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着作中，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在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三版) 》) 的过程中，他又探讨了社会主义矛盾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精辟的观点，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矛盾学说。
1 正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客观存在
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着作之前，毛泽东对此问题作出过明确回答: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并充满矛盾。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指出: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的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1]231同月，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到“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2]44。12 月，毛泽东和黄炎培谈到: “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3]2551957 年 2 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他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毛泽东强调，“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想法。”[2]204“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2]213; 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只会使得“他们在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2]213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一次指出: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3]642以上论述，非常清楚地表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并充满矛盾。也即是说，毛泽东意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各领域存在矛盾，处处有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矛盾。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与《矛盾论》中阐述的矛盾普遍性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在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三版中) 》的作者，虽然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但是他们还没有把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仍没有意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书中的诸多阐述，如: “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4]74; 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4]187; “‘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4]421等等，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矛盾。毛泽东针对上述无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说法郑重其事地给予了深入批判。“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 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4]187 －188; “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4]75在毛泽东看来，唯物辩证法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抛弃的武器，对立统一学说是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视角和出发点。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在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着作“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4]59的同时，毛泽东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领域存在的诸矛盾。例如，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不仅指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存在矛盾，“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是根本性的差别”[4]293，而且它们自身内部也存在矛盾。在全民所有制内部，有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同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有地区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4]293在集体所有制内部，集体与集体之间，集体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是经常存在而又不容易解决好的复杂问题。“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4]286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毛泽东认为，农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4]213，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工业创造积累”[4]216，提供工业所需的农业产品。“农业不上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4]212另一方面，工业发展了，不仅能够为农业提供其所需的生产资料，提高生产率，“从农村解放出一部分劳动力，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4]215，而且，“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4]211，能为农产品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此外，毛泽东还阐述了社会主义其它具体形态的矛盾，如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矛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矛盾、计划与市场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等等。毛泽东没有掩盖、回避矛盾，他的这一态度，“可以说是他的‘实践论’的哲学精神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体现，是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5]这是有效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前提。
2 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存在的原因
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基础上，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国情，结合苏联经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原因。
1957 年，毛泽东曾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着作: “斯大林在很长一个时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6]157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214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2]214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各领域矛盾产生的根源。他倡议，要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矛盾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人民群众提出的某些物质要求没有得到的满足。1957 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分析 1956 年少数人闹事事件原因时指出: “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3]350 －351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在此坚持了这个原则。在他看来，如果干部能够关心和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或者在不能够满足时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矛盾就不会激化，甚至不会产生。他强调要重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特别是要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 “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的增加农产品的生产”[4]211; “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4]283; “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4]305对于工人，他说，我们要注意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4]283同时，他提出，“工资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4]41。
毛泽东还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薄弱，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1956 年，他在《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的报告中提到: “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 “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 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2]107毛泽东认为，如果不对群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就可能存在分歧，意见无法统一，进而影响团结。1957 年，他又指出: “闹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教育。1956 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对于群众缺乏教育。”[2]263在毛泽东看来，由于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人民群众对其认识还很模糊，甚至是误解。他们往往只看到了社会主义美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的不完善。因此，群众往往会产生过高期望，矛盾由此而生。
