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对此问题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去否定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期间出现的问题夸大化，认为后三十年的改革背离了前三十年所走的道路，是对前三十年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根本否定； 另一种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来批驳之，认为中国现如今的发展完全取决于后三十年的努力和奋进，并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割裂历史的连贯性，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经济方面亦是如此，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虽然各具特点，但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性，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将有利于我们真正理解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
一、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具有一脉相承性
谈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不禁让人联想到“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等词语，似乎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一些人觉得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是停滞和倒退的。而毛泽东之所以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刚开始进行国家建设，面对的几乎是一片空白，学习和模仿他国的经验是不可避免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了全面封锁和禁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向我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再加上苏联已经有丰富的管理社会主义的经验，所以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进行国家建设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苏联的经济模式实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为核心，并且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行政手段统一调节。在30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期间这一模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联也是在这一模式下于50年代初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就更加增强了其对中国的吸引力。此外，毛泽东在新中国经济建设起步时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与国内一穷二白的现状也是分不开的。薄一波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在统一财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对于当时集中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迅速恢复凋敝的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应付抗美援朝的巨大开支，胜利地完成‘三大改造’的任务，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在这种特定的时代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这种经济体制有其弊端和不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过不利的影响，但是面对当时国外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国内经济落后的现状，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选择建立中央高度集权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为建国初期取得的一系列经济成就赢得了可能。正如1994年12月江泽民在天津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所说：“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从历史进程看，苏联能够对付并最终打败希特勒法西斯，同他们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那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作用。”[3]
而且，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深知苏联经验不能照搬照抄，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尽管我国在“一化三改”的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效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我国走的是一条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不同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方式。这一阶段我国作出的重大决策已经带有两重性： 除了在宏观方向上与苏联保持一致性，还在微观决策上保持了中国特色[4].1956年，毛泽东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并以此为起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做足了准备。
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有学者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是工业化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机制，都有积极作用，在同一时期也可互相补充。两者并不代表历史的不同方向，不代表根本对立的两条道路，而是同一历史方向，同一历史任务的不同历史阶段，或者是不同发展形式。只要我们拉开历史视角，就可以看出其相互否定与激烈斗争，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暂时现象，那种冤冤相报的非理性态度是幼稚可笑的”[5].正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计划和市场两方面的制度优势得到了极大发挥，使得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累积的各种发展资源得到充分调动，才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因此，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两条道路，而是一脉相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