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有关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及其《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诗篇在中国的译介迄今已有百年之久,并且曾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邹振环教授指出,在中国近代社会那个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残酷岁月,正是拜伦的《哀希腊》诗篇深深地震撼和抚恤了许多立志于建立民主自由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滴血的心灵。
王东风教授在《一首小诗撼动了一座大厦:清末民初 < 哀希腊 > 之六大名译》(2011)一文中甚至指出拜伦与他的《唐璜》(Don Juan)长诗在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出于他非凡的诗艺,而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则远不止于此,它还走出了文学的殿堂,出人意料地在某种程度上撼动了清末中国的政坛。这里,王东风教授所说的《唐璜》并不是指《唐璜》整首长诗,而是指其中的插曲《哀希腊》。那么,缘何拜伦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仅限于他非凡的诗艺,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跨越了诗歌艺术的审美层面介入到了政治范畴,与中国的政坛产生了关联?我们认为,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等早期中国的拜伦译介者们并非单纯追求翻译技艺的翻译家,他们同时还是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抑或革命者。也正是他们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革命者的身份所配置的民族救亡的思想视域使得他们对拜伦《哀希腊》的译介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诗性追求,而是提升到民族救亡的高度加以看待,转化为拯救国家挽救民族的符号资本。他们在拜伦《哀希腊》的译介中力图重塑“他者”拜伦的英雄形象,用以言说自我的救国理想与追求。
一、近代中国拜伦及其《哀希腊》译介的社会场域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那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中国文学界呈现出功利主义的文以载道、以文治国的主流思潮。在这个特别的历史岁月,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由于民族危机的凸现而得到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特别垂青,因为文学的政治功能能够肩负起为民族救亡而宣教启蒙的特别任务。由于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所以在这个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文学的审美价值被打入“冷宫”自在情理之中。历史呈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是满清封建皇权的腐朽统治和中华民族因为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所落到的千疮百孔的境地,时代的主题就是对内不能不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对外不能不抵抗西方列强的凌夷,赶走帝国主义。时代精英知识分子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充分地利用起他们写作与翻译的优势,勇敢地肩负起了用手中的笔呼唤国民奋起革命的任务,因而他们个人的文学活动大多选择了“民族 - 国家”的政治叙事模式,推翻专制暴政、抗击外敌入侵、振兴中华民族也成为了他们写作与翻译的内在动力与精神追求。
他们从文人、学者的身份出发,选择翻译当作启蒙与救亡的武器,以敏锐的政治目光打量西方文学这块宝地,相中了它们可资借鉴、用来丰富自身的文化潜能,“用充满着凝重的现实感和崇高的英雄感的文字”,挥笔书写救国的韬略,“企图点燃国人渐次泯灭的自信”。
有学者指出晚清时期翻译西方文学书籍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引进文明,作品的文学功能及美学功能远远没有政治宣传与教化的社会功能重要。
当时“陆沉”、“救亡”和“保种”等社会公共叙述话语表征下的翻译场域就是如此,在对国家再造的美好社会理想的憧憬中,在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即将“亡国灭种”的言说场域里,他们对作者的选择、当译之本的鉴别、异域人物形象的重构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救亡意识。在那个翻译场域中,《十五小豪杰》(梁启超译)、《斯巴达之魂》(鲁迅译)、《最后一课》(胡适译)、《柏林之围》(胡适译)、《军人梦》(胡适译)、《六百男儿行》(胡适译)、《夜未央》(李石曾译)、《醒狮之歌》(杨笃生译)、《战死者之孀与孤》(叶中泠译)和《威廉·退尔》(马君武译)等译作无一不是经过译者的刻意选择,通过对域外英雄形象的形塑,宣扬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在“他者”形象的身上寄托了他们的政治想像,装载他们拯救民族危亡的理想,欲望化书写“他者”,其目的就是要宣教启蒙,唤醒国人的民族救亡意识。这些“他者”形象都打上了知识分子言说自我的“群体标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哀希腊》被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等多位译者不断翻译,力图建构英雄形象的拜伦,同样也是近代精英知识分子言说自我、书写启蒙与救亡话语的突出表现,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色彩。
