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主要代表着作的资本理论是科学的理论。百余年来，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为世界工人运动提供根本性的指导，有力地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如今，资本主义进化到一个新阶段，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后工业社会等表征当代社会特征的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好像失去了往日的光华，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境遇也并不乐观。在国内学术界、象牙塔内，《资本论》已经被边缘化了，趋之者寥寥，避之者日增。打着马克思的招牌而贩卖非马克思货色的篡改者，大有人在，公开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在一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层次上，《资本论》也早已远离了人们的话语世界，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从表面看起来，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渐行渐远。针对这种状况，国内不少学者从哲学、经济学等不同角度深刻地证明，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不是疏远而是更加紧密，但是，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其实，割裂二者关系的直接原因在于对以《资本论》为主要代表作的资本理论的误读。
一、对《资本论》的三大误读
《资本论》揭示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在根本利益上的对抗性。无论资本主义如何改良，这种根本利益上的对抗性没有丝毫改变。《资本论》依然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是我们研究《资本论》时必须坚持的基本点。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只能以阶级利益对抗的方式生存下去，可是，非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则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延续。例如，封建时代的资本，既有资本家也有工人，但并不存在这两大阶级的对抗（甚至都无法形成这两大阶级），资本以破坏性地依附于封建制度的方式逐渐强大起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是一种更加高级的新型资本，造成两大阶级对抗的社会条件基本消失，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资本只能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可见，如果把不同社会条件下的资本不加区别地视为千篇一律的面孔，就会以对抗性的思维方式看待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
误读一：把《资本论》简单地定位于资本批判理论这种误读的实质是片面看待资本的历史作用，把资本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结果是否定资本，进而否定《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多数人认为，《资本论》就是批判、否定资本的，因为资本是一种贪婪的、邪恶的力量，"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马克思的这个着名的论断往往成为人们反对资本的有力证据，并以此证明《资本论》就是资本批判理论。
的确，这个论断充分而彻底地揭露了资本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苦难，可是，对此不应做片面的理解：一是应当承认，这个论断确实包含着来自于道德上的对资本的谴责，但决不能由此就片面地以道德批判代替马克思针对资本的起源而展开的客观的、历史的分析。二是应当承认，西方社会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其残酷性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即使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直到当今社会，资本的社会作用也不都是良性的，其罪恶的一面也经常令人发指。有时，资本为了利润，践踏法律、破坏社会公正与和谐，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危害和平，等等，这都是事实。但资本对人类文明的积极作用同样是不容忽略的，我们既不能以资本出身之恶否定资本的历史必然性，也不能以资本的内在之恶而彻底否定其客观的积极作用。三是看待资本的立场，马克思站在人类思想的巅峰，辩证地看待资本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并指明资本的最终归宿。现实中，大多数反对者往往站在落后的小生产者或者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以非历史、非辩证的眼光盲目否定资本，期盼社会倒退到想象中的"田园诗"般的旧时代。
因此，面对资本，我们不能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来简单地痛骂、批判、排斥以至于否定资本，而只能立足于现实，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区别开来，具体地分析其社会效果。
误读二：把《资本论》定位于纯粹的经济学着作这种误读的实质是把资本范畴中包含的经济意义与哲学意义、社会意义分割开来，即把资本仅仅看作是一个为了有效配置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范畴，把资本等同于货币、商品、机器设备等，即等同于"物",结果是要用声称"价值中立"的西方经济学取代《资本论》。从研究方法上看，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为对象，从不同的角度细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而且还可以细分下去，并把数学计量的方法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关于资本的研究变成了数学的一个分支和应用。
按照这种思路，作为一种物，资本的一切运行轨迹都是可计算、可预测的。然而，数百年来发生的无数次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表明：把资本视为单纯的经济范畴的观点是错误的。以错误的观点为基础，采用机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运用数学方法来计算和预测资本的运动，其结果的有效性是可疑的，或者根本就是无效的。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合理性，但是，从哲学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看似精确，实则是以"掷硬币"的方式来预测资本运动，远远没有、也无法达到科学的水准。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资本这种物中包含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更无法理解这种物的有机运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也建立了大量的数学模型，其主要意义在于说明以资本的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本质，以便于让普通人都能理解。我们不能把全部模型视为不变的公式并直接运用于全部经济活动。尤其是，为了直接把握资本的本质，马克思把资本体系以外的、对资本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诸多因素（比如，人口数量、地理环境、资源状况、社会传统、国家政策、非资本的经济形式、国际关系、国际形势等因素都对资本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视为恒量，而实际情况是，资本必然受到资本以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把所有的变量以及各种偶然因素都引入数学模型中来的话，就不可能把握资本的本质，甚至无法进行科学研究。因此，把马克思构建的数学模型直接运用于实际的经济生活，企图以此来预测资本的运动，是一种无理的要求，是把马克思的观点当作一成不变的、万能的教条来看待的错误的思维模式。
