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西方兴起以来，30 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渗透到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之中。 由于内涵丰富而定义混乱，社会资本理论一直在应用与质疑并存的状态中发展：一方面是承认社会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怀疑“社会资本真的是资本吗”。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的相关论述可以解释社会资本之所以被归为资本的基本逻辑。
一、西方经济学对社会资本“合法性”的质疑。
就社会资本概念本身来说，其落脚点应该在“资本”上。 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需要置于资本的框架之中，才能把握其理论边界，避免出现武考克所说的“社会资本修正派在解释问题上有概念过窄、解释过宽之嫌”［1］34。 然而，资本理论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人们对资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资本的内涵也由窄向宽发展。 关于什么是资本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长期的争论中分别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两种不同的认识路径。
西方经济学从资本的自然属性，从直观的物质性出发阐述资本从物到物的增值过程，认为资本、劳动、土地在创造价值的意义上来说都是独立的生产要素。 资产阶级最早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将金属货币等同于国家财富进而等同于资本，而重农学派所理解的资本就是指农业物质产品这种实物。 资产阶级早期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物的思想，影响了古典经济学对资本本质的把握。 亚当·斯密背离了自己一开始认为的资本家收入来源于工人的无偿劳动的观点， 走向了双重价值论，把资本与生产资料混为一谈，而其继承者大卫·李嘉图在发展了劳动价值论的同时， 却将资本与生产手段等同，混淆了资本与资本的物质形态，最终导致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解体。 古典经济学之后，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萨伊在其主观价值论中提出了“生产三要素论”，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一样，凡能给行为人带来效用的东西，都是价值的源泉。20 世纪，凯恩斯、萨缪尔森等人则将资本的价值量化为资本边际效率， 以市场利息率的大小计算资本的价值，将劳动、资本和土地折算成货币数字以满足计算的需要。
从物的维度理解并将资本量化的传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继承并放置到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上，引起了对社会资本是否能够被称为资本的争论。 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资本的非垫支性。 站在经济资本生产性的立场，经济学家们主张，要实现资本增值必须有一定预付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要素，垫支性是资本实现增值的前提条件。 亚当·斯密把资本定义为用于生产以取得收入的 “预储资财”：“要这样大大改进劳动生产力， 预蓄资财是绝对必要的”［2］。 而社会资本作为社会性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却不具有这种“有意”投资的垫支性。 肯尼斯·阿罗认为术语“资本”应该是“为了将来利益目前所做的有益牺牲”，而社会资本这种“相互影响的动机是非实用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的实质在于建立它们的原因，而非针对参加者的经济价值。 ”［3］A·奥斯特罗姆也认为“物质投资通常是自觉的决定，而人力与社会资本也许是其他活动的副产品或者是有目的发展起来的”［4］。
第二，社会资本的不可计量性。 罗伯特·索罗认为“‘资本’代表了预期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提供生产性服务的生产存量或者产品的自然因素”［5］229。 作为存量和自然因素，资本应该是可以测量的，而社会资本成本、收益和存量均难以测量，仅仅是一种隐喻或者是一种“糟糕的类比”［5］230。 布迪厄主张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衡量个人所占的社会资本。 但是，社会关系网络是血缘、亲缘、业缘、地缘等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其测量必然是个繁杂的工作。 而且，社会关系网络并不等于社会资本，在这些网络中存在的社会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为社会资本也很难预测和把握。 帕特南等人试图根据人们参与社群团体来衡量社会资本是下降还是上升。 但是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则认为， 社团参与度会更直接地受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左右， 而不是和社会资本保持因果关系。 至今，社会资本的难以测量性，始终是社会资本发展的瓶颈。
西方经济学家以社会资本非垫支性和不可计量性为由主张放弃社会资本，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在看待资本时仍然没有改变纯粹客体化的固有思维方式。 “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纠缠在种种困难之中。 ”［6］而将社会资本排斥在资本家族之外，也使这些经济学家们难以解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现象。 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索罗斯旺模型将经济发展的源泉归于技术进步这一外生变量，却无法解答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难以走出贫困恶性循环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到一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却不能解释同样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国家为何有的经济持续增长，有的却陷入“资源诅咒”的怪圈。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资本本质的揭示。
一方面是国民经济学家坚持 “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 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所组成的”。［7］343-344另一方面是亚当·斯密看到了资本的历史性，他在《国富论》中指出，资本是一个历史概念。 如果资本仅是由各种原料、 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那么，“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 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这样，资本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 ”［8］211-212国民经济学家们仅仅从货币或者物质生产资料即生产要素的角度理解资本，这些死的物和工具注定难以承载具有历史属性的资本概念。 特别是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资本的种类已经不再是有形的物质生产要素可以满足。 因此，将资本囿于机器、原料等生产要素必然会导致对资本本质的遮蔽。
