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罗马字拼写法的发展演变

　　一、引 言

　　100 年前，也即 1915 年的 9 月 15 日，陈独秀(1879—1942) 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 9 月更名为《新青年》) ，在寒风萧瑟的苍茫原野中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万马齐喑的华夏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语言文字作为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的载体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因而语言文字改革问题很快就演变成了这场运动的中心议题之一。尽管语言文字改革既涉及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等语言层面的问题，又涉及注音字母、汉字简化之类文字层面的问题，但是自 1918 年始，尤其是 1923 年之后，很多思想文化界的名士，如胡适(1891—1962) 、陈独秀、鲁迅 (1881—1936 ) 、钱玄同(1887—1939) 、傅斯年(1896—1950) 、赵元任(1892—1982) 、林语堂(1895—1976) 、黎锦熙(1890—1978) 、刘半农(1891—1934) 、蔡元培(1868—1940) 等，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该不该废除汉字、能不能废除汉字以及应该选用什么字母拼写汉语等有关汉字改革的具体问题之上，并针对这些问题各自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多方参与争论的结果是，1928 年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 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的制定，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我国汉字改革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对后来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兴起以及《汉语拼音方案》的形成，甚至是对世纪转换期的我国台湾“通用拼写”之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时至今日，仍有必要对当年的国语罗马字运动乃至整个汉字改革运动的本来面貌和本征性质展开全面深入的考察。其实，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汉字的存废以及采用何种罗马字拼写法的争论。虽然这两场争论的时空环境完全不同，但是彼此之间并非毫无相似和相关之处。

　　因此，系统地回顾一下日本的罗马字拼写法争论史，或许对理解中国的汉字改革运动与国语罗马字运动兴起的背景以及思考汉字改革的发展方向与汉语拼音的发展前途等问题会产生些许助益。

　　幸运的是，二战结束后，触及日语罗马字化问题的论着已经出现了不少，这为笔者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不过，这些论着大都是围绕日本“国语国字”改革问题展开的，因此在罗马字拼写法这个问题上着墨十分有限。虽说也有一些文章专门讨论了日语罗马字化问题，但是作者的问题意识往往只停留在对某个时期、某个事件或某个人物的考证说明上，以致时至今日人们仍能不时地听到这样的发问———日本怎么会有多套合法的日语罗马字拼写规则? 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显然，要解答这些问题，也有必要对现行日语罗马字拼写法的来龙去脉作一全面考察。

　　基于上述考量，笔者尝试分甲午战争前、甲午战争至二战、二战之后三个时间段，对日本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多套日语罗马字拼写法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最终结局作一探讨。需要申明的是: 日语罗马字拼写问题的牵涉面非常广，它不仅涉及清音、浊音、半浊音、拗音等假名的拼写问题，而且还涉及促音、长音词语的拼写以及词语的区隔与结合等问题。为使历史陈述尽量简明扼要，本文将以假名拼写法之演变为中心展开论述，其他问题譬如说深层次的词语拼写问题，将尽可能地不予触及。对此，还望各位予以谅解。

　　二、“平文式”和“日本式”罗马字拼写法的登场

　　(一) 明治初期的日语罗马字化论

　　19 世纪 50 年代打开国门后，为准确把握海外情势，日本一批又一批地组织代表团赴欧美、中国考察访问，实地了解各国的情况。在中国，日本考察团看到的是刚刚经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打击的社会惨象，例如破烂不堪的城墙、没有军舰的军队、怯弱愚钝的民众等; 而赴欧美考察看到的却是工厂、铁路、电信局、议会、银行、学校、图书馆等。通过东西对比，以福泽谕吉(1834—1901) 为代表的“洋学者”们深刻地意识到必须以西洋为师、走文明开化之路。在这股西化风的熏陶下，一些人开始对表意文字汉字大肆鞭挞，为西方的表音文字罗马字大唱赞歌。

　　其实，早在 18 世纪日本就已出现了批评汉字在有些方面不如罗马字的声音。例如新井白石(1657—1725) 在《西洋纪闻》(1713 年) 中就曾提及: 罗马字虽只有二十几个，却可记录天下所有语音; 汉字有数万，不仅难记难解，而且有时还不敷使用。类似观点在森岛中良(1756—1810) 的《红毛杂话》(1787 年) 中也能看到。不过，他们都没有明确主张废止汉字。

