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与扩散,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其影响力和破坏力远超过1929—1933年大危机,当前我们仍处于危机中。在这场危机的影响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个学派表现得异常活跃,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进行了解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开始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并得出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结论,这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魅力和当代价值。处于全球化分工体系的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中国问题,更是世界问题。所以,系统梳理和总结危机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新进展,对当前我们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危机的解释
(一)阶级分析学派对危机的解释。史蒂芬·莱斯尼克(Stephen Resnick)、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在这次危机中得以再现,这两个学派对于解释和解决危机都是无效的。因为自从1930年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危机的理解,始终摇摆于上述两个学派之间,要么强化“国家干预”,要么“去调节化”。但是,不论哪个学派及其政策主张都没有根除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
莱斯尼克和沃尔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危机的理解与上述两个学派根本不同,它是把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独特的阶级结构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系统而反复地诱发经济危机,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就必然要求转变阶级结构。这两位学者的理论特点,在于把阶级分析引入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框架中。他们分析了美国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生产率和个人债务如何在这次危机中达到顶峰,并提供了一个代替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解释。
他们指出,美国资本主义的这次危机,有着长达120年(1890—2007年)深刻的阶级根源。其中,20世纪70年代末是分水岭,此前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协同增长;此后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差距日益扩大。这两位学者是以美国制造业产业工人的实际产出与实际报酬之间的比较,来近似衡量剩余价值率。
第一阶段(19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产业发展中有两个重要趋势:一是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年增长率为1.8%;二是制造业工人的生产率以2.3%的年增长率稳步提高。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7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以3.26%的年增长率继续提高,同期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停止上涨,甚至以-0.37%的速度在下降,两者之间的缺口有显著扩大的趋势。
实际工资停止上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表明美国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协同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此后,工人阶级无法像以往那样分享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剩余价值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涌向资本家手中。总之,美国资本主义前后两个时期的发展表明,相对于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速,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资本家阶级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了剩余价值。这说明,不论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否上涨,剩余价值率都在持续稳步提高,劳资矛盾日趋紧张。
由于美国历史上已经形成“消费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为了赶上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不断上涨,不得不增加“劳动支出”和“信用支出”,这是工人阶级抵抗实际工资下降的被迫选择。
实际工资停止上涨,使得美国工人家庭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一方面,为追赶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就得想办法增加收入,工人阶级不得不延长劳动时间,男劳动力兼职两份以上的工作,妇女也走出家庭,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但这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家暴、离婚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当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止上涨,劳动生产率仍持续提高,工人阶级为实现“消费主义”社会所要求的新水平,不得不使用了美国异军突起的金融行业提供的金融产品。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表现为债务关系。工人对信用的需求是美国剥削率上升的必然结果,工人债务的上涨取代了实际工资的上涨,才能保证相应的消费水平。
遗憾的是,莱斯尼克和沃尔夫没有在世界分工体系下考虑美国对中国廉价商品(特别是生活资料)的进口,这些商品降低了美国工人的生活费用,是实际工资能够持续走低的一个重要条件。若没有中国廉价商品的供给,美国工人阶级家庭要保持现有的消费水平,就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莱斯尼克和沃尔夫提出了改变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具体方案。他们主张在每一个工业企业中,工人既承担该企业剩余价值的“第一接收者”(first receivers)的角色,工人也将成为剩余价值的“第一分配者”(first distributors),从事剩余价值生产的工人将成立自己的董事会,这就是消除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内涵。他们认为,这将成为每一个生产性企业实现“阶级民主化的新形式”(a new kind of class de-mocratization)所迈出的关键一步,企业中的员工将会平等地决定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通过吸纳与企业共生的社区居民来扩大经济民主,工人与居民将在企业生产分配产品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分享民主的力量。
他们也指出,以这种方式改变阶级结构,并不意味着在新经济中不会产生矛盾或危机。但是,“后资本主义”的危机将不同于当代危机,而且会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和对待,这是由“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所决定的。在美国历史上,发生在南部奴隶制的危机和给奴隶带来的苦难,政府对其有时“加强调节”,有时“去调节化”,反反复复都没有解决奴隶制本身的问题,最后大家发现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在于废除奴隶制。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何尝不是这样?