误读三：《资本论》的"过时论"这种论调的影响最大，流传也最广。"过时论"的实质是把《资本论》简单地定位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结果是彻底否定《资本论》的当代意义。与"过时论"同属一类的另外一些论调，如《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趋同论、修改《资本论》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的修正论，等等，都属于借口时代变迁而否定《资本论》现实意义的论调。
在西方，凯恩斯声称：《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2].他的《资本论》过时论、无用论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保罗·萨缪尔森认为：《资本论》出版后，"即使是最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不面对西方世界实际工资在绝对地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个事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现实是实际工资趋于上升。"卡尔·马克思在他所预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上不仅是不幸运的（指马克思的预测没有幸而言中，或者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引者注），而且他所声称的规律--例如，利润率下降规律和无产者贫困化的规律--并不能令人信服地从马克思自己的概念体系中推导出来。"[3]
并把马克思贬低为一个不太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实际上，萨缪尔森以误读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利润率理论等重要原理的方式来否定 《资本论》，这是西方学者惯用的方法，聊无新意。
在国内，《资本论》"过时论"的论调也很盛行。
面对《资本论》，有的人直接站到反马克思的阵营中去了，主张用西方经济学替代《资本论》；有的人天真地认为，《资本论》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圣经",那么，革命完成了，"圣经"也就失去现实意义了。其实，这个命题至少应该包含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导工人阶级运动的"圣经".的确，这种使命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就基本结束了。二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圣经".因为，我们不仅没有消灭资本，反而要依靠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并且以资本为重要纽带，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基本关系，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的"新",就是要更新传统的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资本的陈旧观念，并把马克思基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创立的科学的资本理论，开创性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新的形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看，《资本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彰显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造成误读的原因极其复杂，根本原因在于把《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并造成了同一个后果：通过否定《资本论》当代价值的方式，彻底否定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因此重新解读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当代价值，成为当前极其紧迫而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二、正确把握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精髓，确立马克思资本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指导地位。
如果在马克思的文本世界中确定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最核心的概念、第一概念，毫无疑问就是资本。马克思开辟了研究资本的新领域、新范式，也正是通过对资本的科学研究，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可以说，资本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精髓，理解其资本概念是理解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前提和基础，离开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来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只能导致虚妄。
1. 把资本视为一种社会有机力量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地剖析了资本的本质，把资本视为一种具有独特精神的社会有机力量，确立了分析和认识资本的基本观点，而且贯穿始终，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4]就是说，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资本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对社会全体成员都产生不同的作用，或者说，社会成员在面对资本的过程中构成了与资本的不同关系。因此，资本不仅表现为在经济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而且超出了经济界限而表现为政治力量、精神力量、社会力量等等。研究资本有机体的这些力量的性质以及作用方式，只能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单纯的经济解释已经无法奏效。
基于资本有机体的观点，马克思确定《资本论》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决非可用金钱数量进行计算的经济范畴，而是把握社会本质的哲学范畴。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指出：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阐明"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6].就是说，《资本论》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资本总体以及资本的具体形态的研究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把握。即研究资本是手段，正确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是目的；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了。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过程中阐发自己关于资本有机体的基本观点："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接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7]
就是说，只有特定的"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才是资本，即只有用于资本的生产的对象化劳动才是资本，资本这种物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因此，资本应当被理解为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资本内部包含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二是资本作为一种力量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后者以前者为前提，二者又相互作用，这种"关系"只有在"过程"中才能把握，即资本是"一个过程".
