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历史形态的生命周期
一个商品有它的生命周期，一个企业有它的生命周期，那么一个社会历史形态自然也有它自身的生命周期，包括早期兴起的低速发展、中期强劲的高速发展和最终成熟衰落的缓慢发展，直至被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历史形态所替代。当今，资本主义的全球世界体系这一“个人———经济———社会”大系统的生命周期就是由3个几乎等长的、理论值为210周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构成的。若以第三个超长波的起点2007年12月开始，并以实际长度最长的第二个超长波224年为上界，则不迟于2232年资本主义终将被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历史形态———社会主义所取代。这与笔者在1992年《长波理论及9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的展望》中的推断“所以主要国家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决不会迟于…2233年”几乎完全一致。因此笔者以下介绍一下有关人类文明进化规律的有关内容。
1、世界上主要国家将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若从公元前3800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开始，到公元前2070年为止，奴隶社会兴起的时间大约经历了1730年;而从公元前475年中国的战国时期开始，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也进入封建社会为止，封建社会兴起的时间就减少到951年了;最后，从1581年诞生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开始，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止，资本主义兴起的时间仅仅只有287年，即使提前到从尼德兰革命(1566年)开始算起，也不过302年。依次先后兴起的三个文明，也就是三个社会历史形态所经历的时间，不断缩短，这就是笔者在2001年提出的“加速原理”。当然必须指出，今后依次先后兴起的各个社会历史形态所经历的时间有可能趋于300年左右的极限。
由此可以合乎逻辑的推断，从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到世界上主要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绝非所有国家)都进入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兴起的时间不会超过287年(资本主义兴起的时间)太久。
笔者给出三个时间供读者参考:第一个时间是287年作为下界，即世界上主要国家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可能不会早于2204年;第二个时间是287年(302年)取整后的300年，即世界上主要国家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大约在2217年左右;第三个时间是287年加29年(误差不超过10%)后的316年作为上界，即世界上主要国家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决不会迟于2233年。这个结论不仅佐证了超长波的合理性，而且暗示第三个超长波的下降波可能因世界上主要国家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而提前结束。
2、美国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中国虽然为地球上6个古文明国家之一，或者说是远古的6个发达国家之一，但并非最发达的奴隶社会国家，然而在封建社会替代奴隶社会的过程中，却发展成最发达的封建社会国家(早在两宋时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与人均GDP皆为世界之首)。而在封建社会中处于非“最发达”的美国(属于欧洲文明的延伸)则在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成功的成为当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笔者在2001提出的“后来居上原理”和“东西方轮换原理”。
近来有学者认为在人类面临的第三次大变革中，也就是由掌控信息量转化的知识文明、网络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替代掌控能量转化的工业文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大变革中，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可能率先进入”，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美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实际上是一个极端排斥其他文明的宗教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天主教文明，历史上十字军东征正是他们征服异教徒的战争，而且至今他们仍视伊斯兰教为异教，不仅攻击奥巴马为伊斯兰教，而且一再制造攻击伊斯兰圣主的恶劣事件。人类未来的文明必定以非宗教的，可包容多种宗教和民族的文明为主导，这就是中华文明，这是其一;其次美国的两党政治制度也日陷困境，连有关民生的“全民医保”也无法通过，反而攻击奥巴马在搞社会主义，至于制止泛滥的枪支暴力更是束手无策。因此，美国率先进入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3、中美长期共存、竞合将是一个历史的常态
细心的读者可能也注意到了，奴隶社会中的最后的霸主，也就是奴隶社会中“最发达国家”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在社会历史形态的大变革中因受到外敌入侵而终于亡国;而封建社会末期，“最发达国家”的封建社会国家中国(清皇朝)在社会历史形态的大变革中同样受外敌入侵，虽割地赔款受尽磨难，却挺了过来，并且正在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是否可以合理推断一下，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大变革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一个、也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的命运呢?笔者认为，美国短期内不会受到外敌的大规模入侵，这是因为今天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已经并将继续加强人们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当前的大国关系早已不是历史上存在多年的“零和博弈”了，“合则两利、斗则两损”的大局面已经不可逆转，竞争常存而冲突可控态势也越来越清晰了。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逐步认识到，一个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只能在学习、继承旧的文明形态基础上才能崛起，社会主义文明也不例外，只有善于学习，继承资本主义文明中合理的内核，才能发展创造出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文明之间不仅仅有冲突和竞争，更有学习、继承和融合。因此，笔者认为中美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以斗争求合作则将是一个历史的常态，也是我们应当努力的目标。
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
