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不过发展过程中，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等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全国大面积的“雾霾”天气更是为人们敲响了环境问题的警钟。为什么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
因为环境与公共健康和个人健康密切相关。
面对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分析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采取科学合理的治理措施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国外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环境问题，这种分析角度超越了简单的成本和收益分析，重视从能力和权利视角来思考环境问题，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环境价值取向，提出环境问题产生的产权原因，认为坚持正确的公共政策决策原则，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通过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等措施可以减少污染，逐步提高环境质量。“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分析环境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述评该领域近些年的相关研究，希望能对国内的环境问题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方法论：能力和权利视角
在研究环境问题时我们需要注意三个问题：谁将从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中受益？谁承当了环境破坏的成本？为什么受益者能够将破坏环境的成本转嫁给受损者？如美国麻省大学的Boyce教授所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存在明确的受益者，不存在明确的受损者；受损者存在，但是他们不能获得将要被迫承当环境成本的完全信息；存在具有完全信息的受损者，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阻止这样的环境破坏发生[1]。
环境问题是个“开放通道资源的悲剧”（Open-access Resource Tragedy）问题。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开放使用资源的特性，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使用它，也有平等的权利去污染和破坏它。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行使这些权利。法律规定如果某人偷走了他人的东西，无论这个人是穷人还是百万富翁，都会受到处罚。此时，按照法律的逻辑，人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同样，住在化工厂下风向的穷人拥有和工厂主一样的权利去污染空气。但是穷人却没有机会去这样做。此时，他们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对环境资源的开发使用带来了两个悲剧性结果：一是对环境资源的滥用，二是有权力和有财富利益的人对共有环境资源的“偷窃”，而这种“偷窃”行为是以牺牲其他人付出代价为前提的。
从能力视角去分析环境问题是一个较好的方法论。因为可以利用能力视角去分析不同的经济主体如何去占用自然和环境资源，如何去污染环境，如何去保护环境。美国麻省大学的 Boyce 认为五个能力维度值得重点关注[2]：（1）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如同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一样，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购买力是对环境产品和服务估价的基础。购买力是影响环境决策者的经济因素。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会逐渐增加。具有较高购买力的人，愿意为高质量的环境支付较高的价格。（2）决策力（Decision Power）。它是指不同的人偏好不同结果的竞争中获胜的能力。决策力是一项非经济性的能力。比如，政府决定怎样的污染物应该受到规制、规制的严格程度等不是建立在对污染控制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而是会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游说力量大小的影响。非正式的决策能力和规制能力也会对环境保护发生作用。如 1989—1990年，面对严重的工厂废水污染问题，印度尼西亚国内一些社区的居民和工厂进行反复的谈判，形成了一定的环境保护效果[3]。（3）议题能力（Agenda Power）。
这一能力将决定哪些环境问题议题将会被纳入公共政策的考虑范围。在决策力发挥作用之前，议题的设定能力将会是一项弱能力。如一项空气污染的法律法规，可能会被一些大的污染企业阻止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会得以纳入公共政策的议题范围内。（4）价值判断影响力（Value Power）。它指影响其他人思考、选择和做出决定的能力。如一些环保组织宣传各类的环境保护知识，以求改变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和方式；一些利益集团则可能宣传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值得付出的代价。（5）事件能力（Even Power）。
它的要点是改变人们做出选择的环境，而不是改变选择本身。事件能力要求设置一个可供想象和体验的决策环境，以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这五类能力的不平等在环境破坏和保护的政治经济因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能力权重作为环境问题决策的过程中，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会决定环境被破坏的程度。环境破坏过程中的受益者可以从中得到净的收益，受损者需要负担净损失。
另外，重视权利也是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不同于传统的以财富为基础方法的特别之处。以财富为基础的方法以购买力为基础，认为提供多少量的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提供给谁等问题是由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来决定的。与此相反，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强调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享受洁净的空气和安全的环境。
三、价值诉求：平等和正义
