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现代复杂社会的整合问题，应对西方民主政治遇到的合法化危机而构建的，它要求国家必须制定具有规范有效性的法律和政策，以此维系社会团结。其理论奠基在交往理性的哲学基础之上。交往理性是主体间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达成理解共识为目的的一种交往能力。
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由意识哲学向交往哲学范式的转变，突破了以往哲学对主体的理解，从而打破了单纯追求竞争性成功的西方主体性哲学的理论范式，幵启了通过视角转换而达至相互理解、形成共识的交往理性的新思路，为其协商民主理论奠定了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协商民主理论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在一般意义t对商谈原则和民主原则进行准确的界定，对横向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进行商谈式重构，又包括法治国家在现实层面上必须坚持的人民主权原则、公民权利保护原则、行政合法律性原则、国家与社会分离原则。没有一般意义上对商谈原则、民主原则以及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商谈式重构，法治国原则就没有普遍理论作为参照；同样，没有法治国原则的具体制定，一般意义上的商谈原则、民主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就只能是抽象的存在。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基于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建制，融汇了共和主义聚集多元意见的平等参与原则，以此为基础，他设计出一个独特的商谈程序一“双轨式商谈政治”.这种设计将正式决策机制与非正式的讨论机制区分开来，正式的决策机制指的是以选举和议会为中心的宪政民主制，非正式的讨论机制依赖于市民社会、政治公共领域等生活世界的积极因素。他把非正式的商谈机制称之为“发现性语境”,把正式的商谈机制称之为“证成性语境”,前者主要负责发现各种有广泛影响的意见并提供给后者，后者主要负责审议前者并据之制定出政策或者法律。这两者相辅相成，强化了协商民主在程序方面的有效性运作。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的规范性要求，必须应用于复杂社会的民主实践并得到民主经验的确认。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研究，就是要解决协商民主理论的规范性要求与其社会背景的事实性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外在张力。它为协商民主提供一种社会学模式，奠定协商民主理论的现实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交换的契约原则塑造了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平等观念，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观念前提。市民社会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组织基础，社团、组织和运动作为市民社会的三种商谈性配置在联合个人力量，集体表达公众舆论，在对政治系统施加压力方面发挥了其民主潜力。法治国家为公共领域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法治国家不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私人领域的完整性就无从谈起，那么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领域更不可能产生。
本论文将着力从我国学界普遍忽略的以下问题展开讨论：第一，哈贝马斯认同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强调从物质利益出发研究政治，肯定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政治不平等的基础。第二，在哈贝马斯关于协商民主的讨论中，法律是贯穿其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因此他力图围绕合法之法的形成展幵协商民主问题的全部论述。第三，在关于公共领域问题上，他主张交往性而不是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第四，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无论是对西方后继的协商民主理论、还是对欧盟的民主政治建设都起到了指南针的作用，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摘要
考茨基是一位充满矛盾、饱受争议的理论家，他曾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乃至第二国际享有很高声誉，而在晚年却落得“叛徒”之名。长期以来，人们对考茨基的研究总是贬义居多，少有褒义之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幵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为进一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环境。本文以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背景，围绕第二国际内部讨论的焦点问题，即无产阶级能否利用民主条件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以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探讨考茨基的民主理论。
本文第一章主要是对考茨基民主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的考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在日益受到金融资本控制而带有“垄断”特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例如，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新经济形式的出现促进了 “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发展；以议会民主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日益成熟，为人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争取自身利益提供了机会。考茨基民主理论也有其理论背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晚期恩格斯的利用议会进行斗争的观点以及第二国际围绕垄断资本主义背景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等问题的讨论，都对考茨基的民主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影响。
第二章主要是从方法论角度就考茨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发展进行探讨。考茨基用具体、历史的方法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认为垄断资本主义虽然在本质上是“垄断”的，但它是包含着“垄断”与“民主”双重特性的发展过程，其中新的“民主”因素将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和契机。他针对第二国际内部出现的分歧，幵辟了有别于“左派”与“修正主义”的“中派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形成了其独特的民主理论。
第三章探讨了考茨基对民主概念的具体、历史理解。考茨基将“民主”区分为“原初民主”、“现代民主”与社会民土，“原初民主”是一种存在于人类社会早期的、素朴的、直接的“民主”,“现代民主”主要是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主”.考茨基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局限于形式方面的虚假性，进而在与资本主义“垄断”特性的对比中，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包含的新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的萌芽，即“社会化生产”的趋势和民主政治体制的发展，为真正社会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体制条件，提出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垄断”与“民主”的双重特性。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必然要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即实现“人的自我规定的权利”.