二、场域中拜伦《哀希腊》的译介与拜伦形象建构的救国话语介入
拜伦是 19 世纪时期英国诗坛出现的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他也是欧洲 19 世纪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拜伦当时在欧洲的影响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说,“此前从来还没有哪位作家能够与拜伦一样在读者中间倍受欢迎,能够赢得众多读者的心声与共鸣”。
拜伦既是诗人又是革命战士,他以诗歌为武器,有力地攻击了欧洲反动年代出现的任何暴政,忠贞不渝地抗击以“神圣同盟”为代表的欧洲封建反动势力,同情被压迫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并参加援助他们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他的《哀希腊》诗篇就表现了他对遭受土耳其奴役的希腊人民的同情,以此激励他们能够奋起斗争,推翻外族统治者,取得民族的独立与自由。
但是在英国,拜伦也因他的“私德”颇遭他人诟病。
他染指多位女性,与她们关系暧昧,甚至曾与其中一位姑娘非婚生下一女。
他的性格也有不少缺陷,比如气高自傲,狂狷厌世,缺乏艺术家应有的克制力与忍耐性,甚至连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在文学、哲学、美学、史学等各个方面都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王国维先生都认为他“胸襟甚狭”,不够宽广。然而,拜伦的这些缺陷在清末的译介者那里却被过滤掉了,尤其是具有思想家、政治家或者革命者身份的译介者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通过《哀希腊》的翻译,弘扬了胸怀坦荡、高尚伟岸、追求自由的正面拜伦形象,回避了生活放荡不羁、行为不够检点的拜伦。拜伦的形象在他们的笔下被中国化了。
法国形象学学者莫哈(Jean-Marc Moura)认为,“大凡形象塑造者依照其社会模式,使用其社会话语加以重新塑造的他者形象,必然是意识形态化的形象”。
拜伦自从 1902 年经由他的《哀希腊》诗篇的译介进入中国,其文化潜能一经被近代精英知识分子察觉,就开始了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理解方式的、本土化的“中国式拜伦形象”的意识形态化之旅。除了首译者梁启超在翻译中心怀救国的理想之外,后译者马君武和苏曼殊等一样怀抱着赤诚的爱国之心。他们都把自己启蒙与救亡的思想认识不失时机地糅合在拜伦《哀希腊》的译文之中,巧妙地镶嵌了时代的救亡使命,塑造了本土化的中国式拜伦,让拜伦这个名字成为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所渴慕的复兴民族的英雄诗人的代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中国社会拜伦的译介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探索救亡道路的英雄史”。
拜伦的译介史表征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历史使命和道德责任。
对于中国文学界的文以载道、以文治国的功利主义趣向,有论者曾这样描述说:“所载之道为新道———变法和革命,所用之文为新文———如新民体小说,改良体诗歌和散文……以文学为变法救国的工具,理论上提倡,借翻译以支持,且身体力行”。
身为启蒙思想家、政治家的梁启超节译拜伦《哀希腊》中的两个诗节,嵌入于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是把原诗当作一块可以塑造的玉石,视之为“有待再创造的一套话语条件”,在《新中国未来记》的整体创作框架内加以修饰雕琢,目的主要是出于对时局和政治的关怀。“作为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政论的《新民说》和作为学术著作的《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梁启超的‘民族国家主义宣言书’,梁启超也正是用这样的思路来‘网罗拜伦’的”。
梁启超作为译者,对于拜伦的《哀希腊》进行文化操纵和文化利用的动机十分明确,他是要借助拜伦的形象宣扬救国保种的“民族 - 国家”意识,政治化倾向非常明显,于是在他那里拜伦的形象也就更加显现出革命的意味与“民族 - 国家”的情怀。从此,拜伦在近代中国开始成为国民大众启蒙与救亡的符号象征。
马君武是具有多重身份的译者,他既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又是启蒙思想家,还是一位革命家,他的救国救民的心愿,与梁启超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语言对等的层面审视他的《哀希腊》译文,不免被后译者胡适认为“失之讹”。但是,如若从形象学的视角给予审读,“马君武《哀希腊》译诗中的‘讹’是他误读拜伦、虚构拜伦及其拜伦诗歌的结果,也即是中国化的理解与形象建构”。在《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一文中,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曾描绘出了翻译的形象建构功能及其本质意义,他指出:“原作被择取生成译作之后,便会脱离曾经为之赋予生命价值的文学传统而往往被非历史化,所以原作文本往往会遭到译者的改写以便能够顺应其时本土文学的主流风格,贴近本土文学的主题,这样的译本所发生的影响有可能具备民族价值与意义。翻译能够形塑出外域的类型化形象,然而这些类型化形象所投射出来的却是本土的政治与文化价值”。
这样来看,马君武的译文之讹便具有了合法的理据与意义,他的翻译“更多的是反映主体文化自身的需求,是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目的的符号建构”,与其说他的翻译是对拜伦原诗的再现倒不如说是他借助翻译的舞台对自己救国的政治目的加以表现。