(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对危机的解释。自1980年以来,由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戈登(DavidGordon)等学者所创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学派,对于严重而长期性经济危机的周期形成进行了解释。该学派主张,要想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长期经济危机进行解读,就必须把资本主义的某种制度形式(他们视作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考虑在内。
资本主义已存在几个世纪,但它在不同时期呈现了不同的制度形式,该学派把美国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一是古典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1930年以前);二是具有国家调节性质的资本主义(1930—1970年代末);三是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大卫·科茨(David Kotz)指出,某个SSA应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制度因素,它在该期间内会促进资本主义的盈利和积累,但最终其矛盾会瓦解这个SSA的持续存在。这是一种结构性危机,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法自动消除,它要求资本主义进行大的制度调整,重新建立一个新的SSA。
科茨运用SSA分析框架,认为这次危机是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形式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美国新自由资本主义具有九大特点:(1)对国内、国际的商业和金融“去调节化”,让“自由市场”统领一切,以获得资本的自由流动性;(2)对众多国家事业进行私有化;(3)放弃那些用于缓和商业周期和保持低失业率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大幅缩减国家的社会支出;(5)对商业和富人减税;(6)大企业和国家对工会组织的攻击和削弱;(7)劳动过程中的转变,用更多的临时工、兼职工来取代以往的正式员工;(8)不受限制的恶性竞争,取代了大公司在战后调节性资本主义时期所实行的“独立性合作行为”(co-respective behavior);(9)在大公司内部引入市场原则,这包括从原来公司内部员工选择CEO向公司外部市场雇佣CEO的转变。
上述制度设计导致了三大结果,它们共同促成了一系列的长期经济扩张,并蕴涵着诱发系统性危机的种子:(1)工资和利润之间,以及整个社会所有家庭之间的不平衡在扩大;(2)金融部门越来越多地吸收了投机和冒险行为;(3)产生了一系列大的资产泡沫。
例如,对工会的攻击,削弱了工人对工资的集体谈判能力;对金融行业的“去调节化”,使得它们敢于从事一切能够获取高额利润的金融活动,而它们在1980年以前高度监管的金融结构中是不被允许的;从公司外部市场聘请的CEO们容易采取短期行为,他们只关注任期内股市的华丽表现,目的在于改聘另一个公司以提高自身薪酬。利润相对工资的增长,收入日益向富有家庭集中,产生了大量可供投资的基金,其规模超过了生产性投资机会,它们涌向不动产以及有价证券,这创造了资产泡沫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需要指出,上述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体现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失衡,为劳动与资本关系的长期失衡创造了外部条件,这使得劳动者无法分享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这段时期的积累是显著偏向资本的,这种积累模式注定不可持续,因为它潜藏爆发总需求不足危机的可能性。
科茨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1979—2007),计算了非农业私有制部门每小时的产出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1.91%,非管理层的工人实际平均小时收入增长率为-0.04%。
他认为从1979年开始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形成了三个明显长期扩张:1982—1990、1991—2000、2001—2007。在这三个扩张期中,小时产出增长要比非管理层的工人实际小时收入增长快得多,两者在2000—2007年中的差额比1990—2000年中的差额大,这意味着收入从劳动向资本的转移。与此相对照,在1948—1973年具有调节性质的资本主义时期,小时产出增长率为2.4%,非管理层的工人实际小时收入增长率为2.2%,两者彼此相近。再把管理层包括在内的所有从业人员的实际小时报酬作为考察对象,上述结论依然有效,每小时的产出增长率为1.9%,实际小时报酬为1.1%。
在三个扩张期中,生产率增速都比报酬增速要快,两者差额在2000—2007年中达到最大值1.3%。此差额在1948—1973年具有调节性质的资本主义时期,只有0.1%。
科茨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率概念的启发下,通过测算工商部门的实际利润和员工实际报酬的增长率,揭示了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在1979—2007年间,实际利润的平均增长率为4.6%,实际报酬平均增长率为2.0%。两者之间的缺口也随着三个扩张期的更替逐渐变大,在2000—2007年间达到最大差额为7.2%,其间的利润增速为8.2%,报酬增速为1.0%。金融机构所持利润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由1979年的21.1%,提高到2002年的41.2%,在2006年为37.2%。
利润相比工资的快速上涨,说明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它加大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困难。由于工人实际工资停滞甚至萎缩,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由于削减社会福利、对企业和富人减税,政府支出的扩张也受到限制。所以,这样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不可能自己创造出充分增长的总需求,来保证一个长期的经济扩张,新自由资本主义面临着总需求无法充分增长的问题。
