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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市场化文献综述(2)

来源:学术堂 作者:朱老师
发布于:2017-01-18 共13940字
  2.体制说
  
  体制说是从市场与政府或是从市场与计划的视角考察市场,或者其视角具有宏观特征,严格说来,该类文献没有深入揭示什么是市场,而是在说明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的研究都取该视角(陈相如,沈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市场模式”课题组,刘诗白,李斌,慕海平,刘伟,张卓元,卢中原和胡鞍钢,顾海兵,高鸿业,宋红旭,陈宗胜,常修泽和高明华等),国外也不乏代表,如米塞斯、哈耶克和山口重克等。如刘诗白认为“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 从本质上说,是利益相对立的主体间的交换形式和经济运行形式。”国内如陈宗胜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利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经济[10].王冰和陈燕和则认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优化组合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经济资源和调节人们经济关系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体制”.[11]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指出:“市场经济是一个生产手段私有而进行分工的社会制度。”[12]“这个制度的运作是市场在掌舵。市场指导人们的活动,使他们的活动最能满足别人的需要。”[13]“市场价格告诉生产者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14]……等等。米塞斯强调市场或市场经济是以价格为指针的社会制度。这一派的共性是指出市场经济的特质是以市场机制为掌舵或基础、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制度。或者说,体制或制度是市场化的规则形式,是从规则层面体现市场化。那么,规则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市场化,则取决于对于市场及其对应概念实质的把握,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因此,体制说的共性是指出市场是以市场为主导或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或制度,但问题是市场机制是什么,即还是需要回到本部分内容的起始点--市场的内涵。因此,交易说与体制说有互补的关系,即交易说指出市场的实质,而体制说体现了市场的形式。
  
  (二)市场化
  
  市场化的研究经历了从“市场化(市场经济)是什么”到“如何由计划经济’转轨‘或实现”,再到“程度和成效如何”以及当前“如何完善”的历程。当然,就大多数文献而言,这种历程的区分在其作为独立的研究而言,不如此显着且通常会兼及以上各个问题,只是有所侧重而已。但纵向考察和对长期研究市场化的学者而言,这样的阶段性特征是显着的。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末期,我国对于市场化的研究处于启蒙阶段,主题以“市场化(市场经济)是什么”及“如何转轨和实现”为主(陈相如,沈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市场模式”课题组,刘诗白,李斌,慕海平,盛洪,张卓元,卢中原和胡鞍钢,顾海兵,高鸿业,宋红旭,陈宗胜,常修泽和高明华等)。大略而言,与市场概念的界说一致,可将市场化的界定类型划分为体制或机制说以及交易说,还多一类即商品化说。
  
  商品化说认为“商品化”即生产产品由“自给自足”或“计划指导和分配”转变为市场交换来指导和分配,产品商品化程度即是市场化。代表学者和研究者有陈相如、沈立人、李斌、刘诗白和高鸿业等。如陈相如指出市场化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交换原则的渗透,使商品的范围不断扩大,原来不是商品的对象也采取了商品形式,深层市场形成,市场机制深化健全,商品关系愈益加强,市场体系不断趋于完善。我们把这种现象与过程概括为’商品化‘、’市场化‘.”[15]“商品关系深化与商品范围扩大的过程,也就是市场扩展和深化、市场体系完善的过程。”[16]沈立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从不够发达的商品经济向渐次发达的商品经济推进,可以称之为国民经济的商品化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市场不断发育和完善的过程,例如由单一的商品市场发展为多元化的生产要素市场、由区域市场发展为统一市场等,又可以称之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过程。”[17]商品化说体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思想,即马克思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18]当然,商品化是市场化的重要方面,甚或是市场化的表现形式,但商品化来诠释市场化也仅止于此,两个例证支持该判断:如由于信仰等因素的原因,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环境里,商品化率可能会很低;再如价格双轨制下,商品化率不可谓不高,但市场化率却很低。因此,后续的研究摒弃了该思路。
  