在他那里,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分界线已经不再泾渭分明、一目了然了。“从拜伦哀希腊到马君武哀中国,再从哀中国到救中国,这首不足千言的英文诗歌被委以历史的重任,承载了民族救亡的使命”。
和梁启超一样,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及革命家的马君武显然也是别有用心地重构了拜伦的形象,表露了他努力借助《哀希腊》来哀中国,力图借此警醒国人、号召国人,再达到奋起革命挽救中国的爱国之心,他的政治意图、价值取向和翻译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梁启超和马君武的拜伦译介是意在借拜伦的形象进行宣教启蒙,其实不仅他们两人如此,被孙中山先生称为“革命和尚”的诗僧苏曼殊也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建构了英雄形象的拜伦,启迪民众。苏曼殊非常欣赏拜伦的革命人格,对拜伦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译介拜伦,自诩为“中国的拜伦”,镜像自我。他虽然十分看重“文学因缘”,但是时代话语中意识形态的操控作用在他身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曾经一度是激进的民主革命志士,所以他的思想很容易与救国的时代主题产生视域融合,当然也就不能摆脱主流意识形态而置身度外,这自然就会左右着他对当译之本的选择。他在《潮音·自序》中清楚地吐露了主动贴近社会时势,选择拜伦的民族救亡动机。他说拜伦在富庶、繁华、自由的环境中长大、富有教养,他为人热情真诚,信仰坚定,敢于追求自由。他的诗作美丽、真实,魅力无穷,措辞热忱坦率,这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他的诗就如同使人振奋的美酒,芳香浓郁,越是多喝,酒的甘甜醇香就越发使人陶醉。他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前往希腊去帮助希腊人民获取独立,是个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志士。正当他在从事这项宏伟的事业时,却不幸身亡,到了末日。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指出:“在苏曼殊的翻译诗集《拜伦诗选》(1909)里,尤其是在他翻译的拜伦的那首《哀希腊》里,他把这位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塑造成了一位卓绝群伦的英雄。……他认同拜伦,偶像化拜伦,把拜伦尊崇为闪闪发光的英雄。……拜伦在中国的形象从此就需要用关于他的一生和人格的那种传说来判定与要求了,然而关于他创作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则几乎无人关注”。
拜伦主要是以英豪的形象而不是以文学形象在近代中国面前,李欧梵先生在这里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其间,身为《哀希腊》译者的苏曼殊借拜伦的英雄形象表达民族救亡的理想已经不言自明。
翻译文化学派从宏大的社会语境看待翻译现象,承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认为译者不可能是被动的“仆人”,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服侍”着作者和读者,而是根据本土文化自身的需要对异域文化积极地进行着操纵。
经过译者操纵的原作文本,只要转换为目的语的语言文字,便脱离了原初语境,译者可以重新加以利用,将其“用于别的意图”。
该学派的两位旗舰人物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费维尔(Lefevere)指出:“中国的翻译历史出现过三次翻译策略的变迁,那即是从公元 2 世纪至 7世纪的佛经翻译,始于公元 16 世纪的传教士翻译和始于 19 世纪的有关于西方社会思想及西方文学的翻译,这三次翻译都是几无例外地用中国文化里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象去言说‘他者文化’”。从翻译文化学派认同译者的主体地位的理论旨趣观察近代中国社会语境里的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的拜伦译介,他们对原作《哀希腊》的操纵改写都是用中国本土的文化价值观念去言说他者拜伦,希望凸显拜伦的革命英雄形象,在拜伦的头上贴上救国的标签,把他当作激励国人救亡图存的动力与符码,用于服务启蒙与救亡的目的的。
三、重塑“他者”以言说“自我”:拜伦形象本土化书写的价值及其形象学理据
形象学的理论趣旨显示,他者形象的塑造不是完全脱离他者的随意捏造,往往是塑造者居于主导地位操纵控制他者,挑选出他者的某些部分特征用于自己的主观描述,对他者实施欲望化处置,把他者改造成符合自己心愿的那种形象。经过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等近代知识分子对拜伦《哀希腊》的本土化翻译,摒弃了拜伦身上高傲放荡的贵族习气,挑选出了拜伦作为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斗士的献身精神加以张扬,塑造了中国式的“他者”拜伦形象———革命英雄拜伦。
革命英雄的拜伦形象迎合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意识形态,被纳入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想。
拜伦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集体想像物”,言说了知识分子“自我”的民族念想和救国愿望,这是“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出的阐释”。
