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社会的产物，是每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也是用来构筑社会并创造社会的重要工具，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或者说本质的功能是社会交际功能和思维认知功能。语言好比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性是语言的一种基本属性。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任何语言成分都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马克思说“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性质，全然是外在的”①。由于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点，什么样的语音和什么样的语义结合没有必然的理由，也就是说语言的名与实、音与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决定于“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公元前 3 世纪，我国的荀子就说过“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的话，对这个问题作了解答。所以，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语音形式来表示，同一种语言中的不同方言也可表达相同的意义。汉语普通话中的“馒头”在方言中就叫“馍”,“面条”“米饭”在西北方言中就叫“面”“米”,与“面粉”“大米”无异。由此可知，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语言，不同的社会根据自己的实践和习惯约定俗成，从而也就证明了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的产生发展都取决于社会意志和社会需要，斯大林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②。
在以往的语言规范中，“约定俗成”是操作的最高准则，当学理与俗实发生矛盾时，学理往往要服从俗实。“正是对权威社会方言在语言规范中的地位的认识不自觉不到位，使得后来制定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的具体标准时，‘从俗’成了最重要的原则，而学理因素常被忽视。”③审视过去语言文字的传承与发展，发现语言的社会性在语言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的社会性影响着语言的传承与发展。比如，“打扫卫生”其原意是“打扫不卫生”,“打的”的原意是“坐出租车”,而当这样的词一出现就被大多数人认可后，其不规范性也随之被人们所遗忘，理所当然地人们习惯了这样的用法，从而确定了这种语言的长久生命力。
二
语言的传承主要表现在对于传统语言的继承与发展，对于不同方言的接纳与吸收。随着全国各地人们交流的日益频繁，各地语言间的互相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普通话在大量吸收各地的权威方言，另一反面，相关专家学者针对当前现状也发出了保护传统语言及文化的呼吁，比如建议在中小学开设方言课程等。语言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新词、新语的不断产生，旧词、旧语的不断消亡。新词、新语的出现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当社会生活出现新的事物，新的概念，新的思维，而使用原来的词汇，不能确切表达这些新事物、新概念、新思维时，人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一些新词、新语，或者干脆从别的语言那里借用现成的语词，比如外来语。社会生活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产生新词、新语的源泉。而新词、新语是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则与语言的社会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对于人们普遍认同的新词、新语，很快就会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一直沿用，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对于那些只有极少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嘴里的生造词，大多数人则报以鄙夷的态度，尤其是老一辈人更是无法接受，从而遭到了人们各种各样的谴责。其实，笔者认为，语言的发展有其自生自灭的过程，真正被人们认同，富有长久生命力的新词、新语，会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强大的生命力；而不被人们认同，只是流行一时，新鲜一阵，时髦一下的新词、新语，则会在语言的发展历史上稍纵即逝，如流星划过，无影无踪。如：春晚节目中的“卖拐”“给力”“不差钱”一夜之间走红大江南北；网络用语“丝”“逗比”“涨姿势”“心塞”“明明病”“逼格”“脑洞大开”“有钱就是任性”“我也是醉了”大行其道；温州动车事故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也随着网友的深究而成为轰动一时的“高铁语”;其他诸如“李刚体、3Q 体（又称”腾讯体“）、羊羔体、菜刀体、后宫体、日和体、甄体”,等等，层出不穷，有些更是昙花一现。不管怎样，这些新词、新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因为它们有其出现的特殊背景，带有流行和时尚的元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现代性”“认同”“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抽象词的涌入，反映出中国人在不断地吸收新概念，就如同一个世纪前“五四运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一样，一本新的词汇表既反映了新思维模式的引入，又在另一个方面鼓励了这种变化，所以，我们应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看待新词、新语的产生及其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