以阶级、种族、性别、宗教、年龄等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会转化为环境权利的不平等。Bullard等的研究证据显示，发达国家的有色人种、低收入者等面对更多的环境和健康风险。在过去几十年里，一批批的底层民众通过组织、教育以及权力赋予等方式争取平等的环境和健康权力。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已经提高了自己的环境和健康状况[4]。不过，他们依然面临着以下问题：环境、健康和公民权利等法律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在家里、学校、公共场所等一些人群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有毒化学物质、农药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危害。
权力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导致了更多的环境恶化问题。为什么呢？Boyce 认为原因有三个[5]：第一，拥有更多权力的受益者对环境施加的破坏行动不能被受损者的抵御行动所阻止。以权力权重作为社会决策的基础，如果受益者的权力大于受损者的权力，那么权力的不平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环境；如果受损者的权力大于受益者的权力，那么巨大的权力不平等可能会降低环境的破坏程度。第二，不平等增加了富有和有权者从环境中得到收益的价值，而贫穷和无权力者则被迫承担环境恶化的成本。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影响了人们购买力的分布、偏好的形成和技术改变的路径。反过来，这又会影响到穷人和富人对环境问题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价，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决策。第三，不平等改变了穷人和富人对环境的时间偏好率。时间偏好率是交换现期利益（成本）和远期利益（成本）的意愿。破坏环境的行动会产生短期的收益和长期的成本。具有高的环境时间偏好的人，给予现期更高的权重。他们愿意用短期的利益去交换长期的成本，而不愿意用长期的利益来交换短期的成本。不平等改变了人们对环境的时间偏好率，使得他们更多关注现在，而不关注未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越不平等，这个国家富人的环境时间偏好越高。因为他们一方面害怕独裁者会剥夺或再分配他们的财富，他们会竞争性地攫取自然资源等财富，然后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国际交换，以本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为代价，去换取国外的资产。能力和财富的不平等是环境恶化和社会成本分布不均等的原因。更均等化的财富分配和更民主化的能力分布可以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
对环境正义的研究，不仅要考虑以社会经济、种族等差异为基础而产生的环境适宜与环境不适宜之间的有效性和差异性，而且需要考虑不平等对环境正义的影响[6]。如何实现环境的正义？需要建立类似于公共健康保护的机制，在环境危害发生前能够阻止它；建立谁污染谁承当的环境保护和治理原则；消除内在的歧视；对重要的环境和健康问题给予重点的关注和补偿支持。
四、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
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假设是指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一种倒 U 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随着收入的增加，一个社会面临的环境压力会上升；之后经过治理和污染企业的转移等，环境压力逐渐降低。Grossman 等认为这种关系依赖于三种效应[7]：
（1）规模效应（Scale Effect）。如果总产出的污染强度在一个地区和国家是一致的，那么产出规模越大，污染也会越严重。（2）复合效应（Composition Effect）。
国民收入中三次产业的比例不同，行业比重不同，其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如果一个国家当期的国民收入中，一些重污染的行业，若采矿、化工业等占比大，那么污染就会严重点。服务业占比很高的国家中，污染会相对轻些。（3）技术效应（Technology Effect）。
如果企业采取了更多的技术来防止和处理污染，那么污染会逐渐降低。企业采用环境保护性技术，可能是内生性的技术，如为了面对日益增加的资源成本，主动进行技术创新。也可能是外生的，面对巨大的环境规制成本，不得不采用环保技术。
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说明随着一个国家财富的量的变化，环境质量会发生相应变化。一些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质量会恶化，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环境质量会逐渐提高。Dinda 认为这一变化过程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从清洁的农业生产方式向充满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过渡，正是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过程；而从充满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向清洁的服务业生产方式过渡，是环境质量又提高的过程[8]。
Stern 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正是以前发达国家曾经所经历过的路径[9]。在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保护之路。这样形成了英国的“伦敦雾都”，空气等被破坏的典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增加了环保意识，全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治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重点发展无烟工业，环境质量越来越好。相反，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还是走一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确实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挑战。
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仅仅是个假设。有学者利用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一定会给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带来危害。GDP 的增加会带来环境的恶化适合于贫穷国家。Grossman 等的研究发现当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可能会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而经济较繁荣的国家，环境质量还是可能进一步恶化的[10]。不过，只有“环境的适宜性”才与收入相关，而与健康有关的环境结果与能力的平等有关。Torras 认为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识字率、高教育水平、网络覆盖率等权力和能力高的人群，可能享受到更好的与健康有关的环境，具有较好的健康状况[11]。如果一个国家权力和能力的分布是非常不平等的，富人等享有绝对权力，拥有较高的能力（识字率、高教育水平等），那么他们可能通过掠夺资源，污染弱权力区的环境，变相地剥夺穷人的环境权利，而享受较高的利益。反之，如果一个地区和国家权力和能力是分布均匀的，那么人们可以以平等的地位达成保护环境和享受高质量环境的社会共识。