　　最早明确主张废止汉字的是幕府的外文翻译机关开成所的前岛密(1835—1919) 。前岛密于 1866 年、即明治维新前夜，通过开成所的总管向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 提出了一份题为《废止汉字之议》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他表明了这样几条废汉字的理由: 学童在学习汉字上耗费掉的时间太多，这不利于他们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 学童学习汉字会不自觉地产生崇尚中国的思想，这不利于培养他们的爱国心和独立意识; 学童学习汉字容易受到中国式价值观的影响，从而产生轻视技术和实业的思想。关于废汉字的可行性，前岛密天真地认为: 只要对日文的文体、词汇等稍加改良，全面废止汉字、使用表音文字不至于造成书写和阅读上的混乱。明治政权成立后，前岛密又先后于 1869 年、1872 年两度上书政府机关建议废止汉字。不过，前岛密当时主张采用的表音文字并非罗马字，而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假名。

　　在主张废止汉字的人当中，最先倡导采用罗马字的乃是汉学者南部义筹(1840—1917) 。

　　南部义筹 1869 年向明治政府的学术机构总管山内容堂(1827—1872) 提交了一份题为《修国语论》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是用汉语写成的，但主张的却是废汉字、采用罗马字。1872年，南部义筹又将一份题为《改换文字之议》的建议书提交给了刚刚成立的文部省，再次呼吁废止汉字、采用罗马字。

　　继南部义筹之后，着名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 1874 年也公开宣示日本应该改革文字、采用罗马字。众所周知，西周曾于幕末秘密赴荷兰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回国后曾制造出诸如“哲学”“理性”“现象”“主观”“客观”“演绎”“归纳”等大量新鲜译语。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为何要主张使用罗马字呢? 在《明六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题为《论用洋字书写国语》的论文中，西周这样总结道: 采用罗马字后，有利于日本人学习西方语言; 将促使书面语与口语走向统一; 任何人，只要认识二十六个字，便基本具备了阅读、书写能力; 可以很方便地导入西方的算术数字及其笔算法; 可以直接引进西方的打字、印刷器具; 可以原样导入西方的学术用语; 可同欧洲共享精神财富，并有利于弘扬日本国民的美德等等。显然，较之前岛密的废止汉字论，西周的罗马字化主张中所含有的情绪色彩要淡得多。

　　在众多罗马字论者中，观点最为激进的可谓是森有礼(1847—1889) 。森有礼早年曾赴英国留过学，1875 年起先后担任过日本驻华全权公使、驻英全权公使、日本文部大臣等。他1872 年 6 月在担任日本驻美代理公使期间曾给耶鲁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怀特尼 (WilliamDwight Whitney，1827—1894) 写过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森有礼明确地披露了自己废止日语、采用英语的想法。森有礼认为，日本不仅有必要废止现有文字，改用罗马字; 甚至还有必要废止现有语言，改用英语。对此，怀特尼忠告道: 文字只不过是表示语言的手段，如果感到不便，可以废止、改用其他文字; 但是废止语言自身却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因此，怀特尼向森有礼建议: 对日本来说，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搞好日语罗马字化改革，而不是如何用英语取代汉语。

　　罗马字化论兴起后，马上遭到了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西村茂树(1828—1902)的严厉批判，但是福泽谕吉、西村茂树并没有全面否定日语罗马字化主张。福泽谕吉在 1873年的《文字之教》中强调: 使用汉字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突然间废止汉字同样有问题，因此最好的方法是节制使用汉字，减少汉字字数，等机会成熟时再施行变革。西村茂树在《明六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应该根据开化的程度推进文字改革论》一文也给激进的文字改革论者泼了一瓢冷水，他强调文字改革必须稳妥、慎重。不过，因当时确实存在着民众识字率偏低、汉字和假名都难以用打字机打印、印制报纸时找字排字太烦等问题，加之很多人接受了音素文字比音节文字先进、音节文字比象形文字先进的观点，所以急切主张日语罗马字化的声音仍不绝如缕，甚至越来越大。
　　
　　(二) “平文式”和“日本式”的相继问世

　　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当清军在越南战场上失利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再次受到了严重冲击。此后，日本国内的脱中国化舆论迅速升温。一些学者在反思中国再次败给西方的原因时指出: 中国之所以不敌西方，是因为教育太落后; 汉字、八股文、科举制度不废，中国就无法在战争中取胜。例如，从1890 年起先后担任日本贵族院议员、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 总长、文部大臣的外山正一(1848—1900) 在1884 年11 月的一次集会上就以中法战争为例说道: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学习文字上花费的时间越多，那么在学习知识上花费的时间就会相对减少; 中国人在学堂里学习汉字之际，西洋人正在苦心钻研电气、造船等技术，这样中国在战争中不败给西方才叫奇怪。