毛泽东很重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可能会激化矛盾。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4]246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许多矛盾，就是因为没有做好这篇文章而引起。他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4]139，如果他们的这些权利得不到保障，人民群众就会产生不满情绪。毛泽东特别注意管理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2]236 －237在他看来，正是由于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使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在根本利益上高度统一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却出现了矛盾，甚至导致了矛盾的激化。换言之，毛泽东认为，只有“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4]26; 破除“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4]40; 努力克服管理中的官僚主义，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诸多矛盾。无疑，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从社会主义民主这一重大问题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产生的深层原因。
3 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解决的途径
正视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探寻矛盾存在的原因，目的在于处理和解决矛盾。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矛盾思想的落脚点。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他不赞成采用掩盖、回避的态度，也不赞成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而主张乐观、积极主动、正确地加以解决。“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2]242要“揭露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3]117。
毛泽东认为，解决社会主义矛盾，首先是要严格区分社会主义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2]204 －205毛泽东指出，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 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2]205。进而，他强调，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2]206他反对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或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敌我矛盾。
对于不同内容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主张通过不同的途径加以解决。
对于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要求，毛泽东的基本设想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增加全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分配。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大力发展生产，应是有计划的、服从于社会主义需求的进行。“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4]17; “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4]196，“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工作要有步骤。”[4]302他反对无政府状态下盲目的社会生产。
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要做到按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并非易事。大多数时候，社会生产的产品，经常不是多了就会少了。“大家还记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一个风潮煤多了，一个风潮糖多了，又一个风潮钢铁多了，过不了多久又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4]13对于如何发展生产，毛泽东认为，广泛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有效的方法。“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4]198在他看来，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可以快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较短的时间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既要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4]200，也要“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4]231。他非常重视普通群众的科技发明，“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革命运动相结合”[4]231; “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4]253。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 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4]286关于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分配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和努力程度存在差异，我们要承认不同社会人群的收入差别，反对平均主义[7]。但是，他又不赞同扩大这种差别，过分贫富悬殊。他强调，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劳动者“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4]155，要注意防止出现高薪阶层。“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4]193毛泽东多次批评苏联没有处理好物质利益分配问题，导致“苏联有个高薪阶层”[4]282，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他看来，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某些群众占有大量的物质财富，另外一个群体能够获得的物质财富就必然会减少。“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4]75。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途径。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物质贫乏，生活资料短缺，并且存在差异和不平等，还必须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来防止矛盾的冲突和激化。“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4]274; “教育人民，要把个人的、局部的、眼前的利益，服从集体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而努力奋斗。”[4]286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只有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用共产主义理想鼓舞那些物质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的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才能使他们不为个人的、目前的物质利益没有得到满足而耿耿于怀，才能使他们能服从大局、立足长远，为了未来美好的生活，而继续努力地生产和工作[8]。特别是，毛泽东认为，农村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加之还要为工业化“受一点牺牲”[4]288，农民群体的物质需求，特别是中农和贫农的物质需求经常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因此，要加强对于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消除他们因物质需求没有满足而生产的不满情绪。另外，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极大多数人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有一些工作者却不老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4]189，要使那些“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的人转变过来，变成对社会主义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勃勃”的人，“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4]189。最后，毛泽东主张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来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4]188。“我们要用辩证唯物论教育全体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4]193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完全克服”[4]188，如果我们及早注意这个问题，“在群众中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对全体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4]591，就能防止资产阶级死灰复燃，将可能激化的矛盾消除在襁褓之中。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干部同普通群众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试图做出综合治理。毛泽东认为，广大干部参加劳动有利于克服干群之间的矛盾。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一文中就曾提到: “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 不是一般干部) ，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 哪怕是很少一点) 。”[2]294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每提到干群关系时，毛泽东都强调要让干部参加劳动。“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4]40; “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干部参加劳动”[4]246; “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4]247。在毛泽东看来，让干部参加劳动，能让“群众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一起的”[4]41，增加干群之间的感情，让群众感觉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2]355。这样一来，干群之间的关系就融洽了，他们就能打成一片。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让群众参加管理，也有利于克服干群之间的矛盾[9]。他指出，群众不仅要参加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奖金“谁发多，谁发少，由每个单位的职工评定”[4]279，群众也要参加规章制度、计划的修订和技术管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群众必须参加上层建筑的管理。“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4]140这表明，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让群广泛地参加管理，才能增进群众对干部的了解，才能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才能有效保护群众的正当权利。这样，干部侵犯群众权益的机会就被减少，公共权力就不会用来谋私，群众对干部也就会更加信任。毛泽东主张通过整风来反官僚主义，改善干群之间的关系。“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要使劳动人民“精神面貌大为改变”，就必须“一年、两年整一次风”[4]247; 干群关系，“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4]194此外，毛泽东还主张通过变革规章制度来改善干群关系。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这些对于今天在新形势下处理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仍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