然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在新自由资本主义下找到了自己的解决途径:某些社会群体进行超过其收入的消费,长期经济扩张是通过借贷增长来实现的。借贷增长要求用于借款的抵押品价格同时增长,资产的泡沫化发展恰恰充当了增长着的抵押品价格的角色。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的股市泡沫,以及2000年以来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均充当了解决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的角色。美国经济分析局2012年的数据显示:在1979—2007年,GDP的增长率为3.0%,消费支出增长率为3.3%,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79年的62.1%增长到2007年的69.7%。与此同时,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82年的59.2%,增长到2007年的峰值125.5%,此后稍有下降,2011年为106.3%。
科茨提出了一个问题,消费支出何以超越GDP的增速来不断扩张?他指出,这是通过提取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房屋净值来完成的。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预示着家庭可支配收入之外有更多的资金,这以巨大的房屋净值体现出来。新自由资本主义下的金融部门,使人们可以在不卖掉不动产的前提下,获得贷款来花费不动产增长着的收益。当长期的利润率上涨、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家庭收入之间差距扩大,这样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本应产生消费需求不足或实现危机,但新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个SSA,它的制度结构特点使其较长时期避免和延缓了总需求不足危机。
但是,危机的延缓,并不意味着危机的消除。科茨认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衰退,而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形式的危机。新的经济扩张,如果能在新自由资本主义下继续形成,这必然要求以新的、更大的资产泡沫的形成为条件,这种可能从当前来看已不复存在。科茨利用SSA学派的分析框架,总结说:“当某个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进入其危机阶段时,最终要么产生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形式,要么向着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向过渡。如果前方是资本主义的调整,而不是取代资本主义,历史将会向我们证明,美国将出现一个更加具有国家调节性质的资本主义(state-regulated capitalism),确切是哪种形式,这依赖于不同阶级和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
他同时指出,如果当前危机是一个长期而严重的危机,将有助于群众运动的复兴,可能形成社会民主形式的资本主义;更进一步来看,这次危机若结合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将来或许能够复活社会主义运动,将开启结束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三)调节学派对危机的解释。法国调节学派经济学家罗伯特·鲍瓦耶(Robert Boyer)指出,调节学派探讨的是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规律和经验规则之间的中间地带,“积累方式”(modes of accumulation)和“调节方式”(modes of regulation)构成中观层面的分析对象,它研究的是“积累体制”(accumulation regime)的问题。
与此略有不同,米歇尔·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把它称之为“增长体制”(growth regime)。
需要指出,调节学派把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的积累模式称为“福特制”,SSA学派则把它称为“具有国家调节性质的资本主义”;这次危机被前者称为“自由主义—生产模式”(liberal–pro-ductivist model)危机,SSA学派则称之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
在调节学派看来,在一定时期内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积累路径,尽管其社会关系充满矛盾。在福特制中,社会需求是由大众需求来驱动的,这依赖于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同步提高;在“自由主义—生产模式”中,生产率增长和世界范围内的工资削减之间的缺口,导致了利润份额的扩张。在福特制中,资本家的存在依赖于工人消费大众商品;在“自由主义—生产模式”中,工人的存在依赖于富人消费工人提供的服务以及高质量商品,但这无法保证足够的社会需求。为了创造更多的需求,金融服务创新为那些没有偿还能力的消费者提供了廉价信用。
鲍瓦耶认为,对陷入危机的发达经济体来讲,有几种可能的演变路径:一是统筹宏观经济监管(macroeconomicre gulation)、货币和财政政策,政府当局可以采取强有力的反周期、反投机政策,从而有效降低来自金融领域的主要风险。国家负责设计审慎宏观监管政策,并成立相关机构;货币政策主要负责防止投机性泡沫的产生;财政政策主要负责反周期;三管齐下,降低私有制金融(private finance)的内在不稳定性。二是重新设计金融目标、激励和工具,改革金融不稳定性的内在要素,以求培育更有弹性的体制。三是对金融创新活动进行集中控制(collective control)。
阿兰·利佩茨(Alain Lipietz)认为,当前的世界危机不单纯是金融危机,而是由1980年以来“自由主义—生产模式”发展而来的危机。利佩茨指出,资本主义除了具有“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自然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紧张。在利佩茨看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显现出来,调节学派要回答“生态可持续的积累体制”的具体内涵,以及这样一种调节模式如何运转的问题。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既能提高能源效率,又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而且其变化率高于GDP增长率的技术范式?