马克思认识到古典经济学“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8］212，“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8］211。 所谓“资本的形式规定”就是将资本理解为“关系”，而不是理解为“物”。 马克思超越了前人把一定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作为资本存在的前提，开始从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的前提出发，从对资本的社会属性的阐述中开始逐步揭示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 在1847 年《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以黑人和纺纱机为例，说明了物质的生产要素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才能转化为资本。 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前提，作为资本物质内容的生产要素就不再是资本。 人们为了生产的需要，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并相互交换其活动，从而在相互之间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 这些关系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 “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9］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使资本成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而保存并增大自身”［7］346的独立的社会力量。 而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力量的资本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7］346也就是说，资本的实质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与控制，是物与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国民经济学家及其后继者们将资本的本质理解为积累起来的劳动，理解为生产要素，其实质是以物的关系遮蔽人的关系。 在他们的视域中，人与人之间在交换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只能颠倒地表现为商品的物与物的关系。
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重申了资本的本质在于其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属性：“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 ”［10］马克思虽然在这里把生产关系改为社会关系， 但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7］345因此，资本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与特定的“物”的统一，即生产关系与生产要素的统一。
将资本从单一的物的维度扩展到社会关系维度，而社会关系的主体是人，马克思对资本社会关系本质的揭示，间接地把“现实的人”，即社会历史运动的主体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人格化，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11］。 而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正是在交往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因此，“现实的个人”是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人。 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需要以此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
根据西方社会资本理论主要理论家们的观点，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社会规范学派、网络镶嵌学派以及社会资源学派。 虽然关于社会资本是否形成于物质生产过程存在分歧，但是各派研究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社会关系在社会资本形成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规范学派的代表人物科尔曼认为，“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 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 ”［12］网络镶嵌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结构洞理论的罗纳德·伯特认为 “（社会资本指）包括同事、朋友在内的普遍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使你获得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 ”［1］31社会资源学派代表人物林南也指出社会资本概念背后的前提是“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在这个理论中，资本是一种社会财产，它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起作用”。［13］布迪厄则认为，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使个人可以获得社团的成员资格，社会资本具有高度的生产性，行动者可以凭借它获得更广泛的经济资源，并且提高已拥有的文化资本。 虽然理论家们分析社会资本的角度各异，但是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社会资本的形成离不开主体间的关系以及交往。 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便是无源之水。 而这种交往和社会关系虽然是无形的，但其形成却具有客观实在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理解为 “自然因素”或者“具有自然属性”的产品从而将社会资本排斥在资本家族之外， 将社会资本局限于可测量性，实质上是没有看到资本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关系属性。 资本发展到现时代，不断向人格、精神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等领域扩张。 而精神、人格以及人际关系等社会性因素本身是无法用理性来计算、用货币去通约的。 资本对各种社会性因素的吸收使西方经济学主张的对资本的静态存量分析已经逐渐失去了说服力。 社会关系是社会资本及其他资本再生产的重要资源，或者如亚当·斯密所说的“预付资本”，而这种预付资本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边界，转而在资本的本质层次形成资本的积累机制。 如果说物质资本反映的是人与各种物质财富的关系，人力资本反映的是人与自身的关系，那么社会资本则更直接地依赖于人与人的社会联系。
三、社会资本是资本吸收社会劳动自然力的产物。