资本具有物的形式，表现为物，如果脱离了物，资本就无法存在，但不能说资本是物本身，此其一；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核心是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既是资本内在的关系，即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也是资本与其他社会要素构建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此其二；资本是一个有机的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即资本自身的发展和资本与其他社会要素建立各种有机联系，此其三。资本以物的形式，生成特定的物质关系，并体现为一种运动过程，即只有把资本具有的物的形式、生产关系、有机发展过程三个特性融合为一体，才能全面理解资本。把资本的这三个特性割裂开来，或者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特性，必然导致错误的认识。
依据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体的基本思想，可以说，试图用一个永恒不变的公式，以贴标签的方式来把握资本整体，无异于缘木求鱼，纯属无稽之谈。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充分证明，资本有机体从诞生、成长到成熟的过程充满了复杂性，资本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都表现出了不同特性，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
2. 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牢牢抓住资本这个根本
把资本视为一种社会有机力量，就可以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牢牢抓住资本这个根本。资本诞生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发育为完整的形态，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马克思曾经花费了不少笔墨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资本，并用"等级资本"指称封建时代的资本，重点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考察典型形态的资本对于研究非典型形态的资本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并迈出了历史性的跨越，即发展资本不等于蜕变到资本主义（当然存在这个风险），而在于利用资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了"资本"这一概念。此后，"资本"进入党和政府历年的重要文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的主体就是不同形式的资本，即资本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意味着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标志着我们党对资本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如今，从城市到乡村、从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到各类新兴领域，资本获得了广阔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并必然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产生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就是说，资本在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并发出了时代强音。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所有政党、各级政府、其他各类经济力量、社会力量、社会组织、个人等都要直面资本，主动或被动地构建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由于现代资本在中国只经历了极其短暂的发展过程，在实践中，如何处理资本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我们的经验还比较欠缺。由于历史原因，有的人在思想认识上，盲目否定资本、排斥资本的倾向依然很强烈。再加上，资本先天而来的消极作用也会直接影响人们对资本的态度，等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妨碍了人们对资本的深入研究。如果把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就完全堵塞了利用资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本思想，把二者区别开来，才能深刻地理解把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依据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本思想，辩证地处理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当前，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共存于当代世界，彼此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并且紧密联系乃至于融合在一起。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没有过时，完全能够为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发展的方向、规模、节奏、社会效果等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而且，只有依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我们才能妥善处理国内资本之间、资本与非资本之间、国内资本与国外资本之间等一系列的复杂关系。
1. 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一是现实依据。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远远没有达到彻底消灭资本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高度。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8]
建国以来，我们就在实施赶超策略，改革开放前的发展史已经证明，简单地依靠政治动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计划经济作为一种手段，已经不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依靠资本，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快速发展，是必然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利用资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资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条道路必须继续走下去。同时，由于资本而造成的一些社会问题和丑恶现象也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决不能"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9].我们要敢于正视现实，决不自欺欺人，正确看待由于资本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并在实践中加以解决。
二是依据资本自身的特点。资本的社会作用具有二重性，其中包含的文明面为我们鼓励和发展资本提供了依据，而其罪恶面又要求我们采取客观谨慎的态度，正确地引导和控制资本。人们希望只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完全消除其消极作用，但这仅仅是一种愿望良好的空想，实质是取消资本。事实是，只要利用资本，社会效果就必然有利有弊。我们人类还没有创造出一种更加高级的社会力量能够完全取代资本，我们要做的只能是以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方位，进行合理的权衡取舍，采取正确的策略，鼓励和引导资本发展。不是要消灭资本而消除其消极作用，而是要为资本提供必要的发展空间，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协调一致，有意识地培育和赋予资本以崭新的社会主义属性，引导资本沿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资本家阶级剥削工人阶级、增殖自身的工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就是要发挥其积极作用，把资本改造成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手段。
