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质化研究的反身性
反身性是指在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研究本身以及场景等相关因素构成了复杂的整体，它们之间互为条件，不断相互建构。质化研究者通常在研究报告中详细描述研究动机、相关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研究者视角，还有一些研究报告包括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研究的影响。Canagarajah （ 2012） 在论文第一部分以自述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在斯里兰卡参加一个美国英语教师培训机构的尴尬经历，来使读者了解其进行此研究的背景和动机； Creese 等（ 2014） 在其论文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其所研究的旁遮普社区补习学校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教师教学情况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教师和学生对“母语”教师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理解。
Wortham 和 Rhodes （ 2013） 在其报告中先以对研究对象 Allie 在家中一段读书情境的详细描写，而引出研究主题的研究意义，并在第二部分通过墨西哥美国关系发展历史以及 Allie 家庭自身的移民经历而将其研究置身于真实的情境之中。
反身性在质化研究报告的体现是质化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在建构主义视角下，研究对象的生活意义只有在真实情境下才得以建构，而真实情景的描述也有助于读者了解研究发现是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分析出来的。
（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质化研究报告通常包括详细的研究设计和方法的描述，如： 研究对象的选择、数据的收集方法及其依据，如果是多个案研究，还要描述或用表格形式说明个案之间的差异。在建构主义视角下，研究设计与方法与研究目的息息相关，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设计和方法，同时设计方法也体现了研究者研究意图及其理论视角，进而影响研究质料的分析和解读。因此在研究报告中，研究设计与方法的介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 Canagarajah （ 2012） 在方法部分对其研究方法自传式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 进行了定义，并分析了该方法的优缺点，提出这种极其细致的叙事有助于揭示教师发展过程中各种认同与意义之间的张力与协商，对“自我叙事”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的解读。Creese 等人（ 2014） 指出，语言民族志方法（ linguistic ethno-graphic approach） 在揭示隐匿于广泛社会背景和框架之下研究对象行为的互动的超强解释力，并详细交代了研究者所进行的观察和访谈，通过图表列出重点访谈的两个研究对象 Hema和 Narinder 的详细信息。Wortham 和 Rhodes（ 2013） 也详细记录了研究者七年来在中太平洋一个郊区的实地数据采集细节以及研究对象Allie 的相关数据细节。详细的研究设计和方法的描述是使读者更全面了解研究者所发现的意义是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之下建构起来的，是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研究的主要特点之一。
（ 4） 关键概念与理论框架：
与量化研究不同，质化研究者通常倡导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进入到研究现场，不是到现实情境中验证某一假设，而是通过归纳法从材料中找出普遍性或共性的理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质化研究者在研究前没有任何理论框架，事实上，无论是在研究问题的确定、质料的收集与分析以及研究发现与讨论的过程都是以一种理论框架为引导的。陈向明（ 2000: 91） 将关键概念与理论框架统称为“概念框架”,该框架包括： （ 1） 组成研究问题的重要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 （ 2） 研究问题的范围、内容维度和层次； （ 3） 研究者自己目前发展出来的工作假设。Canagarajah （ 2012） 在“Methods be-hind my stories”一节中，提出了其核心理论概念，即实践共同体（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并在报告后几节将此理论的组成概念贯穿于质料分析与解读中，如： 情境中学习（ situated learn-ing） 、共同参与（ mutual engagement） 、联合事业（ joint enterprise） 、共享资源（ shared repertoire） ,讨论了其在不同实践共同体中的职业化过程和认同发展。而 Creese 等人（ 2014） 则是在介绍研究方法之前，用两个小节分别介绍了其研究中的关键理论概念： 母语使用者以及真实性与合法性（ authenticity and legitimacy） .Wortham和 Rhodes （ 2013） 研究的主题是“生命是一个琴弦”的隐喻，通过使用 Latour（ 2005） 关于社会是由多元资源（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构成的理念，作者详细阐释了这一隐喻的构成以及该隐喻与人的认同建构的关系，提出了多元资源在研究对象社会认同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是整个研究的灵魂，贯穿于整个研究的数据收集、分析与讨论部分，是质化研究报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5） 质料的诠释与呈现
质化研究的初期质料非常庞大混杂，从质料中抽离出主题并以某种形式呈现是质化研究的关键，即研究报告中要清晰阐述质料诠释，并以合理框架呈现，使得读者能够清晰看到研究者是如何由庞大的质料诠释出理论化的结论。
研究者在研究视角、研究目的、概念框架、写作风格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报告呈现风格与模式各有特色。Canagarajah （ 2012） 是一篇自我叙事的论文，整个讨论部分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讲述自己作为一名第二语言教师的职业认同发展过程，以时间线为框架分别讲述了研究者作为一名英语教师，在家乡斯里兰卡贾夫纳的本土实践共同体的经历、进入美国更为专业化的机构学习深造并从教的职业化经历、以及在更大的实践共同体 TESOL 组织的认同协商和建构。Creese 等人（ 2014） 在深描两名研究对象的总体情况之后，分别就两个研究主题进行的论述，即“母语”教师在语言课堂中的真实性协商和语言课堂中合法性的协商。