反映资本主义兴起、发展、成熟、衰退和消亡全过程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和社会体系那样一个母系统的长期波动，被称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在前后两个超长波交界处附近总是会发生一系列在当时并不一定惊天动地，但事后却证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4个有序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波———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它们实际运行特点为:正常(54年)，短(36年)，正常(56年)，长(64年)，括号中数据以第二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为准。
1581年诞生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也就开始了第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而1783年秋季发生在美国的“严重商业不景气”却终止了第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一共经历了202年，与超长波的理论值210年相比较，相对误差只有－3.96%。此时也开始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波，也就是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总量还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庞然大物———中国(明清皇朝)，经济长波可能还主要反映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价格和贸易量的长期波动上。作为资本主义早期兴起与不断扩展这样一个自由竞争的商业资本主义历史就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从1581年尼德兰革命成功起，荷兰逐渐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霸权，成为资本主义第一代霸主，直到1674年荷兰最终在3次英荷战争中战败，英国成为资本主义的第二代霸主，其间历时93年，大约半个超长波(54+36=9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霸权第一次西移———由欧洲大陆跨越英吉利海峡，进入所谓的‘不列颠时代’。此时值得注意的是，当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霸主———美国于1776年诞生时，中国正当乾隆盛世，其经济总量高居世界首位，而此时欧洲却已成为蓬勃发展的第一代经济中心了，并且出现了宗主国———殖民地这样的经济共同体。”
由1783秋季美国“严重的商业不景气”开始的第二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结束于2007年12月战后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一共经历了224年，与超长波理论值210年相比较，相对误差为6.67%。第二个超长波是资本主义中期高速发展，先有工业资本压倒商业资本，后又有金融资本再压倒工业资本，自由竞争完全被垄断取代(洛克菲勒、通用公司都是该时代的代表)的历史，也是社会主义由思想(理论)到实践、由空想走向科学的早期艰难兴起的历史。
“在这期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资本主义霸权的西移。从‘不列颠时代’到1878年美国在世界工业中所占比重赶上英国，成为资本主义第三代也是最后一代霸主时结束，历时204年，大约1个超长波时间，终于完成了资本主义霸权的最后一次西移———由英国跨越大西洋，进入资本主义最鼎盛的所谓‘华尔街时代’。
第二，社会主义中心的东移。1848年巴黎爆发了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此时社会主义中心在欧洲大陆中西部;1917年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中心就东移到欧洲大陆的东部边缘;1949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接着中美建交和邓小平先生的访美，2001年加入了WTO等等，这一切都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希望之星———中国开始在东方崛起。社会主义的中心也完成了它的东移，来到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第三，美国的崛起。美国在1776年诞生之后，大约经过2个长波(54年+36年)的时间，成为第二代世界经济中心;又经历大约1个长波(56年)的时间，第二代世界经济中心完全取代了第一代世界经济中心———欧洲大陆，美元本位制也替代了金本位制。第四，全球化的新阶段———货币区域化下的经济一体化已经开始。全球化在第一个超长波中的重要载体是宗主国———殖民地经济共同体，但由于其内部宗主国与殖民地存在无法消除的对抗性，终于在第二个超长波中土崩瓦解。第二个超长波中全球化拥有多个新载体，其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由于内部排斥市场经济和外部与世界经济环境的不相容性而终于解体和重组。
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标志着第三个超长波中一个全球化进程的开始，这就是货币区域化下的经济一体化正开始兴起，其特点是内部互惠互利、外部的开放性和竞争性。”
三、即将到来的第三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
始于2007年12月美国战后持续时间最长(18个月)的一次严重经济衰退，开始了最后一个，即第三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按照理论值210年计算，可能终于2217年左右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其特征是全球主要国家都以世界元为其法定货币，并让渡了相当的财政收支权力，以支撑世界元的运作。第三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是一个资本主义走向成熟、走向衰落的历史，也是社会主义稳步发展，并从自由贸易区走向货币———财政联合体，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
由于当前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单一货币联盟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因此单一货币联盟必将为各种货币———财政联合体所取代，其中两级货币———财政联合体因适应性强、易兼容于原来的自由贸易区而成为主流。
其特点是:第一，联合体成员国法定货币除共同货币之外，可以保留其本国货币，本币实行软盯住共同货币的汇率制度;第二，成员国可以逐步让渡其财政收支权力，以换取联合体在共同货币支持下相应扩大的公共财政;第三，只有当成员国债务率下降至标准，且财政权力让渡也达到标准，才能在放弃本币后，成为联合体的核心成员，获得完全的投票权。总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完全可以保证联合体的共同货币有可靠的财政基础与之相匹配。所谓的共同货币可以是像欧元一样的联合货币，也可以是联合体主导国家的本币，例如人民币。
因此当今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已经需要认真考虑建立适合自己的货币———财政联合体了，以便于凝聚周边国家的认同感，从而形成抵抗美国战略挤压(TPP)的足够空间。1999年笔者指出“第三个超长波开始之时，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今天看来，战略较量的主战场很可能是争夺货币———财政联合体的先导权，而TPP实质上就是一个以美元为共同货币，却没有任何公共财政服务的一个“变异”了的货币———财政联合体，也是对美元霸权最有利的联合体。下面笔者试对第三个超长波历程作一个大致的估计:
1、2036年左右(半个长波)
