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我国的经济建设，整体上存在着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问题，最终形成了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农业、轻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相当落后。针对这一问题，中央政府于1979年提出了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为方针的国民经济调整策略，以扭转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通过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通过调整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使得农业的基础地位开始明确；通过调整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使工业发展失衡结构得到调整。正是藉由此次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农业发展才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一、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重农举措及农业发展
（一）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业发展的春天
文革结束之后，党中央深刻反思建国以来的经验与教训，纠正极左路线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并再次确立经济建设的总方针。1978年5月10日，复校后的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刊发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由此引发了国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理论铺垫。正是在国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背景下，安徽凤阳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小岗村的十八户村民冒着必死的决心在那份“大包干”契约书上摁下了自己的手印，由此拉开了我国新时代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8年到1982年属于新时期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重点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以及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到1982年基本上实现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与国家、集体的关系也由原来的缺乏生产积极性的“工分制”变为相对灵活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一改变极大地激活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改革开放后关于“三农”问题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央加大了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改革与扶持力度，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1983年发布的第二个“一号文件”,对当时农村经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2].1984年发布的第三个“一 号文件”,再次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认为它“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2].同年，邓小平针对当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3]并告诫党内工作的同志们，“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4],因为，“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3].1985年发布的第四个“一号文件”主要是减轻农民负担并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1986年发布的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主要是着手应对1985年以来出现的农业发展滞后、农民负担加重的局势，重新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农业发展上的政策倾斜与农业劳动者从集体化劳动向个体化劳动转化后所释放的积极力量，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合力，共同为改革开放后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赢得了一个短暂的春天---工、农，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并实现了历史最低，“1978年以来，剪刀差大幅度缩小，1982年比1978年缩小58 . 97 % , 1984年 又 缩 小 了6 . 54 % ”[5].同 时“1981-1984年 , 农 业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高 达10 . 9 %,农业的这种高速度增长在后来的改革进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6].从1978年到1984年，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了平均7.7%创历史最高水平，以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9年的2.57:1降低到1984年的1.82:1,实现了历史最低。
（二）对农业优惠政策的收缩以及“三农”问题的凸显
1985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的“合同定购”,再加上经济改革中心的转移---由农村转向城市，“农业基建投资占的比例由1979年的11.1%下降到1985年的3.4%”[7].因此，农业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由7.6%下降为4.1%”[7].而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却逐步加重，“1989年农村人均负担相当于上年纯收入的10%-13%”[8].而相对于农业优惠政策的收缩，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工农业投资比1979-1989年平均为10.7:1.其中，1988年和1989年分 别为17 . 71 : 1和20 . 4 : 1 ”[9].因 此工业的增长速度由“1979-1984年的平均9.5%,提高到1985年的21.3%,1985-1988年 平 均 为17.8% ,1988年为20.8%”[10].
由于政府在工农发展方面的投资偏差，使得工农的发展严重失衡，据统计，到2002年，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所占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28.1%下降到15.4%.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 在 逐 年 不 断 拉 大 ,1990年 城 乡 收 入 比 由1984年的1 . 82 : 1上升为2 . 2 : 1,1995年城乡差距拉大为2.71:1,到2003年更是扩大到3.24:1的历史最高水平。“按国际劳工 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城乡差距超过2 : 1的国家只有3个，我国便是其中之一”[8].工农业发展的失衡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农业发展的滞后，而由农业发展滞后所带来的工农差距拉大则进一步导致三农问题集聚，并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让人困惑的是，这一时期农工发展的失衡并非是“农业国民经济基础地位”方针的动摇，相反历届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强化着这一方针。1990年，邓小平在看到我国农业的发展基本实现了“第一个飞跃”之后，鼓励同志们继续朝着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努力，即“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3].1994年，江泽民在福建视察工作时强调：“农业始终是战略产业，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必须抓得很紧很紧，任何时候都松懈不得。”[11]江泽民还多次强调，“三农”问题“不但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11],并从本国国情出发把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因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11].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领导对农业基础地位以及“三农”问题的重视，一方面却是相对于工业发展的农业发展的严重滞后，这不由得让人怀疑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否真的陷入了“黄宗羲定律”[12]的怪圈？然而通过改革开放到20世纪终结期间农业部门的财政收支状况，“农业部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5.0%,呈上升趋势；而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水平则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0年的6.7%,呈下降趋势”[13].由此可以看出，问题很可能是这一时期的重农思想相对于重工思想居于次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