  随着实践的推进和理论认识的深入,对市场化的认识由“商品化”过渡到了“机制说”或“体制说”.“机制说”认为市场化主要是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或计划转变为市场为基础的配置体制,其代表有马建堂、顾海兵、宋红旭、卢中原和陈宗胜以及常修泽和高明华等等。如马建堂指出:“所谓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是指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19]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配置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应数量及价格的管制。”[20]陈宗胜认为:“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 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 市场机制从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21]后续的研究如顾海兵和樊纲、王小鲁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等也基本认同“机制说”.常修泽、高明华认为:“市场化是指原先以计划为主的资源配置向以市场配置为主的根本性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企业行为、政府职能、经济运作等一系列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的过程。”[22]张曙光在陈宗胜将市场化作为一个演变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所谓市场化,其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一切特权与歧视,确立平等契约、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的过程,市场化就是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23]樊纲从量化的角度对市场化进行了研究,对市场化进程制定了五个指标,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通过这些指标对我国市场化程度做出评估。[24]
  
  张曙光和盛洪等依循市场概念的定义,从交易角度定义市场化,即市场化就是市场交易替代威权交易或管理和限额交易的过程。如张曙光指出:“市场交易是交易当事人之间的互利合作或博弈过程,不仅双方都能从交易中取利,而且能够创造出合作剩余,交易的生产性和市场的激励约束作用就在这里。因此,市场交易又是不等价交换,讨价还价决定的是合作剩余和交易利益的分配,市场化就是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范围不断拓展的过程。”[25]盛洪认为:“由于资源配置可以被视为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实现的, 所以所谓市场化,在微观层次上,就是任何一个实现资源配置的行动,从政府与其他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转变为平等人之间的自愿交易。”[26]当然,张曙光和盛洪是从交易角度定义了市场化,但这个市场化是交易规模的扩大和拓展的过程,对应缩小的是命令服从关系,而非前文所认定的威权交易。
  
  综上所述,市场化概念定义的前提显然是对于市场概念的界定。对市场是什么界定不明或不予界说,就无以界说市场化是什么,而体制说的大多数研究就存在这个弊端。另一方面,现有的市场化文献大多将视角集中于国家或经济体,因此,不自觉的就以国家(或政府)与市场对应的立场予以思考和分析,认为市场化就是商品化、市场体制机制的建立乃至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实质上,市场化不仅体现为计划经济国家(或政府)转轨为市场经济体,任何组织将其交易结构由威权交易转为市场交易都是市场化的表现,如称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中,许多组织尤其是企业将其资源配置由威权交易转为市场交易,俗称企业内部的市场化。显然,从交易结构视角考察市场乃至市场化,其解释力将更强,更具有一般意义。因此,按照交易视角考察,市场化就是交易结构中市场交易数量占比由无到有、由低到高的变化和威权对价格干预的递减过程即为市场化。无市场交易或威权完全排斥掉价格的社会为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社会,而无政府的威权交易或威权干预价格程度为零的社会呈现为无政府的市场经济。
  
  二、市场化程度的衡量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始,国内对市场化的研究主题开始进入量化阶段,即开始量化我国市场化的程度和成效。由于对于市场和市场化概念的异义,对市场化的衡量也纷繁多样,主要呈现为主体层面、规则层面、对象层面和综合型的差异。
  
  主体层面,呈现为单一和多主体,即政府单一主体和政府、企业和家庭(或市场)等多主体。江晓薇、宋红旭主要用企业自主度(企业生产经营权等十四项自主权)、市场国内开发度(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物资流通等六项)、市场对外开放度(进口依存度、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和宏观调控度(赋税负担和政府补贴等五项)四方面来衡量;陈宗胜则从企业、政府、市场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认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各项自主权是否落实、经营体制、企业家的选择机制是否改变等反映了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对经济运行的干预程度和政府机构的精简程度是衡量政府行为市场化的重要指标。市场是企业运行环境及宏观引导信息的载体,价格、价格形成机制、管理体制的改革程度,反映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从主体角度看,这类研究都可谓是企业、政府二元衡量法。王跃生和王蕴[27]借鉴美国传统基金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指标,以政府为主体,以其收入、支出和消费比例衡量市场化程度。
  
  对象层面,主要以产业、区域、商品和要素为主。如卢中原和胡鞍钢提出以国家和非国家的指数来衡量投资、价格、工业生产和商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并以此与经济增长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了我国 1980 年至 1991 年间市场化具有波动性,但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积极贡献和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等结论;樊纲、王小鲁等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等五大方面共 15 项指标,对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测度研究;张宗益、康继军等人在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杂志(Miles 等)以及樊纲等的方法基础上,从政府与企业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四方面用 19 个指标。对我国市场程度进行了测量;顾海兵综合卢中原和国家计委课题组的研究思路,对劳动力、资产、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等四大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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