根据调节理论,从社会和生态两个维度来看,这场危机,既是由劳动份额下降导致的过度积累危机,又是一场生态危机(食品、能源和气候)。“自由主义—生产模式”的复杂结构,决定了当前危机的复杂性。这次危机和1930年危机具有共同之处,两者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次危机发端于金融领域,但很快显示了其社会和宏观经济根源:工人太贫穷、利润太高,所以过度积累或者消费不足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次危机中,金融、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的问题深度交织在一起,这使得任何一个局部解决方案都是行不通的。为此,利佩茨建议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绿色新政”(Green Deal)才可以走出危机。
二、《21世纪资本论》———政府通过税收来约束资本主义
当前备受瞩目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所著《21世纪资本论》中,不仅呼吁西方主流的“经济科学”应该回归“政治经济学”的原有学科内涵,而且尝试对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进行分析,建议政府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
(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核心矛盾”———资本回报率(r)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g)。托马斯·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矛盾”是资本回报率(r)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g)。“r”代表了资本的年均回报率,是由利润、股息、利息、租金以及其他源于资本的收入之和,除以资本的总价值求得;“g”代表了经济增长率,也就是收入或产出的年变化率。
这里的“收入”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劳动收入(工资、奖金、非工资性劳动收入等),二是资本收入(租金、股息、利息、利润、资本收益、版税,以及凭借占有土地、不动产、金融资产、工业装备等资本形式来获取的收入)。
皮凯蒂把“总收入”分解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或者来源于“劳动收入不平等”,或者来源于“资本收入不平等”。
例如,美国收入不平等最为严重的时候,恰恰处于这两次大的经济危机中,最富有1%人口的收入占据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928年的23.9%,2007年的23.5%;最富有10%人口的收入占据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928年的49.3%,2007年的50.4%。
皮凯蒂特别指出,从1970年以后,最富有10%人口收入的显著增加,主要是由最富有1%人口收入的扩张所导致的。
皮凯蒂根据收入水平的不同,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收入群体,越富有的社会群体,在他们的收入构成中,更多来自于资本收入,而不是来自于劳动收入,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现象在最富有的0.1%人口中更为显著。
所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长期偏向资本进行积累的必然结果。
皮凯蒂在书中指出,立足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包括有助于社会收敛或趋同的各种因素,例如知识和技能的社会扩散;也包括推动社会分化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对民主社会以及社会正义产生了潜在的威胁。在他看来,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在于私人资本回报率(r)显著性地、长期性地高于收入和产出的增长率(g)。
不等式r>g意味着财富在过去相对于产出和工资,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了积累。换言之,这一不等式揭示了一个基本逻辑矛盾,即企业主必然趋向变成食利者,更多人会沦为劳动力出卖者。
这样的社会结构一旦形成,资本相对于产出会以更快的速度再生产自己,过去会吞噬未来。这样一种财富分配的长期动态结果是可怕的,特别是当资本回报和初始资本大小成正比,以及财富分配的分化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之时。
由于资本平均回报率保持在4%—5%,全球长期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1.5%,皮凯蒂预言,不等式r>g仍将是21世纪的常态,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颇为相似。在历史上,这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来降低资本回报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二者之间的不平等,然而资本主义基本的结构性矛盾(r>g)并没有消除。
所以,皮凯蒂质疑了库兹涅茨关于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的观点。
在他看来,随着长期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公平显然没有通过市场本身自我调整并趋于好转。
(二)政府通过税收来约束资本主义。为了避免历史上出现的,通过世界战争来抑制过高的资本回报率,皮凯蒂主张政府通过税收制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他指出,纯粹的、完全的市场竞争并不能改变不等式r>g,这个不平等不是由市场不充分竞争造成的。例如,欧洲各国在加入欧盟之后,市场化程度提高了,但上述不平等并没有改善。言外之意,市场竞争必然造成社会分化,需要对市场造成的社会不平等进行约束。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此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和企业家精神没有关系,它对促进经济增长也没有任何用处,那些信奉市场自我调节的狂热拥护者们应该进行认真的反思。皮凯蒂所提供的数据分析表明,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回归19世纪的倾向,即财富的积累扩张不是凭借自身的勤劳,而是凭借出身的好坏,说白了就是初始资本的大小决定了新的财富积累。
为缓和上述“核心矛盾”,皮凯蒂主张对资本进行约束,具体建议包括推行遗产税、累进税和全球财产税。显然,税收的推行要依赖于政府作用。例如,从1987年以来,全球最富有者的财富增加速度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年增长率仍达6%—7%;而中等收入人群财富的增长率只有2%。
这说明,富人的财富增加速度是中等收入阶层增加速度的3倍多。皮凯蒂认为,对这些最富有者征收1%—2%的财产税,是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的,并不会抑制社会创新。
需要指出,皮凯蒂并不是主张对资本课以重税。他认为,这会削弱积累欲望和降低增长率,他主张的是对资本征收年度累进税(progressive annual tax on capital)。
皮凯蒂给出了比较详细的资本累进税计划:对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征收0.1%—0.5%的累进税;对100万到500万欧元之间的财富征收1%的累进税;对500万到1 000万欧元的财富征收2%的累进税;对几亿或几十亿欧元的财富征收5%—10%累进税。
皮凯蒂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会使得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无限增长受到约束。