　　因此，他极力主张日本废止汉字，甚至建议中国也废掉汉字。为落实自己的废汉字理念，外山正一 1884年在《东洋学艺杂志》第 34 期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敬告罗马字主张者》的倡议文，呼吁罗马字主张者行动起来、成立罗马字会，为打倒强敌———汉字而不懈地努力。在外山的推动下，1885 年 1 月日本“罗马字会”宣告成立。新成立的“罗马字会”发展异常迅速，半年内会员便发展至 2904 人，到了 10 月，会员又进一步膨胀至 4556 人。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化的渴求是多么的迫切!

　　“罗马字会”成立后，怎样用罗马字来拼写日语便成了会员们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罗马字会”设置了一个由 40 人组成的日语罗马字“拼写方法调查委员会”。

　　此委员会鉴于英语对日本的影响日益增大之现实，决定将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1815 －1911) 的《和英语林集成》第二版中的英语式拼写法稍作修改，然后推广应用。

　　平文是美国长老派教会的传教士，于 1859年抵达日本横滨。为了方便赴日传教士传教，平文于 1867 年推出了一部题为《和英语林集成》(上海印刷、横滨刊行) 、厚达七百多页的日英词典。在这部词典中，平文借鉴先期由美国赴日传教的布朗 (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 所做的工作，按照英语的发音方式制定了一套假名的罗马字拼写规则。其主要思路是，将日本五十音图中的五个元音分别标记为 a、i、u、e、o，各行辅音分别标记为 k、s、t、n、h、m、y、r、w 和 g、z、d、b、p。不过，し、じ、す、ず、ち、ぢ、つ、づ等假名的拼写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规则，也即没有拼写成 si、zi、su、zu、ti、di、tu、du，而是根据它们在日语中的发音分别拼写成了 shi、ji、sz、dz、chi、ji、tsz、dz。平文在 1872年问世的第二版中对第一版中的假名拼写法进行了一些修正，主要是将す、ず、つ、づ四个假名的拼写由 sz、dz、tsz、dz 改为 su、dzu、tsu、dzu，将拗音假名的拼写由双音节形式改成单音节形式等。

　　“罗马字会”于 1885 年 4 月正式公布了基于平文的英语式拼写法整理出来的《用罗马字书写日语的方法》，随后又组织编写了一批宣传册子，大力推广“拼写方法调查委员会”制定的日语罗马字拼写法。由于平文在 1886 年发行的《改正增补和英、英和语林集成》第三版中也完全采用了这一新的拼写法，故“罗马字会”大力推广的这一拼写法后来被称作“平文式”拼写法。此乃今日流行的“标准式”或曰“修正平文式”的原型。

　　“平文式”拼写法的主要特点是: 一、以各个假名的实际发音为准，不考虑其在日语中的使用方法; 二、以受过普通教育的东京人的发音为准，不考虑各地方言; 三、辅音按英语式罗马字发音拼写、元音则按意大利语式(即拉丁语式) 罗马字发音拼写。因此，“平文式”中的各段的元音拼法非常工整，但各行的辅音拼法并不统一，有的只使用一个字母，有的则使用两个辅音字母; 拗音有的用三个字母拼成，有的却只使用两个字母。这同葡萄牙人、荷兰人当年推出的假名拼法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

　　“罗马字会”虽然通过了上述日语罗马字拼写法，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一拼写方式。

　　时任东京大学物理学副教授、后来的日本贵族院议员田中馆爱橘(1856—1952) 就是众多反对者之一。田中馆爱橘在 1885 年 8 月发行的《理学协会杂志》第 16 卷上撰文指出: “平文式”的拼写方法过于复杂，且形式不工整，这样不仅不易记，而且发音不准的人还很难正确书写。因此，他主张按日本人的音韵意识来拼写，即将五十音图中的各行、各段分别视作一个同类集合体，不仅将各段元音字母的拼写形式统一起来，而且将各行辅音字母的拼写形式也统一起来。田中馆爱橘认为，这样一来，便可弥补“平文式”的诸多缺陷，而且动词的变化也会显得非常有规则，日语语法的表述也将会显得非常简单。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推出了一套新的日语罗马字拼写法。该拼写法后来被称为“日本式”拼写法。

