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众责任意识的觉醒，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已不再是企业的选择性行为。与此同时，全球化使市场竞争日趋激励，为了规避倒闭、并购等风险，企业所有者要求经理人竭尽所能地降低运营成本，最大化企业利润。因此，需要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officer,CEO）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与此同时，竭尽所能地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对企业的伦理需求。
CEO能否协同CSR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二者协同是以CSR决策的高效制定和实施为前提的。CEO发现CSR中蕴含商业价值的敏锐性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和决策实施权力与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协同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的可能性[1].但现有研究甚少提及CEO权力因素在该过程中的作用，基于整合或协同CSR与企业绩效关系视角将CEO权力纳入研究框架的文献更不多见。
本文基于战略协同视角将CEO权力引入研究框架，并以2009-2011年发布CSR报告的1 178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CEO权力、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内在关系，旨在探索CEO权力构成如何影响CSR,并如何进一步作用于公司价值，以期为公司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CEO权力与CSR根据Finkelstein[2]提出的权力模型框架，CEO权力包括4个维度，即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声望权力和专家权力。
1）组织权力取决于组织科层结构。CEO处于科层结构的顶端，组织赋予该职位的权力使其能够通过对下属及公司资源的管控来管理公司的不确定性。
2）所有权或股权是CEO权力的又一重要指标，拥有股权的CEO权力更大，股权越集中，抗拒董事会对管理层影响的能力越强，也更有能力决定公司的成长方向[3].
3）声望权力主要体现在CEO借助其拥有的声望为公司赢得各方支持，并缓解复杂外部运营环境所引发的各种不确定性带给公司的压力等方面。
4）专家权力则是反映CEO有效管理公司的权力指标，根源于CEO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有效运营公司的能力[4].
当前，CSR不仅仅作为企业功能战略用于管理利益相关群体，还兼具培育企业责任竞争力的潜在战略功能[5].同其他决策一样，CEO在制定CSR决策时扮演着设置方向、创造一致性、实施承诺等角色[6].CEO权力是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导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1],CEO拥有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权力的大小对于CSR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7].
具体来说，拥有更多组织权力和所有权权力的CEO在决定资源配置方向时拥有更大的决断权，这种权力使其能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8].而凭借企业任职及在其他企业兼职等累积起来的声望权力代表了CEO较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而反映CEO能力和个人影响力的专家权力则使CEO能够洞察各种潜在商业机会和威胁，能敏锐地发现蕴含在社会-环境问题中商业价值，并高效应用CSR工具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综上，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CEO权力越大，CSR表现越好。
假设1a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CEO组织权力越大，CSR表现越好；假设1b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CEO所有权权力越大，CSR表现越好；假设1c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CEO声望权力越大，CSR越好；假设1d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CEO专家权力越大，CSR越好。
1.2 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多数CEO集合了部分董事长权力和总经理权力，在企业中拥有最终执行权。CEO权力越大，对公司的控制能力越强，在决策过程中作用和影响力也越大，对企业整体绩效，乃至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9].Haleblian和Finikelstein[10]研究表明，对于需要应用判断力的企业决策，CEO权力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更显着。Daily和Johnson[11]得出了企业绩效既是CEO权力的前置因素、也是CEO权力的重要结果的研究结论。
Adams[12]等指出只有当CEO对公司关键决策有重要影响力时方能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并验证了CEO权力集中度高的公司的股票收益更好。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CEO权力越大，企业绩效越好。
假设2a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CEO组织权力越大，企业绩效越好；假设2b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CEO所有权权力越大，企业绩效越好；假设2c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CEO声望权力越大，企业绩效越好；假设2d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CEO专家权力越大，企业绩效越好。
1.3 CSR与企业绩效Barney等[13]明确指出企业伦理和CSR是资源基础观理论（resource-based view,RBV）的重要应用领域，因为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最终转换为企业重要战略性资源和能力。高水平的CSR可帮助企业塑造良好的经营哲学与经营环境，有助于企业改变公众对组织合法性的感知，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改善企业形象[14]、激励员工、降低运营成本及增加收入[15]等。
假设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CSR表现越好，企业绩效越好。
1.4 CEO权力、CSR与企业绩效多数CEO认为高水平的伦理行为对企业盈利至关重要[16],恰当的CSR决策能有效协同CSR与企业绩效的关系[17],而CEO在该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CEO在资源配置和决策选择方面的权力决定了企业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效率。此外，管理经验丰富且具备知识和能力的智慧型领导能更好地应用CSR工具达到最大化股东利益的目的.