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资本的社会形式和本质，而生产要素是资本本质的物质载体。 资本发展的历史证明，作为特定生产关系载体的物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有形到无形，从直观的物质到人与社会因素的出场。 这是由于资本自身价值扩张的要求，商品化、资本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获利的手段、可利用的对象越来越多。 简言之，资本扩张不断将各种要素纳入到扩大再生产的体系之中。 而“生产要素”的原始形式是“天然资源”，马克思将这些天然资源称为“自然力”。 “作为生产关系力量的资本归根到底，必须通过支配和使用‘自然力’才能现实地成为资本，在生产财富的同时实现价值增值。 ”［14］在《资本论》的相关论述中，马克思认为“自然力”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自然界的自然力。 马克思没有给自然界的自然力下明确的定义，但是一方面他列举了自然界的自然力的范围包括“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15］702，“地租可以看做是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各种自然力的产物。 地租多少，要看设想的各种自然力的大小而定，换句话说， 要看设想的土地的自然肥力或人为肥力而定。”［16］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类自然力的特点是可以被人类利用的自然力，也就是可以被资本无偿吸收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15］443-444第二，人的自然力。 马克思认为在劳动过程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
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15］208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人自身的自然力是人内在的体力（臂和腿、头和手）和脑力（使潜力发挥出来）的总和。
第三，社会劳动的自然力。 “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 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 ”［15］443这种自然力是由分工和协作产生的，由于资本家可以不费分文而使用它们，所以马克思将其也称为自然力：“通过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 它们是资本统治下所具有的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无偿自然力。 ”［17］社会资本如果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必然也需要吸收以上三种自然力中的一种或多种。 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资本是相对于个人资本而言的社会总资本。 诚然，资本的发展趋势必然是社会总体性的资本代替分散的个人资本从而适应资本扩张的要求。 但是，这里的社会总资本与西方社会资本理论所提倡的通过信任、合作等方式实现社会和经济利益增长的 “社会资本”
并不是一个概念。 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没有直接提到“社会资本”概念，但是从资本是生产关系与生产要素的统一、资本对社会分工和协作产生的社会劳动自然力的吸收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经典作家已经意识到劳动关系中蕴含的生产力。
资本不断将各种可利用的自然力纳入价值增值的过程之中。 为了实现预付资本获得的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会主动寻找某种使用成本低的自然力作为生产要素。 在马克思论述的三种自然力中， 使用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不费资本分文”。 无论何种自然力，都是自然资源的一种。 资本利用来自自然界的自然资源受到其丰饶度、地理因素及生态环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这在资本增值效率的评判中无疑是一种不得不考虑的“成本”。 随着资本自其产生以来对大自然的无限制的征服和利用，自然本身的承载能力正承受巨大压力， 其自我修复的周期也越来越长。 这些现状使资本高效率地追求价值变得困难。 因此，资本必须寻找一种既不费自身分文、又能长期循环使用的自然力，用以弥补自然的自然力的和人的自然力的短缺和不足。 此时，社会劳动自然力进入资本的视野。 社会资本正是资本对社会劳动自然力的吸收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出现，证明了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系网络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
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不是通过人力、 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的数量上的投入来增加收益，而是通过对劳动者的劳动进行相应配置，使“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15］378，并与其他生产要素一起以社会组合的形式投入到生产活动过程中以取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马克思认为，这种协同劳动一方面 “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 那么，这种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而劳动空间范围的缩小，必然会节约非生产费用。 “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 ”［15］381在这些情形下，“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劳动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15］381，从而为资本在更深层次、在社会劳动的层次吸收自然力创造了条件。
因此，从马克思的视域来看，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是社会资本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一方面，单个劳动者作为独立的个体，必须与他人建立各种联系、交换彼此的活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 而这些联系又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形式、在人与人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另一方面，单个劳动者活动的局限性促使他们需要同他人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以拓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从而实现自己的发展。 可以说，社会资本是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资本的发展中验证了该选择的可行性和正确性。 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以轮流信用组织的功能表明：“集体行动困境，可以通过利用外部的社会资本来加以克服，人们‘借用原有的社会联系来解决信息不完全和执行方面的问题’”。［18］198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8］195社会资本的目标就是要促进自发的分工和协作，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的生产能力， 成为创造新的财富、促进资本增值的积极的社会关系力量。
四、对社会资本的界定。
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各学科一直争论不下达不成统一意见的原因在于各方都没有抓住这一概念的实质。 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待资本还是从资本的角度看待社会，都必须抓住“社会”
