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3)

　　三、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具有因果联系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毛泽东一直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为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积累和人力资源积累。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良种、化肥的使用以及水利的兴修，改革开放以后很难做到“一包就灵”.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收获最多的“人口红利”,也与毛泽东时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一） 物质资源积累
　　
　　首先，毛泽东时期工业有了重大发展。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时，受战争影响，我国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济极端落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即使是在新中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的1952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4% .到1975年，这一比率颠倒了过来，工业总产值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仅占到28%,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初具规模[10].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从1950-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 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11. 3%”,“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 300万吨； 煤炭产量从6 600万吨增加到44 8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加到1 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于零发展到8 4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万吨； 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 930万吨。”[11]
　　
　　其次，我国在农业发展方面实现了很大突破。70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经推广后，水稻单产量约提高20% .小麦、棉花、玉米等也陆续发生种子革命，产量和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到1976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经由1949年的2 263. 6亿斤提高到5 726. 1亿斤，亩产量从137斤提高到316斤； 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 8万担提高到4 410. 9万担，亩产量从22斤提高到56斤[12].毛泽东时期，水利建设对农业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各级政府的组织下，我国大规模兴修水利。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共新建水库8万4千多座，其中人民公社时期新建水库83 300座，占改革前新建水库的98% .大量水库的修建提高了防洪抗旱的能力，对农业稳产高产起到保障作用[13].此外，70年代开始我国陆续在各地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到1979年这些装置的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化肥施用量迅速提高[14].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的良种、化肥等农业建设和技术改造，农村的发展繁荣想必也是无源之水。
　　
　　再次，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也是巨大的。1964年10月，成功爆发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5月，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同年10月，第一枚核导弹发射成功。1967年5月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进行。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同年12月，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5年11月，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回收试验成功。这些成就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邓小平后来说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5]***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也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6].
　　
　　（ 二） 人力资源积累
　　
　　毛泽东除了在物质资源积累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支持，在人力资源积累上也为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了人口转变的过程。1950年我国的死亡率高达18‰，出生率高达37‰，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达到19‰的较高水平[17].此后除了1960年，我国都呈现出死亡率持续下降，出生率下降十分缓慢的情况。这种低死亡率和高生育水平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大幅度上涨，并在整个60年代达到最高点。到了20世纪70年代，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少儿人口的比重相对减少，老龄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显着提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人口抚养负担降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少儿抚养比和总体抚养比都有很大下降，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得到很大提高。
　　
　　这种低负担的人口结构使得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存在，并集中在农村地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为了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需要，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相当一部分人经历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生活和劳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在计划的方法下受到工人一般的管理和纪律约束，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亿万农民被编制在600多万个生产队中[18].这些经历让他们在离开土地之前已经适应了被组织和管理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改革开放后顺利转型为“农民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在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生政策的保障下，大多数人都接受过初、中级的学校教育，人口素质得到很大提升。1949年，我国的文盲率达到80%以上。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 4%,农村的文盲率为34. 7%[19].中国农村巨大的人口存在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还能够较快适应现代工业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又兼具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自然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长期依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