因为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决策者会更关注利益相关者价值，并倾向于实施与企业战略结合的CSR战略，这有利于CSR和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使企业有着更优异的财务表现[17-18].
假设4 CSR在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存在中介效应。
假设4a CSR在CEO组织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存在中介关系；假设4b CSR在CEO所有权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存在中介关系；假设4c CSR在CEO声望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存在中介关系；假设4d CSR在CEO专家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存在中介关系。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取中国近几年才要求部分上市公司发布CSR报告，由于之前缺乏规范的CSR数据，国内现有相关研究多基于自行设计的指标体系量化CSR,这是研究结论不一致并饱受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国内相继出现了多个评价CSR表现的独立机构，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机构自2009年持续对发布CSR报告的国内A股上市公司进行责任评级。目前，CSR基金（FCSR）、巨潮-南方低碳50指数等都采用该评级结果。本文以2009-2011年RKS纳入评级范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初步获取样本1 373个，剔除金融保险类企业样本、ST和SP股类样本及核心数据缺失样本后，获取有效样本1 178个。
2.2指标衡量2.2.1企业社会责任（CSR）RKS运用结构化的多专家打分法对上市公司CSR报告从整体性、内容性和技术性方面进行综合性评价。其中内容性指标全面披露了企业在该报告年度对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履行CSR的具体表现，本研究将选用该指标得分作为CSR的代理变量。
2.2.2企业绩效参照以往研究成果，本文选用衡量企业资产综合利用效果的核心指标资产收益率（return onasset,ROA）表示企业财务绩效，用Tobin's Q表示企业市场价值，评价公司成长机会。鉴于CSR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滞后性，同时也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将绩效指标确定为滞后CSR一年的数据。数据源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
2.2.3 CEO权力由于中国引人CEO体制较晚，不少上市公司并没有设CEO职位，对未设立CEO的企业本文将采用总裁或总经理替代[9].参考Finkelstein[2]的权力模型，本文利用档案数据衡量CEO各权力维度，其代理变量选择主要参考权小锋和吴世农[19]等的研究成果，具体见表1.
为了考察CEO各权力维度对CSR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需要通过合理的降维方法获得综合性指标，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从因子分析结果看，KMO（Kaiser-Meyer-Olkin）的值为0.548,虽然略低但在进行因子分析的可接受取值范围内；另外Bartlett球形度检验在0.01水平下显着，对CEO权力变量的解释总方差达62.17%,且旋转成份矩阵结果与预期分析高度一致，说明采用此方法具有一定合理性（篇幅关系，相关结果不在逐一列示）。此外，参考以往研究，本文将企业规模（Size）、企业性质（Type）、财务杠杆（Lev.）、行业（Ind.）及企业所在地区（Region）作为控制变量，计算方法见表2.根据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将企业总部在中国东部地区的赋值为1;在中西部地区赋值为0.根据各省区经济发展指数，本文将北京、天津、广州、上海、浙江、江苏确定为经济发达地区。根据环保部2010年9月14日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20],本文将采掘、金属非金属、石化、塑胶、生物医药、水电煤气、纺织服装皮毛、食品饮料、造纸印刷等确定为重污染行业。
2.3模型设定结合研究需要，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y=β0+βmxm+βkxk+ε。
其中：β0为常数项；m等于1到M,M为导致因变量发生变异的自变量个数，k等于（M+1）到（M+K），K=5,表示模型中控制变量的个数。此外，对于中介效应，本文将借用Baron和Kenny[21]以及Judd和Kenny[22]介绍的方法进行检验。即依次对图1所示3个模型做回归分析。在第1个模型中系数c显着前提下，若第2个模型中的系数a和第3个模型中的系数b和c′均显着，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如果第2个模型中系数a和第3个模型中系数b显着，但系数c′不显着，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3假设检验
3.1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表3为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结果。从表3看，模型中3个分组变量Type、Region和Ind.的分布偏差不大，各连续变量的标准差都小于10,在大样本条件下，样本具有良好的分布性状。
从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看，CSR与组织权力、专家权力、声望权力及ROA正相关，但与所有权权力和TobinsQ不相关；ROA与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显着正相关，但与组织权力不相关；Tobins Q与所有权权力和声望权力显着正相关，与其他权力构成因素不相关。各假设是否成立有待进一步验证。
