关系、国家层面的互动关系、区域层面的合作关系，集中体现了“一带”建设中的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发展逻辑。在这种“多层次周边”关系中，相邻国家间关系是基础，然后向次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进行延伸，它模糊了两个界限：一是国内与国际的界限，将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相连接；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发展界限，通过战略对接和区域合作，使国家间的利益进一步相融合、相交叉，形成利益共同体。
同时，不同层次之间并不是孤立发展，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的关系[8]。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还是以“发展”为主导、分层次来进行分析。根据中国与周边互动关系的不同发展状况，我们将边境地区称为融合空间或共生空间，将国家层面的互动关系视为基础空间，将区域层面视为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生长空间，将超区域层面视为想象空间或理念空间，就是要建构理想中的命运共同体。由于国家层面的互动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关系被人们普遍关注，学术界也发表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在探讨中国与周边关系多层次构建的逻辑思路方面，主要关注其他的三个层次。
(一)边境地区共生关系的建构逻辑
中国的陆上边界线长约22 000多公里。1992年中国开始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国务院发布一系列文件，并陆续批准十几个沿边开放城市；2008年又在财政和税收等方面进行政策调整；2015年国家下发《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将沿边开发和深化与周边国家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力图使边境地区成为“一带一路”的“先手棋和排头兵”[9]。
由于中国与相邻国家实施边境开放政策，边境地区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边境地区的互联互通得到长足发展，并且在边境地区逐渐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独有特色，经济的一体化、安全的共生性、文化的趋同性，使边境地区成为跨境融合的发展空间。
边境地区跨境融合空间或共生空间的建构逻辑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性的互动。“一带”建设的互联互通有赖于边界功能的转变，即边界从“屏蔽”功能到“中介”功能的转变。边界(Boundary)过去是一条“没有宽度的线”,是划分不同政治实体及其管辖地域的政治地理界限[10]。以往国家在边界地区主要是要“竖篱笆”,为有效维护国家主权，边界地区一般都有军队把守，军事和安全占主导。随着国家边界的开放，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边界从一条线逐渐变成一个地区——跨边界而存在的边境地区(Borderland),发展与安全并举成为边境地区的主要特征，而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铁路、公路等的修建进一步强化了边界功能的转变，以及跨境交流的开展。
经济因素的跨界流动使边境地区逐渐成为集边境贸易、商品市场、跨国投资于一体的独特的经济空间，这一确定性的空间带来邻近地区的实质性交流，形成边境地区相互依赖的空间共生关系。而边境地区双边或多边的频繁交流也带动了国家其他地区的发展，边境地区借此开放的机遇也逐渐由发展的边缘地区向边境地区发展增长极转变。
二是安全性的联结。在边境地区互联互通发展的进程中，也使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得复杂化。过去的边境地区主要是以传统安全为主，就是确保边界不受侵犯，而边界开放之后，作为推动“一带”建设的副产品，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各种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造就了边境地区特有的空间生态。在这种情况下，开放的边境不仅是经济交流的中介，也成为贩毒、非法移民等的走廊，也是环境污染、文明冲突的爆发区。这种空间生态带来了边境地区在发展中的治理需求，而边境地区的治理结构除了要在国内统筹边境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资源外，更重要的是与邻国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相关企业、组织等建立起跨境合作的治理机制[11]。这种面对共同的安全问题进行共同治理的状况，使边境地区进一步体现出共生关系的特性，而共同治理的成效也会反过来推动“一带”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是社会性的重构。有些边境地区因为历史的原因，存在着跨境民族，以往关于跨境民族的研究都是放在民族问题框架中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在发展的框架下重新审视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跨境民族可以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桥梁”和“纽带”。同时，由于边境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开展，很多边境地区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空间，从语言到习俗，从艺术欣赏到价值观念，从跨境交往到跨国婚姻，边境地区不仅是民族认同最敏感的地区，也是民族身份的重塑地区，这种社会性的重构也造就了边境地区的独特社会环境，带来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共生关系的产生。
因此，随着边境地区的持续开放，边境地区的贸易交流、安全关系以及社会性的重构使边境地区成为中国与邻国间的特殊区域，逐渐形成一种共生性的融合关系。虽然还不能形成像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所设想的“地区国家”(region state)[12],但是很多边境地区在历史文化以及现实基础上所产生的融合与共生的关系已然显现。同时，这种关系还可能向国家内外扩展，影响国家内地其他地区以及国家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发展。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交往中最具现实意义的空间已然发生重大变化，并通过这种变化重构中国周边结构。如果从边境的空间变化看“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空间结构的变化，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讲话中所说的，“5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1]486。
(二)区域空间合作关系的建构逻辑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也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各国都需要在世界的普遍联系中寻求生存和进步。地缘相近的国家之间，由于“边际效应”的存在，国家间的合作更便利，也更容易达成。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区域空间合作关系的建构逻辑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创造了区域空间合作的新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各国都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开放的形势下各国都会推动彼此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或通过进一步的FTA等形式增强经济的获益性。“一带一路”倡议适应了国家发展的需求，通过经济上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实现区域性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的长远目标不是实现双边的点状的合作，而是要着眼于区域，实现带状的区域合作和经济整合。
为适应周边国家在区域空间的发展需求，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旨在打造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从一般情况来看，区域经济合作往往实行规则主导型的合作模式，比如自由贸易区，参与者要通过谈判对合作的内容、方式、争端解决机制等达成一致，然后才能进入实施阶段；而“一带一路”建设是发展导向型的合作模式，立足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采取包容性的多元化的合作机制，如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主要是借助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平台，而中国与南亚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平台[13],在东北亚地区，主要以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来拉动。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合作机制，它不设任何门槛，只要有意愿参与进来的国家都可以平等参与，并共享合作发展的成果，这种合作模式尤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与的机会。