我们可以这么说,梁启超、马君武以及苏曼殊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一批有良知的、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道义感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不谋而合地先后选中了拜伦作为显化他们社会理想的形象代言人,依靠拜伦《哀希腊》的本土化翻译,“把他们的政治欲望化指向投放在拜伦身上,表达当时救亡图存的理想诉求”,借中国化的拜伦形象,启迪国民的爱国意识,激励国人奋起抗争封建专制制度,抵御帝国列强凌辱。
莫哈认为,“意识形态化的形象塑造把形塑者社会的群体基本价值观投射到他者身上,通过对他者身上现实情况的调整,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进而消解他者或改造他者的特征,以达到同化他者的目的”。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正是把他们的救国方案寄托在拜伦的身上,本土化改造了拜伦。中国式的拜伦作为他们这些形象塑造者的想像之物,于是具备了某种标本的意义,产生了极强的象征性和隐喻性,演变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象征资本。至于中国式拜伦的形象与拜伦的本真形象究竟存在多大的差距,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特殊的历史任务,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世界著名学者,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曾对师出同校剑桥大学的拜伦作过这样的评价:“与其他很多的知名人士一样,把其视作神话人物的拜伦远比真实的拜伦来得重要”。当然,罗素此语并非是针对近代中国的中国式拜伦形象的建构而言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中领略到在中国启蒙救亡语境下拜伦英雄形象建构的合法性意义。
拜伦《哀希腊》的本土化翻译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影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与意义,它所输送的拜伦形象放射出无穷的人格魅力,透射出强大的革命力量。“拜伦这个名字几乎成为了‘民主、自由、独立’等革命词汇的同义语”。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时期,中国化的拜伦作为时代精英知识分子们通过在《哀希腊》的翻译中所展开的本土化想像投射出的“社会集体想像物”,类似于莫哈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形象,“对群体(或社会、文化)起整合作用”。
换句话说,梁启超、马君武等近代精英知识分子所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式拜伦形象具有整合及维护社会群体价值观念的功能,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分有助于引领社会民众的价值判断,选择挽救民族危亡为第一要务。拜伦的英名就经常出现在当年承担着革命宣传任务的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之中,目的是以拜伦的革命精神号召广大民众。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秋瑾那里足以可见拜伦对中国的影响之深、之巨。
在《致徐小淑绝命词》里,秋瑾就曾这样慷慨激昂、壮志凌云地写道:“不需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拜伦)歌”。
毫无疑问,在秋瑾的身上,拜伦完全是她争取民族独立革命的激励符号,是革命的动力,是力量的源泉。五天之后,也就是 1907 年 7 月 14 日,她被清廷抓获处以斩刑。为了民主革命的理想,她像在战场上冲锋在第一线的拜伦一样,毫不畏惧,英勇就义。她以坚定的信念主张“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而献身理想,这其中拜伦的英雄形象给了她多大的鼓舞是不难想象的。鲁迅先生也曾深受拜伦的感染,他在 1925 年的《杂忆》一文中回忆自己阅读拜伦诗作的心情时说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读了拜伦的诗是何等的心潮澎湃,特别是在当他看见拜伦用花布裹头去希腊战场援助希腊人民争取独立自由之时的英姿飒爽的肖像之后,感到更加心神俱旺。
鲁迅先生的这种感受在当时置身危难国家之中的青年读者之间却是极具典型性和普遍性,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单独个案。《哀希腊》的翻译所缔造的中国式拜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众,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启蒙救亡事业。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带有目的性的活动,意向性体现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之中。译者会力求再现原文作者的意向,但是也会在译文之中介入自己的意向。把近代中国《哀希腊》的翻译放置在这一点上加以廓示,我们可以觉察出时代精英知识分子译者在这个充斥着“陆沉”、“救国”、“保种”等公共叙述话语的场域中,心系国家前途,牵挂民族命运。
他们在启蒙与救亡的时势需要之时所怀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道义感,促使他们的翻译书写必然会考虑民族国家大义,介入救国的政治意向,书写的主题与内容总是和民族国家、独立、民主及自由紧密相连。梁启超、马君武与苏曼殊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们通过《哀希腊》的本土化翻译塑造了中国式的拜伦,中国式拜伦形象的塑造给国人点亮了一盏心灯,让人们在晚清时分黑暗的社会中辨清方向,注入前进的动力。
他们“煞费苦心”所营造的英雄拜伦形象,有力地诠释了作为思想家、政治家或者革命家译者的他们启蒙大众、拯救中国的社会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