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开始全面进入新常态，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这也引发了许多学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 2015 年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 49351 元，折合人均 7924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 2011 年的划分标准，我国已进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时，能够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增长的国家只有“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等少数国家，许多拉美和东南亚的国家却在这个阶段陷入了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一方面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跨不过去；另一方面，又由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只要顺利地推进高质量的城镇化，促进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为了与相关研究报告对接，以下简称农民工）的市民化，从而实现扩大内需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们就能够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也基于此，许多外国经济学家把我国的城镇化，视为 21 世纪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之一。
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却是：我国现在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1978-2015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 1.7 亿人增加到7.7 亿人，城镇化率从 17.9%提升到 56.1%,年均提高 1.032 个百分点，与之相伴随的是，2015 年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只有 39.9%,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 60%的平均水平，①这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为此，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都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把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前，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过程中，我国面临着几个两难问题：从中央政府方面看，一方面要加快缩小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谨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避免出现拉美一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等现象；从地方政府方面看，一方面要贯彻中央政策大力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另一方面又由于现行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制度和财税体制的原因，而不断地推高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从农民工自身方面看，一方面他们有很强的市民化意愿，另一方面却是市民化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严重不足。如何解决这些两难困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此外，由于实践中一些关于农民工的政策设计不是以市民化为目的，而只是以不改变农民工的流动为前提，农民工在与企业、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等原因，导致了许多鼓励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不能落地的情况。
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从解决外在环境制约方面来入手，另一种是从解决农民工自身能力素质方面来入手。党和政府这些年围绕着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制约因素做出了许多努力，2014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更是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从政策方面还原了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管理的本来功能。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加速，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将大幅度降低，甚至消失。
但伴随着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外在制度约束逐渐消除的同时，却是其市民化的成本越来越高，绵薄的收入与高昂的市民化成本比较起来，使得只有提升农民工自身能力素质，才能够使其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为此本文选择第二种思路，即以解决农民工自身能力素质问题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更有现实紧迫性。我国自2004 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用工荒”问题之后，学界围绕“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大家总体上都认同我国过去依赖于农业转移劳动力多、成本低的低层次“人口红利”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与此同时，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民工转移就业比较集中的沿海省份，纷纷提出了大力促进企业机器换人的发展战略，例如浙江省 2015 年出台的《浙江省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发展行动方案（2015-2017）》，明确提出要推进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机器换人”;广东省出台的《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指出，未来 3 年将推动 195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机器换人”,并且首先要在汽车和摩托车制造、家电、五金、电子信息、纺织服装这些从业人员多是农民工的行业重点推动。机器换人是用工荒的体现，但是用工荒并不代表着我国劳动力的缺乏，而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普通劳动力自身创造的价值已经无法覆盖近些年来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从我国当前企业用工需求的现状就可以看出来，技能劳动者总量严重不足，仅占就业人员的19%,高技能人才数量还不足 5%;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 1.5∶1 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 2∶1 以上的水平。
同时，技术人才的短缺也导致我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比较低。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提升广大农民工的技能素质的话，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很可能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这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就在于：
我们要尽快提升广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将我们国家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从而收获更高层次的“人口红利”.