有效的环境保护既需要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改革。一些研究表明，环境质量的先恶化，后提高与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变化有关。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提高。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是通过政治体系来传递的。如果一个国家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有所提升，那么人们对环境质量也可能会要求进一步提高。Barrett 等认为对于提高环境质量来说，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重要。经济改革通过提高收入来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政治改革通过行使政治权利和自由来获得高质量的环境要求权[12]。同样，保护环境不仅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且需要社会和政治机制发挥作用。
五、环境评价问题
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对环境的破坏具有负的外部性，对环境的保护可以产生正的外部性，故环境评价具有一定的难度[13]。各种各样的方法被用来估计环境的价值，包括市场和非市场的方法。不过，成本收益分析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方法。如果结构性的需求和可评价的中立性等其他额外要求增加，那么使用这一原则的分歧也会增加。因为这涉及到简单的可用性和普遍的接受性之间的权衡。Sen 认为成本收益方法是直接或类比性利用市场分配逻辑进行评价的特殊方法[14]。对环境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可以利用成本收益方法来剖析其直接和间接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从公平和可持续性发展角度看，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谁是环境问题的受益者，谁是环境问题的成本承担者？按照“谁使用谁支付”和“谁破坏谁承担”的原则，需要发现现实中谁是真正的使用者和破坏者？同时通过市场交易和公共规制政策来促进环境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降低其负外部性。
Princen 指出这样做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市场扩展和要素流动增加了很多方面的距离，使得补偿生态和对环境负责的决策变得不可能[15]。通过隐藏成本和资源的分散使用决策，使得公司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表不断扩展市场和产生的边界。面对代表性群体的压力，环境问题则通过公司的环境替代性策略转移给了其他群体的生态系统或非代表性群体。
另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评价环境保护运动和政府公共政策方面也被广泛使用。Clowney 的研究发现，为了提高环境保护投资的实际效果，人们开始关注自利的游说集团，帮助规制者克服认知的失败，阻止政府浪费，公平地分配资源去提高大多数人的生存水平[16]。不过，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利用成本收益方法可能违背了环境伦理、公平性、不确定的方法论等原则。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能会导致偏见和误导。因为它在环境公共政策制定、社会福利提高和环境保护方面并没有体现出一些优势。相比其他方法而言，成本收益方法评价环境保护和规制的优势和劣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将生命、健康和自然环境转化为货币形式，将人健康的伤害和环境的破坏对未来进行折现。成本收益方法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在制定环境保护公共政策时容易出现失误。Heinzerling 认为这种分析方法违反了公平、平等的正义原则[17]。因为人类应该享受平等的环境资源权利，不能因为财富、权力、能力、种族等的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
意愿支付和意愿补偿是对环境价值评价的两种方法。意愿支付价格是购买者对环境产品和服务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意愿补偿价格是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意愿接受的最低价格。意愿补偿方法往往会低估环境的价值。这两种估价方式往往会产生差异。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两者产生差异呢？经济和心理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差异。经济因素包括收入效应、交易成本、隐含价值和利润激励，心理因素包括禀赋效应、合法性、模糊性和责任[18]。
六、环境问题的产权因素
环境等资源是属于人类共有的财富。任何人都可以享受阳光、空气、森林和其他植被带来的福利。
人类共同拥有的环境资源却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环境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以 DeAlessi 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除了寻租、缺乏治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外，最主要是与环境的私人产权缺乏，以及高交易成本有关[19]。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不断遭到破坏的原因是它们的共有产权以及开放的使用途径，使得人们没有动力去保护它们。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认为界定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等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认为政府的规制性解决方案由于缺乏激励和信息不完全问题可能会失败。现实中私有产权不能完全界定，且存在正的交易成本，故市场机制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侵入式的环境管理和开发战略表现出的不理想结果使得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考虑社区在资源使用和保护中的作用[20]。以前的研究认为社区是进步性社会变化的阻碍，而现在的研究认为社区带来了社会分权、有意义的参与和保护。Ostrom & Hess 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广泛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如农业中的灌溉系统，共有的森林、草地和沼泽等自然资源，现代居民住宅区共同享用的绿化、排水等共用设施[21]。