中国大陆GDP已经稳定超过了美国，台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人民币也超过日元和英镑，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的第三大国际货币。欧元区已经挺过了主权债务危机，并且以一个统一货币－财政的共同体支撑起第二大国际货币欧元。中国与部分东亚国家共同创建了一个以人民币为共同货币的两级货币———财政联合体。战略相持终于安然度过了战事危险期(2007－2022年)。
2、2061年左右(1个长波)
中国的GNP也超过了美国，东亚成为第三代世界经济中心，其标志将是中国央行的影响力已超过美联储。以人民币为共同货币的两级货币———财政联合体也不再限于东亚国家，其中相当国家放弃了本币，成为联合体的核心国家。美元、人民币、欧元三分天下。战略相持的主动权也已转移到社会主义中国。
3、2097年左右(2个长波)
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亚洲也以人民币为共同货币了，同时中国作为第三代世界经济的中心完全取代了第二代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人民币、美元、欧元三分天下，并构成了特别提款权SDR。社会主义已经占领了战略优势，其标志是美国终于放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否决权。“社会主义主导全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全球化也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4、2153年(3个长波)
欧元区与人民币区合作建立了人民币———欧元构成的世界元联合体，美元随之降为区域性货币;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已经不再拥有否决权。
5、2185年(3.5个长波)
由于第4个长波上升波中，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已经明显低于前3个长波上升波中的增长，又经历了长波转折点的严重经济衰退打击，社会主义主导的国家联合体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国家联合体呈现了强大的战略压力，其标志为社会主义主导的国家联合体在共同财政支持下，提供国防军构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并开始执行监控世界各国战略武器任务，从而为社会主义和平取代资本主义创造良好条件。
6、2217年左右(4个长波)
世界元终于替代了美元，随之资本主义也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全球经济终成一体，“天下大同”。
袁富华先生最近指出，“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分为三个时期:1920年代以前的缓慢演进时期;1920年代至1960年代的持续加速时期，1970年代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几乎同步进入持续减速时期。”
由于其采用了自1821年开始的多达12个发达国家的经济数据，其得到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钟型”曲线恰好就是第二个超长波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曲线，它不仅仅佐证了第4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下降波开始于1970年代(1973－1975年的严重经济衰退)，而且也指示出在第三个超长波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均值将进一步趋于降低。不仅今后依次展开的4个长波上升波中经济复苏和繁荣力度将依次减少，而且今后依次发生的4个大萧条的衰退时间也将依次增加。第三个超长波作为成长曲线的成熟衰落波段特性必将充分呈现出来。
四、开始下一个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长波论者都坚定的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不仅难以避免一般的世界经济衰退，而且更不可能避免发生深刻得多，也严重得多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且，只有世界经济的大萧条才能结束上一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从而开始下一个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然而对于什么样的世界经济衰退才是大萧条，至今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不赞成采取静态的定义方式，主张采取动态的定义方式。1995年笔者曾提出，“大萧条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世界经济衰退，在于它作为上一次长波的结束，其衰退时间的持续长度是上一次大萧条之后最长的经济衰退”。这种动态定义方式，不仅可以适应大萧条的衰退持续长度序列“可能并非是单调数列，而是一个摆动数列”的情况，而且可以适应可能出现的本次大萧条衰退长度虽然是“上一次大萧条之后最长的”、但却不是“下一次大萧条之前最长的”更一般情况(第三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超长波的4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完全可能出现)。
表1、表2、表3分别是美国经济衰退峰谷的历史序列、美国中波周期长度的历史序列、美国经济衰退长度的历史序列，其中转折点2分别是4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下降波末端的大萧条发生时间/结束时间、大萧条峰谷所在的中波周期长度、大萧条衰退长度。由表1、2、3可以看出，1873年10月、1929年8月、2007年12月开始的3次大萧条的衰退长度分别是65个月、43个月、18个月，都是“上一次大萧条之后最长的”。其中1873年大萧条、1929年大萧条已获得经济学人的普遍认可，而2007年大萧条虽然也被经济学人定为“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因为其衰退长度只有18个月，仅仅大于1973年严重衰退的16个月，若考虑到1980－1982年那次W型严重衰退两次衰退长度为6个月和16个月(中间只间隔了6个月)，似乎不足以称为2007年大萧条了。然而笔者以为，“大萧条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世界经济衰退”，不仅仅要观察其衰退长度(必要条件)，而且要观察大萧条后的恢复力度，以及下一次严重经济衰退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连续迭加打击(充分条件)。许建康先生认为，准确的提法，是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称为“大危机”，而“三十年代大萧条”则指1929－1938年的10年大衰退;1874－1886年在英国历史上就被称为大萧条时期，它包括1878年和1882年的两次危机，后来英国经济学家把这个大萧条的跨度扩大到1873年危机;马克思描述的1837－1844年经济停滞时期大致就是其长波收缩期的谷底———大萧条。
欧洲央行在其最近月报中发表一份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工业国家从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复苏明显低于正常复苏水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也认为，“世界经济从危机爆发到恢复至相当不错的水平肯定需要至少10年时间”。近日日本的山广恒夫先生又指出，“无论罗姆尼和奥巴马谁当选，都有可能在未来4年的任期内遭遇股价暴跌导致的经济严重衰退，这将成为自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以来美国最大的困难”。因此笔者估计在“2007年大萧条”上达成共识的时间，也不会太远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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