二是以发展为主导的“一带”建设可以弥合差异性，促进区域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在区域空间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差异性并不必然带来冲突，国家间关系的和谐与否取决于区域国家的主动建构。在单极化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其发展机制存在着内生的排他性，导致世界的不均衡发展，从而带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14]。“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由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来主导的，而是强调“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各种合作形式，把大家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1]491。
同时，在“一带一路”平台下，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如何以经济的“外溢”效应影响政治，或以经济的全球化改造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是构建区域空间合作关系的重要一环。按照战略分析的路径，战略环境可分为“不变”与“可变”两个层次。“不变”指的是战略运行的“制约性”要素，即战略本身无法克服的客观环境；“可变”指的是战略运行的“可塑性”,即战略互动中各方有共同意愿推进改造的环境要素，“可变”的战略环境往往也是战略运行中各方共有利益的汇集点和生长点。“一带”建设在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基础上，更关注“一带”沿线国家的利益关切和诉求是什么，从而在主观层面重塑“可变”的空间环境，并以各国对新的合作秩序的共有诉求，带动区域机制和秩序的重构。
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创新了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且是“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15][16]。“一带一路”倡议所主张的沿线国家平等参与、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等理念，反映了国际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同时，“一带一路”又是比较特殊的国际公共产品，它既不同于欧盟等区域的规则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也不同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权威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优先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原则，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从补齐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入手，将基础设施联通作为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主导路径，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经济合作与发展[17]。而且，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各国能够在合作生产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中获得更大收益，通过“共建”实现利益“共享”[18]。
(三)超区域层面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人类生活的空间是由人的选择和人们的实践活动所塑造的。传统的地缘空间理论将空间视为竞争的场所，往往选择对抗和冲突的政策，从而带来空间发展的困境。“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19]。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将空间视为共同发展的场所，协调与合作是各国的主要选择。“一带”建设就是要在区域空间合作关系建构的基础上，将周边空间打造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使中国周边由利益共同体发展成命运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主要体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的协调、责任、平等、包容、尊重等理念。
超区域层面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主要是处理好周边空间的以下三类关系：
一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国之间是零和博弈，还是协调共存，这是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基础，其中的关键就是各国能否将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和目标当作自我生存的价值和目标。在大国关系的认知中，我们不能单纯用西方的“权力政治”理念来解读，从而陷入权力转移的“修昔底德陷阱”,更不能用西方的理论逻辑来支配现实，从而带来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实际上，在世界整体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状况下，任何大国都处于关系之中，世界不再是大国的世界，大国都是世界中的大国。“一带一路”建设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强调的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主张大国协调，消除对抗。
在“一带”建设中，中国力图与周边大国建立起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如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中，两国在双边与多边关系中相互尊重各自的利益关切，在共同维护地区秩序稳定的基础上，积极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中国东北振兴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的对接，中俄在上合组织等地区组织中的合作，等等，显示了两国在多层次空间中的积极互动及协调合作。再比如，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在努力弥合冲突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积极推进；中国和印度之间，虽然边境冲突时常发生，但是两国在金砖国家组织、G20等框架下的合作也呈现很多成果。总之，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必然会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基础。
二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共同体理念倡导平等和理解基础上的包容，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对于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性。所谓小国是关系中的概念，具有相对性，在中国周边空间中，小国更多的是指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以往权力政治主导下的国际关系中，小国的发展往往是被忽视的，或者是被压制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搭建了平等参与及共同发展的平台，将周边各国的发展都放在了共生性的系统之中。
实际上，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体系，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对整个世界来讲是危险的，同样，在周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很容易导致空间矛盾的激化。发展中小国的发展状况不仅会影响到周边空间的稳定，而且会影响到周边空间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所主张的共同发展不只是对发展中小国的尊重，更是大国对地区未来繁荣和稳定的责任。周边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最终都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三是对各国制度和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共同体追求的不是同质性，而是包容多元利益和权利的存在。西方学者所主张的“文明冲突论”是建立在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的观念基础上的，其中包含着西方发展的优越感。“一带一路”建设包含了众多不同制度和文化的国家和地区，但“一带一路”建设绝不是要消除差异，而是主张文明互鉴，尊重各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五通”之中，包含着“民心相通”的重要方面。民心相通是其他四通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未来“一带一路”持续推进的重要保障。民心相通不仅要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借鉴，而且要实现共同发展中的集体认同和文明间的交融，从而使周边国家在共同利益增进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起命运共同体。
四、“一带”建设对中国周边关系多层次空间建构的路径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我们对“周边”应该有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不是着眼于周边地理范围的变化，而是着眼于周边空间的多层次重构。不同空间层次有不同的发展逻辑，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与周边的彼此“互动”的空间体系，而且这种互动是不断递进、紧密联系的。从不同空间层次的建构路径来看，多主体的推动、多领域的需求、多举措的配套等成为主要显现的方面。