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且把创新放在发展理念的第一位，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指明了方向。同时，我们党提出到 2020 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领也提出，到 2025 年中国制造要进入世界第二方阵，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然而，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仍是过分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的粗放型模式，经济产出对创新的依赖过低。如表 1 所示，如果把国民总财富分为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以此来衡量世界及部分国家的总财富构成的话，我国当前仍然主要依靠生产资本来增加财富，对人力资本依赖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其他金砖国家。
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的素质对比，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以表2 社科院课题组根据中美日三国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的推算，可以看出，2010年我国劳动力的教育素质水平只相当于美国劳动力 1945 年的水平，相当于日本1968 年的水平。按照当前的教育水平提升速度，到 2030 年时，我国劳动力的教育素质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将十分巨大。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不仅不利于创新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使我国每年因产品质量问题而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损失。据专家估算，我国制造业每年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损失达 1700 多亿元，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间接损失超过 1 万亿元。
在迈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迫不及待。不容乐观的是，当前占全部就业人口近 1/3 的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低、接受技能培训少，加上现行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制度等导致的各种歧视，造成他们工资低、待遇差，市民化的意愿与市民化的能力反差极大。所以，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不仅对于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会极大地促进创新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
近些年来，学者们从我国实际出发，结合国内外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文献并不多，且已有的这方面的文献大多论述得很粗略，论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较少并且缺乏深度。为此，本文将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研究的主题，以人力资本为研究的主线，农民工市民化是要实现的目标，而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为此，本文重点分析农民工面临的人力资本困境以及对于其市民化的影响，造成农民工人力资本困境的原因，政府、企业、社会以及农民工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之所以用人力资本视角来研究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因为现阶段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缓慢的根源就在于其人力资本的匮乏，只有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才能顺利实现其市民化；同时，市民化的过程会伴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化，人口集聚以及由此带来的分工细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活方式转变，又必然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因此，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能将问题研究地更为深入，从而对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出理论和现实的借鉴参考。
（二）研究范围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1. 研究范围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中提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一步到位的，即直接由农民转化为市民，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我国，由于影响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过程是先由农民转化为农民工，再由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现实中，由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这一步基本上已经不存在障碍。因此，本书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即农民工市民化。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1） 农民工
农民工是由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分割所造成的，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农民工概念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方面的“农民工”指具有农村户口而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者。广义方面的“农民工”是在狭义的基础上，加进地理、职业、收入等其他因素。为了和官方统计数据所调查的农民工范围保持一致，本文中所论述的农民工主要是具有农村户籍，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
（2） 市民化
市民化是一个过程的概念，指农民工通过务工、经商等途径转变成市民的过程，学界普遍认同的刘传江关于农民工市民化内涵四方面的定义，具体包括：一是职业由次属、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转变为首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的职工；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从这四个方面定义可以看出农民工市民化内涵丰富，不仅涉及到经济学，还涉及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
从人力资本角度界定市民化，主要是研究农民工通过教育、技能培训、健康投资这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手段从而实现向市民的转变，在没有人为外在约束的前提下，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以上四个方面的转变。
（3） 人力资本
在《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中对于人力资本的定义是，“个人拥有的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同物质资本一样，人力资本是生产的一种手段。不过物质资本可以同它的所有者分离，而人力资本则不能。”
也有学者对于人力资本的定义，突出对其资本性以及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强调，如莫志宏对其的定义为，“人力资本意味着向人投资而不是向物投资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主导现象，并且这种现象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
本文将仅限于从经济学角度论述人力资本，为此，本文将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定义，即人力资本是个人所拥有的能够为个人和社会创造福祉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各种特质的总和。
（三）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综述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而出现的重大问题，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多学科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以及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此，下面将梳理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不足。现有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路径两个方面。
1.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
当前，制约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制度因素、成本因素和主体因素三个方面。
首先，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许多的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附着其上的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歧视，使得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打工的同时倾向于保留农业户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从被边缘化到自边缘化的新问题；①二是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使得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次属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低、福利差、接受技能培训的机会少，进而抑制农民工市民化的努力；三是现有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存在不协调，如许多地方的制度创新只关注户籍方面而忽视了土地、就业等关键性制度的创新，②造成“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问题。