和“资本”有机结合的关节点。 社会资本包括西方社会资本理论主要学者在内的很多人，往往更多地倾向于对“社会”作重点解读，而对“资本”问题却避重就轻，以至于提到社会资本，人们的主要认识就限制于三个方面：第一，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源；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第三，社会资本的核心是社会信任。 这样的理解使“社会资本”一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为它完全可以分别被社会资源、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博弈论中的“声誉效应”所代替。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家说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一种 “隐喻”
用法，或者说其是对资本一词的“滥用”也是不无道理的。 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但是他通过资本对三种自然力的吸收的分析却为社会资本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理论根基。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以社会分工和协作为基础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被资本纳入其自我扩张的轨道中从而促成价值增值的一种资本形式。
第一，分工与协作是社会资本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 被西方社会资本理论所大力倡导的信任并不是社会资本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更不能被等同于社会资本。 信任为特定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带来收益的同时，却排斥了圈外人。 美国学者波茨认为这是社会资本的消极方面。 社会资本的文明面在于其生产性，而信任与社会资本的生产性之间不存在正相关。 “如果成员对团体的忠诚心大于经济理性，那么团体的向心力只会导致排外的小圈圈或亲族主义”。［19］马克思在分析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时，看到了“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20］有利于减少生产某一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而“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的核心要求就是社会分工与协作。 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单个的劳动者本身处在由竞争引起的分散状态， 为了在竞争中保存自身而产生了合群的需求。 这种合群的需求促使劳动者自发地形成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突破个体劳动的狭隘性。 同时社会分工与协作，促进了个体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 形成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在总体上节约社会劳动以及社会成本，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由于社会分工与协作的存在，促使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不断扩大，成为资本扩张的重要源泉。
第二， 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其生产要素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 社会资本形成的前提条件———社会分工与协作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制约。 分工与协作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分工与协作为资本增值所作出的贡献截然不同。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 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社会资本自身增值及其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值的推动，服务于生产资料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此时， 分工与协作使劳动者个人成为劳动的奴隶，个人被劳动所支配。 资本吸收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带来的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巩固了劳动对个人的支配，使劳动者物化为社会生产系统中的生产工具。 而当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个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将劳动作为个人获得一定物质资料的手段。 在这种社会关系条件下仍然需要社会资本的存在，展开社会关系力量，促成社会进一步的分工与协作，以节约劳动者的劳动力支出。 此时，劳动者以一种自主劳动、自主结合、地位平等的关系形成社会资本，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
第三， 社会资本是社会财富的新的增长点。
社会资本的出现，不是理论家们在书斋里想出来的一种流行的概念，而是资本为自身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的结果。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 ”［15］269资本作为死劳动，必须不断吮吸活劳动才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活劳动既存在于单个的劳动者中， 也存在于不同劳动者之间。 单个劳动者的个人理性往往着眼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存在着削弱集体和社会利益的现实与可能。 如何促进个体劳动者之间的合作，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一致，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以提高一个集体或者整个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是社会资本区别于其他形式资本作用的主要方面。 人们在日常的交往以及生产活动中逐渐认识到彼此合作能够延伸单个人的能力， 可以减少个人、企业、社会以及国家的各种生产和交易成本。 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分工与协作程度越高，可被资本吸收和利用的剩余劳动数量越多。 社会资本遵循着理性经济人假设， 着眼于整体利益，促进劳动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联系的生产关系网络的形成，逐步培育出有利于分工合作的社会规范系统。 因此，社会资本以一种重新组合劳动力以及生产要素的方式为社会财富开辟了新的增长点。
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为动因，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创造社会财富为目标，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在社会资本上找到了共同的解释工具。 在分工基础上的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的协作，将会产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效应，从而使个人、社会、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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