一是多主体的推动。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除了国家作为推进的主导力量之外，边境地区的次国家政府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次国家政府参与国际合作，是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产物，而边境地区的次国家政府实际上站在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前沿。在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次国家政府在中央政府“先行先试”的政策之下，充分发挥边境地区的各自优势，不断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取得很好的成效，并创造了“一合多府”“一府多合”“多合多府”1等多种合作形式。此外，企业、跨国公司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着“先行官”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平台和契机，同时，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也积累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有能力帮助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高铁、电力等产业的发展；还有一些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在体育、教育、人员等交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多领域的需求。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以发展为主导的，但是在不同空间层次也涉及其他领域的需求。在边境地区的融合空间里，由于边境开放和边境功能转换，边境地区成为安全与发展并举的独特地区，没有安全就不可能发展，而没有发展就不可能保障安全，同时，边境地区的社会化重构使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从“共存”到“融合”到“共生”,这种安全与发展并举的观念也延伸到其他层次中。在国家与区域层面，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有强烈的合作需求，“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将利用好丝路基金、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以及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等，共同建设铁路、公路、管网等设施以及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以实现周边多层次空间的联动发展。在互联互通的其他方面，将加强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流通，为经济增长提供发展动力和广阔空间。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发展方面还有创新和绿色的需求，我们将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同时，“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1]492-493。总的来说，发展是各国和世界永久的需求，一切都是为了发展，安全和绿色是发展的保障，创新是发展的动力。
三是多举措的配套。在边境地区的融合空间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利用“边缘性”的区位优势，与邻近国家建立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通过跨边界合作的凝聚，把一国的边缘区位转化成核心区位，减少地理距离的磨损，增进边境地区的共同发展利益。在国家间的基础空间里，“一带一路”创新出国家间合作的新方式——战略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与蒙古国的“草原之路”等进行战略对接，在对接中实现能源、矿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的战略性合作。这样的合作使双方能够保持一定的舒适度和互动性，即合作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求，提出对接及合作的方式。2在区域层面的生长空间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原有的地区合作组织之外，又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和便利的合作平台——经济走廊建设，充分发挥地区国家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有效展开合作，共同规避风险。在超区域的想象空间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努力方向主要在于凝聚共同利益，培养集体认同，为建构命运共同体积累基础。
总之，在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多层次构建中，实现多层次相结合，在多主体的推动下，适应各国的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的推进举措，应该是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个有效路径。我们应该相信，如果按照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建构的中国周边多层次空间的发展逻辑，将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贯彻到“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中，超越西方“传统空间观念”和“权力政治思维”,以“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那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有效面对世界风险的挑战，中国与周边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最终实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都将是可以期待的现实。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 [美]爱德华·W.苏贾，等.寻求空间正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7.
[3]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0.
[4][美]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J].外交评论，2016,(3):7.
[5][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106.
[6][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85.
[7]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6.
[8]刘雪莲.论“中国周边学”中的中国意识与理论边界[J].国际观察，2020,(6):55.
[9]刘雪莲，欧阳皓玥.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研究[J].国际安全研究，2019,(2):15.
[10]汤建中，张兵，陈瑛.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以东亚地区为例[J].人文地理，2002,(1):9.
[11]刘雪莲，刘际昕.从边疆治理到边境治理：全球治理视角下边境治理的议题[J].教学与研究，2017,(3):62.
[12]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16.
[13] 李向阳.建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N/OL].人民网，2016-09-07.(2016-09-07)[2020-10-15].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907/c40531-28696258.html.
[14]孙祁祥，锁凌燕，郑伟.“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风险及应对[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6):101.
[15] 王毅：“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N/OL].新华网，2015-03-23.(2015-03-23)[2020-10-22].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3/23/c_1114735852.htm.
[16] 外交部部长王毅：“一带一路”为迄今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EB/OL].网易财经，(2017-03-09)[2020-10-22].http://money.163.com/17/0309/05/CF2I36IP00258056.html.
[17]朴光姬.“一带一路”与东亚“西扩”——从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构建的视角分析[J].当代亚太，2015,(6):62.
[18]刘雪莲，李晓霞.论“一带一路”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创新[J].阅江学刊，2017,(5):14.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14.
注释
1本文将“一合多府”定义为发端于一国一个地方政府的一项合作涉及对方多个地方政府;“一府多合”指一国一个地方政府推动的多项合作只涉及对方一个地方政府;“多合多府”是指双方多个地方政府均参与多个合作项目。
2战略对接:2018中国对外合作关键词,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1399455750162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