皮凯蒂指出,对资本征收累进税,需要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乃至区域政治一体化,这是该解决方案的难点所在。
只有区域政治一体化,才可以对21世纪的“全球世袭资本主义”进行有效管制。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的思考中,反映了皮凯蒂对“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的认识。他认为,只有“民主”才可以驾驭“资本主义”,只有“民主”才可以保证“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进而保证经济的开放性,避免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再现。
但是,他未能理解,“民主”是镶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世界上没有普世的、中性的“民主”,只有成长在某种特定社会制度土壤中的“民主”。显然,皮凯蒂所提供的建议,目的在于“挽救”资本主义社会,使存在其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仅仅限于促进竞争,但不能威胁资本主义制度。
(三)“劳动”和“资本”概念的缺陷。需要指出的是,皮凯蒂是以劳动与资本关系为视角研究分配问题,并提出政府通过税收来约束资本主义,这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他所讲的“劳动”与“资本”和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概念是有区别的。例如,“非工资性劳动收入”在他看来,在劳动收入中是不容忽视的;他又把“非工资性劳动收入”视作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混合物。
可见,他对“劳动”的界定是不清楚的。此外,对于皮凯蒂的“资本”概念,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也提出了批评。哈维指出,皮凯蒂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物,而没有理解为一种运动或过程。
与此相对应,皮凯蒂的研究限定在分配领域,而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是从属于生产的,只有搞清楚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才会对分配问题提出深刻见解。
皮凯蒂著作的问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内部进行反思的开始,它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践走向衰落的理论表现。在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评价中,皮凯蒂主张所谓的“经济科学”应该回归“政治经济学”的原有学科内涵。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规范性和道德性使其和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对照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和《21世纪资本论》,前者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产物,而后者是资本主义衰落期的产物,它们都试图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进行某种反思。皮凯蒂著作的多重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三、启示与借鉴
(一)处理好劳动与资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纵观近百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特别是从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来,从宏观来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是一条贯穿各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从微观来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源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变经济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双重失衡”导致的结果:从劳动与资本关系来讲,在长期偏向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劳动者没有很好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从政府与市场关系来讲,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失衡为劳资失衡创造了外部条件,这使得偏向资本积累的失衡状态可以长期存在。在危机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表现得非常尖锐,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迫切需要调整。所以,在危机中,更需发挥政府作用以调节劳资矛盾。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在1929年危机以前实行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大萧条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实行了“具有国家调节性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期间工人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协同增长,催生了战后美国的黄金时期,这一经济改革实践在理论上表现为承认“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随着美国陷入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遭到极大挑战,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前者登上舞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了“去调节化”、“反对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推行了“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人阶级为抵抗实际工资削减不得不增加“劳动支出”和“信用支出”,金融创新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廉价信用,消除了工资不变和消费水平上涨之间的缺口,它掩盖了剥削的深化,延缓了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各方期待把“政府”重新搬出来以求摆脱经济危机。可以预见,政府与市场关系必将以缓和劳资矛盾为目的来进行调整。