2. 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辩证关系当代世界，资本还占据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服从自己的要求，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各种形式的资本，而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形态。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反而要依靠资本，表面上看，这是明显的矛盾；其实，二者之间并不矛盾。资本是发展的手段，因为，资本能够更有效地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上激发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实现共同富裕，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
从资本发展过程上看，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为了冲破封建束缚的藩篱，资本的革命性的作用是主导。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为了维护资本的统治地位，资本的消极的、保守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迄今为止，资本还没有丧失历史必然性，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凭主观意志人为地取消资本。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拥有一种特殊的"主观意志"--超越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这种精神作为内在动力推动着自身的运动和发展，结果是：资本在推进生产力革命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也同时带来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对自然的破坏、资源掠夺、生态环境的恶化；在推进人类摆脱以人身依附关系为主要特征的封建社会的同时，却生成了新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造成社会关系的扭曲，拜物教盛行；资本在创造了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资本文明替代腐朽没落的封建等级制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本的独裁统治，等等。资本在这种矛盾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也具有一般资本的共性，但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共同控制、引导和改造下，资本的某些属性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接受党的领导，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愿望已经成为其精神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资本的积极作用是主流，这是本质。
同时，其负面作用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来，有时还会很突出。这就特别要求我们要以辩证的态度对待资本，不能因噎废食、一叶障目，而要毫不动摇地利用资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当把资本混同于资本主义的时候，就会在国家战略和发展方向上出现严重的问题；当我们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资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发展状况就好；当没有很好地处理与资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和损失。
3. 在鼓励资本的同时，正确驾驭资本关于驾驭资本的问题，亚当·斯密曾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由于资本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不一致，因此，"在听取这个阶层提出的关于任何商业新法或法规的建议应当极为审慎，而且在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认真考察后不应轻易接受；在考察时不仅应抱以最大的细心，甚至还应抱以最大的怀疑"[10].马克思则把资本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并设想未来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抽象为一般历史哲学的公式，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视为每个民族必经的历史阶段。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举，我们的资本没有"主义"这条尾巴，属于非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非典型资本。面对这种非典型资本，我们没有现成的、可以直接拿来套用的科学理论，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供借鉴，只能在实践中，以马克思资本理论为指导，把鼓励资本与正确地驾驭资本统一起来，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在鼓励资本的问题上，要依据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体不断变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深入资本有机体的内部，并通过内外部各种因素的作用，改变资本的某些属性，生成新的属性，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融洽。也就是说，要科学地利用有机体可变性的特点，把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与资本的内在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资本有机体植入崭新的社会主义因素，并防止其生成"主义"这条尾巴。只有这样，资本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并转化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过渡的桥梁。
当然，我们决不能以鼓励资本为由，像现代资本诞生初期那样，放任资本在利润的驱动下脱缰野马似的肆意狂奔，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伤害社会，破坏地球，重走历史的弯路。因此，必须积极引入国家和社会的力量，遏制其罪恶面，尽可能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资本文明带来的成果。
在驾驭资本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同时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 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实践中，就是采取主观主义态度，不顾资本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观臆断，推行专制和独裁统治，妨害社会进步。二是以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11]
为借口而采取消极的宿命论态度。这种观点表现在实践中，就是毫无作为，放任资本肆意支配一切社会要素，致使社会倒退到资本主义时代。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只有同时反对两种错误观点，才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有效地驾驭资本，把资本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的程度。
在当代中国，依据马克思资本理论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整体，着力把握其运行的具体规律，为我所用，这是必须要加以解决的、极其紧迫的重大课题。如果脱离资本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无视资本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头来危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可见，面对资本，我们既不能否定资本、取消资本，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放任资本恣意横行，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只能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鼓励并正确引导和驾驭资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资本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在更高的层次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保持高度的统一。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资本理论，已经创造并正在创造马克思主义最光辉灿烂的"当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