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主要依靠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是与国家、市场等治理模型并列的治理模式，这三种治理模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Bowles 认为社区治理的激励不是来自对私人的利益激励，而是来自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忠诚、互惠、声誉、个人荣誉、报复和惩罚[22]。利用社区治理可以有效地治理环境问题。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社区都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只有那些空间单元较小、社会结构同质和共享行为规范的社区才能有效实施对环境的保护。具有有效制度支撑的社区型环境保护和管理机制会在环境保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正如 Gordon 认为共有产权问题以及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问题，可以采用管理和法律措施来解决[23]。虽然有时候环境保护效果并不好，但是稳定的社区和外部压力等演化性的制度已经维持环境保护几个世纪了。共有产权状态下，有效的环境保护需要利益方的对话和协商，更多更复杂的制度设计，以及方便体验、学习和改变的机制设计等[24]。
七、环境问题的公共政策与全球治理
公共政策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具有重要的作用。
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谁污染谁支付原则（Polluter Pay Principle）。1972 年 OECD委员会在对环境政策国际经济学评价中提出了“谁污染谁支付原则”，其目的是鼓励良好的环境管理和合理分配污染成本，使得进入国际贸易中产品的价格不会被扭曲。为了保持好的环境状态，这一原则要求污染者承当公共权力机构实施阻止和保护环境的政策性支出。如果生产和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会产生环境污染，那么这些实施政策的成本应该反映在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中。谁污染谁支付原则中的成本，起初只包括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的政策实施成本，后来就逐渐涵盖了环境补偿金、环境税费以及其他与环境相关的支出[25]。（2）预防性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在演化性知识背景下，谨慎性原则需要考虑我们不知道什么，以及对于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会做什么。这是一个元规则：如果不可预测知识的改变会导致不可预测规则的调整，那么决策就是预防性的[26]。Kriebel 认为预防性原则是进行环境决策的一个新原则，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在不确定性前采取预防性行动，将举证责任转移给某种活动的支持者，对可能的危害性活动指定多项备选方案，公共决策中公众的积极参与[27]。预防性原则要求环境科学家要考虑其研究结果使用的社会责任，同时要求公共决策要平衡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3）生物多样性原则（Biodiversity Principle）。生态系统和资源储备系统是地球生命系统赖以维持和发展的基础。它们给人类生存提供了巨大的福利，也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Costanza 等预测，如果开发和利用得当，仅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每年就可以为全球创造至少 33 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NP）[28]。培育生物的多样性，是为了降低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风险。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就需要保护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4）弹性原则（Resilience Principle）。弹性原则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方法。工程性弹性方法关注于效率，依赖于不变性和可预测性；生物性弹性关注于持久性，尽管存在着变化和不可预测性。第一种方法强调维持效率的功能，第二种方法强调维持存在的功能[29]。有效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经济和生物系统不仅要求接近均衡的效率，而且要求多重均衡。因此，弹性原则应该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得到充分考虑。
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公共政策中，除了环境立法规制外，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是普遍被采用的政策措施。实现支付责任的最直接方式是征收环境税。向污染者直接征收环境税，然后补偿受损者或对环境进行治理。Bovenberg 认为环境税不仅仅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福利，而且会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收入分配以及公平性问题[30]。
可交易的污染配额制度也是一种较好的规制制度。政府规定一定的污染配额给企业，允许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排放一定的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企业可以买和卖这些污染指标。不过，Nash 认为污染配额的买卖应该采用拍卖制，而不是传统的分配制[31]。建立科学的环境质量认证体系也是保护环境的公共政策。环境认证最早被森林管理委员会推行，主张木材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要考虑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使用，要求参与市场交易的木材产品要获得环境许可认证。后来产品的环境认证逐渐被其他行业采用，美国等国家还立法要求某些行业的产品必须取得环境认证资格[32]。环境认证体系的实质是要通过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社会责任意识，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在生产和消费产品中注意环境保护。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工具的改进，以及国家间贸易壁垒的降低，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全球流动。在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等的推动下，产品和服务实现了全球生产布局，全球市场的形成极大扩展了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规模。全球化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给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另外一些学者则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Mol 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给全球的环境带来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在制约经济的发展[33]。