Wortham 和 Rhodes （ 2013） 从宏观的历史文化环境到研究对象家庭背景到微观的话语事件（ speech events） ,呈现了研究对象的社会认同发展轨迹，将其多元资源对其认同的影响贯穿至整个轨迹的描述中。通过这三篇文章我们发现，如何诠释与呈现研究发现体现了研究者各自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写作风格，无论哪一种报告框架结构，关键是将核心要素融入到质料分析与结果呈现之中。
通过以上对于质化研究报告规范的关键要素的阐述，我们发现总体上质化研究报告需要体现质化研究的核心理念，强调自然客观的研究环境下建构地理解所研究主题。研究者本人的反思、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个案的“浓稠描写（ thick description） ”、主要概念和理论框架的解读，都是为了让读者从自然全面的建构视角下了解研究问题及其发现。Lincoln 和 Guba（ 1985）曾提出了四个质化研究评价标准，即： “可信度（ credibility） ”、“可转换度（ transferability） ”、“可靠性（ dependability） ”以及“一致性（ conformabil-ity） ”.换言之，质的研究者关注的是其研究发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符、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其它时间和场景、对质料的解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果和发现相比（ 刘熠，2010） ,质化研究目的不是为了得出“可推广（ generaliz-able） ”的结论，而是“可转换”的研究发现。如Canagarajah（ 2012: 262） 在其论文中提出的作为一篇自我叙事的研究报告，他希望他的经历会为其它实践共同体中的教师（ 无论是处在共同体核心或边缘位置） 提供“可转换的”的认同建构方面的启示。研究个案背景情况、研究者的视角以及反思、研究过程以及分析过程等等细节的深描，都是为了通过全面细致的背景及过程的描写，让读者了解研究中各个因素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进而获得可信、可靠、一致且可转换的研究结果和发现。简言之，质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决定了其研究报告的核心特点和规范。
4. 质化研究报告撰写的挑战与建议
用“质化研究”和“外语教学”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 CNKI） 上进行搜索，我们发现多数文献为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或者硕士论文，说明质化研究在中国应用语言学领域正冉冉兴起。同时，我们也搜索了“复合影响因子”位于前三位的外语语言文学类期刊（ 《外语界》、《外语教学与研究》和《中国外语》） 于 2014 年刊登的研究报告，仅有两篇质化研究报告①; 而在三种国际知名期刊（ Themodern Language Journal、TESOL Quarterly 和 Ap-plied Linguistics） 2014 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共有十八篇质化研究报告。与国际期刊相比，我国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发表的质化研究报告非常少。笔者认为造成该现象的可能原因包括： （ 1） 国内研究者虽然已经意识到质化研究在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重大意义，但量化思维模式仍处主导地位，对于只有几个或者一个案例的质化研究的学术价值仍旧没有充分认可。（ 2） 质化研究在中国刚刚兴起，研究者对于质化研究的基本核心思想理解不够深入，质化研究报告的规范和标准仍不够规范明确。（ 3） 由于质化研究需要收集大量数据，耗时长、分析复杂，对研究者要求非常高，造成很多研究者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质化研究项目。（ 4） 质化研究报告通常需要详尽呈现研究方法、背景、过程、数据、分析、结论等细节，因此篇幅较长，而国内外语类期刊的字数要求多为 5000 -8000字，不能够满足合格的质化研究报告的规范要求。
针对我国质化研究发表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 1） 对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者进行质化研究方面的系统培训。（ 2） 与量化研究不同，在研究过程中经常出现其特有的问题和挑战，只有亲身经历整个实验过程才能够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因此可以通过邀请质化研究经验丰富的研究者通过会议或者发表文章的方式分享自己的研究经历与体会，有效提高质化研究质量。（ 3） 相关科研政策制定权威机构应该充分了解质化研究的特点，为质化研究者提供足够的研究时间和发表空间，对质化研究报告的字数给予一定的宽限，对报告模式的多样化给予足够的理解。（ 4） 量化研究者应该放下其原有对于质化研究的偏见以及原有的量化研究范式的影响，避免使用量化研究的话语来评价质化研究，以更加开放倾听的态度与质化研究者公平对话。（ 5） 建议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权威期刊或者学术机构仿照 TESOL Quarterly 和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AERA,2006） 出版的质化研究报告规范和标准，为研究者提供可参考的权威指导。
5. 结论
质化研究是一个非常宽泛而灵活的范式，此文仅是以民族志方法为例，探讨了应用语言学领域质化研究的定义、规范和挑战。在实践中，研究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来设计研究方案、选择理论框架、确定分析方法以及研究结果的呈现形式，正如 Creswell（ 2013） 所强调，没有哪一种质化研究报告的形式是最好的，与质化研究本身一样，其研究报告的撰写也是由研究者、研究对象以及所在的社会文化情境之间互动地建构起来的。换言之，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报告规范或者标准，研究者应在理解质化研究的范式基本理念的原则下选择最适合自己研究的报告模式。我国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实证研究经历了从思辨的非实证研究到实证研究、从量化占主导到质化与量化均衡发展的发展过程。在质化研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随着我们对质化研究的理解逐步深入，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高质量质化研究报告出现，进而推动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