第四章“民主式社会革命”是探讨考茨基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飞跃的具体方式的观点。考茨基结合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提出“社会分娩论”,认为社会革命应当是一个长期积蓄革命力量和“一朝分娩”相结合的发展过程，无产阶级应当学会利用议会斗争、罢工等民主手段从深层次上推进社会的渐进式发展，他不否认暴力革命，但强调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民主条件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飞跃。
第五章主要对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关系的思想进行分析。考茨基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人人都有自由和面包”,因而这种社会主义才有利于社会民主的真正实现。社会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可以避免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流于形式，而赋予其实质性的内容，从而使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体。在此基础上，考茨基又进一步就“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澄清了其中“民主”与“专政”作为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暂时过渡阶段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这是他对其“民主”理论的补充。最后说明，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在于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扬弃与超越。
“民主式革命”既是其民主理论的特色，当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身处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促使考茨基强调民主对建立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低估了其他的革命方式。他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述对于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
在当今自由主义社会，人们缺乏对何为正义的一致理解，人们在何为自由、何为平等、何为人们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方面并没有一致的见解。罗尔斯对这一存在于自由主义社会中的正义共识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无论是罗尔斯前期的《正义论》，还是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都是试图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回答。
当然，不管是罗尔斯前期所追求的道德正义共识，还是后期所探索的政治正义共识，都受到了国内外学界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与驳难。
面对自由主义社会的正义共识困境，以格雷和贝拉米为代表的激进的价值多元主义者主张放弃对正义共识的追求，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些政治哲学家的幻想罢了。他们都否定自由主义社会能够达成正义共识的可能性。他们都主张实现冲突双方的妥协共存，一种关于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权宜之计”是自由主义者应该接受的现实方案。
社群主义的主将麦金太尔认为，存在于当今自由主义社会的正义共识危机是由于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否定了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对于人性的目的论解释。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就否定了目的论传统，而把道德标准建立在“个人”这一概念之上，而“个人”概念正是引起西方社会正义共识困境的罪魁祸首。
不同的道德哲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们基于对“个人”的不同理解，必然得出不同的道德和正义标准，从而陷入到道德与正义的纷争之中。麦金太尔所给出的超越自由主义社会正义共识困境的药方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传统。
哈贝马斯不同意麦金太尔的消极主张，他认为自由主义社会正义共识困境的症结在于工具理性的泛滥及其所造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哈贝马斯主张要解决当今自由主义社会的正义共识困境，就要诉诸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哈贝马斯的共识观是通过其对话伦理学而展现出来的。哈贝马斯试图在当前自由主义社会价值个人主义盛行并且道德与正义共识越来越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的情势下，力图确证道德和正义的普遍性要求，展现一种人们通过相互沟通理解而能在交往共同体的成员之间达成共识的理想。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哈贝马斯的共识理论夸大了语言与对话旳作用，而未看到对话商谈背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实践根基，哈贝马斯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塑造社会关系方面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为我们思考自由主义社会的正义共识困境提供正确的方法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去审视发生在自由主义社会的正义共识危机，我们可以知道，自由主义社会的正义共识困境作为社会意识领域的问题，是由社会存在领域也就是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的矛盾所引起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由主义社会的正义共识困境是由物质生产领域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引起的。自由主义社会的正义共识危机会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