3.2假设验证3.2.1实证检验结果结合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除了与因变量的关系外，作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各变量间不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小于0.45），且连续变量基本符合正态分布，适用OLS方法。基于此，本文借助SPSS18.0软件，将采用OLS法逐一对各模型进行回归拟合。此外，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均值为0、标准差为1），以期能更好地观测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作用的大小。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看，M1-M5考察了CEO各权力维度与CSR的关系。从回归结果看，组织权力、专家权力及声望权力与CSR显着正相关，但所有权权力对CSR的影响作用不显着。除假设1b外，假设1a、假设1c、假设1d均得到支持，假设1部分得到支持。
M6-M10以及M12-M16分别检验了CEO各权力维度与ROA及Tobins Q的关系，结果显示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与ROA及Tobins Q均显着正相关，假设2b、假设2c、假设2d得到验证；但组织权力与ROA及Tobins Q负相关，但系数不显着，假设2a不成立，假设2部分得到支持。另外，M11和M17显示CSR与ROA及Tobins Q均在0.01的水平下显着正相关，假设3成立。
对于中介效应，由于组织权力与ROA（M6）、和Tobins Q（M12）均不相关，判定CSR在组织权力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假设4a不成立。另外，由于所有权权力与CSR不相关（M2）,由此判定CSR在所有权权力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假设4b不成立；从M18和M20看，在同时引入声望权力和CSR变量后，声望权力变量的T值虽然变小，但依然高度显着，结合M3、M8和M14及中介效应检验模型M18和M20的检验结果，可以判定CSR在CEO声望权力和企业绩效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假设4c成立；同样，结合M4、M9、M15以及中介效应检验模型M19和M21的检验结果，可以判定CSR在CEO专家权力和企业绩效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假设4d成立，假设4部分得到支持。
3.2.2统计结果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加测试，即用加和求均值方式重新合成CEO权力4维度的测量指标。该方法要求同一权力维度下各测量项目之间不存在高度相关，从检验结果看，各变量相关系数均在0.25以下，不存在显着相关关系。
在此基础上重新检验各假设。从检验结果看，2种方法的模型拟合效果、变量的符号及显着性水平都与之前的回归结果有着较好的一致性，初步证实了上述统计结果的稳健性（篇幅关系，检验结果不在列示）。
4结论及管理启示
鉴于CEO权力异质性对于CSR的影响甚少被关注的研究现状，本文基于公司治理视角，检验了CEO权力、CSR表现和企业绩效的内在关系，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CEO组织权力与CSR显着正相关，但与企业绩效不相关；2）CEO所有权权力与CSR不相关，但与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3）CSR与CEO声望权力和企业绩效均高度正相关，且在二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4）CSR与CEO专家权力和企业绩效均高度正相关，且在二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上述结论说明不同权力维度对CSR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不同。
据此，本文有如下管理启示：
1）CEO所有权权力集中能有效促进企业绩效提升，但与CSR改进却无显着关系。说明由于之前CSR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尚不明确，拥有较多股权的CEO更多地关注企业的经济绩效，并未能基于社会绩效与企业绩效协同的视角制定CSR决策。
但本文通过大样本验证，CSR与企业绩效高度正相关，且当前公众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高度关注。因此，作为企业的核心决策者，CEO必须重新思考CSR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的战略重要性，通过合理调整企业资源配置方向和结构，努力发掘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的交叉点，实现社企共赢。此外，该结论从侧面说明当前CEO股权激励未必能改善CSR表现。
2）反映CEO能力和个人影响力的声望权力和专家权力对CSR和企业绩效都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并借助CSR的中介效应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这说明具备声望权力和专家权力的CEO不但能够对CSR与企业绩效的内在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还能够运用自身的能力和权力将二者高效协同起来。因此，从公司治理角度看，未来企业在选择和培育CEO过程中应着重强调CEO在这2方面的权力，以推动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3）CEO组织权力的增强使其在资源配置方面拥有更大的决断力，拥有将更多资源投入到CSR领域的权力保障，并能显着提高解决环境-社会问题的效率，但遗憾的是过于集中的决策权力并不是提升企业绩效的充分条件。这说明当决策权力过度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时，CEO有可能出于管理机会主义做出完全利己的决策。因此从维护所有者权益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企业应综合考察CEO权力构成，并构建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合理制衡CEO组织权力，避免因权力失控诱发管理机会主义滋生，规避极端决策对公司价值的损害。
本文局限：由于RKS自2009年才发布CSR测评报告，为了保证样本量，本文以2009-2011年RKS纳入评估范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因此仅选用滞后CSR一年的企业绩效数据验证假设，未来应进一步验证CSR对企业长期绩效的影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