其次，近些年伴随着城市房价高企，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紧张，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成本制约问题。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现实问题便是成本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可以分为由农民工个人承担的私人成本，和政府、企业承担的外部成本。现有的调查研究大多集中在政府需要承担的成本方面，尽管不同学者们对此的测算结果不尽相同，但是都认同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高昂，并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剥离农民工私人成本后，按照 2010 年不变价格测算，得出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支出约为 8 万元。
单菁菁经过测算得出，我国东、中、西部城镇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 17.2 万元、10.2 万元和 10.4 万元，人均个人生活和社会保障成本分别为 2.0 万元/年、1.5 万元/年和 1.6 万元/年，个人购房成本在东、中、西部城镇最低分别为 12.6 万元/人、8.4 万元/人和 9.1 万元/人。
2013 年 7 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城市蓝皮书》称，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 17.6 万元、10.4 万元和 10.6 万元，全国平均为每人13.1 万元。如此高昂的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
最后，在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因素方面，许多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城市融入能力等方面。人力资本方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职业分布，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影响其收入和市民化的预期，所以要把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促进其市民化的重要方式。程诚、张顺通过测算得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欠缺能够解释总的户籍工资收入差距的 85.21%,并且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低于无歧视下的工资回报率，即农民工在人力资本方面面临着“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的双重困境。
社会资本方面，大部分农民工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而外出务工，务工后的交际圈子也多局限于此；这种建立在传统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形式，在支持刚进城农民工迅速适应环境的同时，不利于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
刘传江、周玲认为农民工之所以游离于城市正式制度和社会组织之外成为典型的“边缘人”,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社会资本的匮乏有关③。叶静怡，衣光春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着。
2.农民工市民化的道路选择
针对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学者们从许多方面提出了解决思路，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解决思路围绕制度设计方面而展开，大体上要通过户籍制度、农民工土地退出制度、社会保障融合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等方面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黄锟运用制度关联理论和制度冲突理论分析，认为城乡二元制度内部不同制度各自追求的目标之间既有关联，也存在冲突；为此，政府应该加强顶层设计，把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不同制度进行协调，创新制度设计，加强制度合力的形成，从源头上消除制度冲突的可能性。⑤同时制度的创新应该分为从农民工到准市民和从准市民到市民两个阶段。⑥而具体到农民工融入城市至关重要的户籍制度方面，邹一南把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分为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并提出户籍制度改革要先通过缩小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来缩小城市之间非户籍福利的差异，再进行城市福利非歧视化改革，以消除城市内部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的福利差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农民工流动的无序性，①引导农民工就近市民化。也有学者提醒，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与农民工的财产权利脱钩，不得借改变农民工户籍身份之名剥夺农民工在农村的财产权利。②第二种思路围绕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措施而展开，例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降低户籍的含金量，通过技能和素质培训将普通农民工变为技能型劳动力来促进市民化进程。③第三种思路是围绕发展不同类型的城镇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由于大中城市房价等成本过高，使得农民工定居的话首选应该是中小城镇，为此，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城市圈和城市群来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④以上简要地梳理了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在肯定这些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现有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研究对象方面，大多偏重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于离土不离乡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较少；研究方法方面，定性分析过多定量分析过少，并且定量分析的数据选取范围较窄，通过收集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农民工数据资料固然能够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但是也容易忽视问题的整体性和全局性；在解决方法上，大多侧重外在的制度体制改革，忽视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相关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以及对可能出现的结果的应对研究较少。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本文将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主题，以人力资本为主线来展开研究。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对象和相关概念的界定，并且对现有的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文献进行梳理，提出研究的方法和思路。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分析部分，运用文献研究法对马克思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西方经济学对于人力资本的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指出人力资本对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重要意义。第三章和第四章是论文的现实分析部分，第三章先从存量和增量两个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现状，通过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陷入了积累和提升两方面的困境，之后分析了这种困境对于其市民化的不利影响。第四章先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产业结构不合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宏观方面，分析了造成农民工人力资本困境的外在环境原因，之后重点运用主体分析法分析了政府、企业、农民工在教育培训方面的缺失。第五章从外围提升路径和内在提升路径两方面，提出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如何提升其人力资本，外围提升路径主要为了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束缚人力资本提升的间接制约因素；内在提升路径主要针对解决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直接制约因素。关于论文的研究方法，论文主要采用文献综述法、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五）论文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结合起来，针对市民化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困境，从直接制约因素和间接制约因素两方面分析了其原因。最后，在解决措施方面，提出了从外围提升路径和内在提升路径两个维度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提升问题，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然而，限于个人能力问题，同时也由于农民工方面数据的缺乏，本文的定性分析比重高而定量分析低，使得研究的精确性显得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