以苏联为首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依赖政府制订计划安排生产,消灭和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一强化政府、拒绝市场的发展模式,尽管在国家工业化初期显示了其积极作用,但这些国家很快陷入了全面的长期性危机,生产无效率、整个社会死气沉沉。这一切最终引发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引发了理论界对于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深刻思考。中国之所以能够从社会主义阵营中脱颖而出,在于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时调整了政府(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承认并接受了“政府的作用”;社会主义承认并接受了“市场的作用”、发展了“市场经济”。所以,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同样面临着处理劳动与资本关系的问题。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而为其创造条件。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廉价工资,致使我们面临的劳资矛盾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复杂和困难。例如,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居民收入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均没有很好实现同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城乡之间差距有固化趋势,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现两极分化发展趋势,社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要着手调节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萧条期,可行的路子不是直接增加劳动者报酬,短期内这会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而是可以逐渐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要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保护合法权益,目的在于提高劳动者的非货币化收入。
(二)如何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重大理论命题。一般来讲,市场经济,包括“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市场内部,主要包括“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差别。
所以,当前理论界经常强调,市场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没有错。但是,需要追问的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哪里体现呢?这是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手段来进行资源配置,进而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这一理论的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的市场经济,离开社会主义空谈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所以,市场经济不能够“去社会主义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
正如小平同志所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曾多次讲道:“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这两条根本原则不容放弃,为我们的改革设定了边界,也是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原则,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约束,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基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质,在劳动与资本矛盾关系的调节中,政府应该更多体现劳动者的利益,确保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劳动者,这一点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差别。
(三)政治经济学创新需要全球视野。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中心国家”的金融化发展与“外围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并存。例如,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生产性资本逐渐向外转移,其国内经济金融化发展,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
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金融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不再由国内市场决定,而是由国际劳动力市场来决定;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对外开放,整个世界的劳动力供给翻了一番。
这些变化因素,都在重新塑造着世界范围内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发达国家工人集体谈判能力势必减弱,尽管它过去曾在其国内市场上显示巨大力量。
当前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制造业中心和世界工厂,为其他国家生产着廉价的商品,中国的工人阶级(包括3亿农民工)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最为重要的力量,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产业工人。所以,中国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关系,既是中国问题,更是世界问题。例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增长趋缓或停滞,是否同我们国家出口的廉价商品(特别是廉价的必要生活资料性质的商品)有关系,而这些廉价商品是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产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中国的产业工人在共同为全球化的资本服务。
(四)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每次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在这次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也在向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扩散。这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和理论魅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为重要内容,而且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南;对我国而言,它更要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智力支持为己任。***同志在2014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地位,对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