全球化过程中，为什么环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其中原因之一是全球市场的失败。在全球市场中，一些产品的价格不能将第三方受损或受益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在全球市场中，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天然纤维被合成纤维的替代，但是合成纤维巨大的污染成本却没有内部化在它的价格里。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品，墨西哥等地的农作物基因的多样性遭到了破坏[34]。
全球化过程中，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人类为了发展工业文明，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开始逐渐变暖，给全球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如何解决全球性的气候变暖问题？
Ackerman 指出我们需要转变开发和使用能源的方式，使用非化石燃料为动力来源的公共交通，使用碳减排技术等[35]。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拍卖碳排放配额以调剂碳排放权不同层次的需求。一些学者主张建立碳金融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3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每个国家应该拥有平等的温室发展权，基于人权和发展阶段的需要，一些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免除部分公共经济与管理 韩文龙，李海宾 权利平等与环境正义减排义务[37]。
虽然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之一，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全球行动却步伐缓慢。主权国家之间，就碳排放的规模、碳排放配额、碳排放价格、承担的义务和形式等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使得全球性的碳减排行动陷入了“囚徒困境”。
八、总结与简评
环境的政治经济学重视从能力和权利视角来分析环境问题，购买力、决策力、议题能力、价值判断影响力和事件能力是其重点关注的能力和权利。由于收入、能力和权力的不平等，拥有力量对比优势的个体和利益群体往往会获得破坏环境的好处，而将环境成本转嫁给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一方。主张公平和正义的环境价值取向，赋予每个个体和群体平等享有高质量环境的权利是一种较好的价值诉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倒 U型的关系，即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这一曲线是否真正存在？不同的实证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不过这类关系却给我们辩证的认识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环境问题的产权原因是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带来的治理困境。
在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背景下，人们竞相攫取环境价值，而将污染物排放到了公共域中，不承担治理成本。如果没有合理的治理结构，环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要解决好环境问题，需要对环境价值做出正确评价，坚持谁污染谁支付、预防性、弹性以及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的公共政策决策原则，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通过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等措施来减少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需要各个国家采取合作的态度，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环境经济学主要用成本—收益的方法来分析环境问题，重视环境污染过程中收益和受损方的收益和成本分担问题。不过，由于环境的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属性，不能形成有效的环境产品和服务市场，环境产品和服务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外部性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的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即重视不同个人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用购买力、决策力、议题能力、价值判断影响力和事件能力构建分析维度，拓宽了分析视野。从这一视角来说，要解决环境问题，就需要赋予不同个体和群体平等的权利，提高他们的能力。其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政治分权和民主化程度等途径可以实现能力和权利的平等。环境问题生产的产权原因是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属性，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发展对应于产权属性的治理结构。国家治理、社区治理和市场治理，以及三者的有效结合可以逐步提高环境治理的水平。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中采用的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值得国内环境公共决策部门借鉴和采用。
不过在公平和正义价值理念的感召下，要提升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过程，需要不懈的努力。环境治理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难题，它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关，与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平等化程度有关，还与其环境规制的强度和措施的科学性有关。因此，中国环境问题的治理和解决需要国家治理、社区治理、市场治理等治理方式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