　　“日本式”拼写法的主要特点是: 五十音图中的各行假名的辅音均只使用一个相同的罗马字字母，拗音一律采用辅音加 y 再加元音的结构。田中馆爱橘的拼写法看上去确实简单明了，但他将“平文式”中的“shi(し) ”“ji(じ) ”“chi(ち) ”“ji(ぢ) ”“tsu(つ) ”“fu(ふ) ”分别简化成 si、zi、ti、di、tu 和 hu 之后，也引发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无论依据哪种西方语言的罗马字发音法来拼读，si、zi、ti、di、tu 和 hu 的发音与它们所对应的假名的发音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尽管田中馆爱橘 1886 年 1 月曾提请“罗马字会”全会采用自己创立的这套罗马字拼写法，但因遭到了多数成员的反对而被否决。

　　田中馆爱橘对此结果表示不服，于是组织一批拥护者，开始编辑发行采用“日本式”拼写法拼写的刊物———《罗马字新志》，借此同采用“平文式”拼写法拼写的“罗马字会”会刊《罗马字杂志》分庭抗礼。自此之后，“平文式”和“日本式”之间的对立抗争便再也没有平息过。

　　三、“训令式”罗马字拼写法的成立(一) 两套拼写法间的争论

　　1894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了极点，同时也彻底地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态度。当时，一些人在为日本战胜中国、挤进列强行列而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日本如继续使用战败国的汉字，将有伤战胜国的体面。因此甲午战争之后，废止汉字的舆论空前的热烈，有关废止汉字之后采用什么文字的争论也异常的激烈。

　　面对民间变革文字的呼声，日本议会于1900 年 2 月通过了《关于改良国字国语国文的建议》。根据这一建议，日本文部省于同年 4月任命了以前岛密为委员长的多名国语调查委员，并于同年 8 月颁布了《小学校令施行规则》。由于当时无论是导入罗马字，还是采用假名，抑或是创造新文字，都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故文部省采纳了福泽谕吉等人早先提出的先逐步削减汉字、最后全面废止汉字的意见，在《小学校令施行规则》中规定将四年义务教育期间的教育汉字数由 2000 个左右降到 1200个，同时还对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字体以及汉字假名表音法做了简化处理。同年 11 月，文部省还公布了国语调查委员制定的罗马字拼写方案，对争执不休的“平文式”和“日本式”拼写法做了折中处理。但是，文部省的折中案甫一出笼，便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以致最终只得不了了之。这样，持续多年的“平文式”和“日本式”拼写法间的争执并没有因为文部省的介入而获得解决。

　　1902 年 3 月日本文部省在原国语调查委员建制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个以原帝国大学(东京大学) 总长加藤弘之(1836—1916) 为委员长的常设机构———国语调查委员会。从该委员会确立的调查方针中可以看出，虽然在废止汉字、采用表音文字和白话文文体这个问题上国语调查委员的态度比较明朗，但在选用假名还是罗马字这个问题上该会并没有预设立场。1904 年，国语调查委员会将调研报告《假名字与罗马字优劣比较一览》公开出版。此举无疑为废止汉字后究竟该采用假名还是罗马字的话题加了热、升了温。此时，罗马字化主张者若继续为拼写法争论不休，不团结一致向前看、致力于罗马字的推广普及，显然有可能在同假名主张者竞争过程中丧失优势。面对这种局势，分属不同阵营的罗马字化主张者们于 1905年作出决定: 携手合作、共同组建“罗马字推广会”，推举首相西园寺公望(1849—1940) 为会长，以促进推广普及罗马字工作的展开。“罗马字推广会”成立之初，并未对各式各样的拼写法加以限制，后因拼写法不统一，宣传普及罗马字会遇到很多困难，故于 1908 年将“平文式”稍作修改，确定为推广会的标准拼写法。

　　此拼写法后被人称作“标准式”或“修正平文式”，详见附表。

　　“罗马字推广会”虽然根据多数原则通过了“修正平文式”，但是并没有剥夺少数人使用“日本式”的权力，甚至同意在会刊《罗马字》中辟出专页供“日本式”主张者使用。尽管如此，“日本式”主张者田中馆爱橘、田丸卓郎(1872—1932) 等仍于 1909 年创立了宣传“日本式”的机构———日本罗马字社。1912 年田中馆、田丸二人又带头宣布退出“罗马字推广会”，并于 1921 年组建“日本罗马字会”，走上了与“修正平文式”全面对抗的道路。

　　田丸卓郎等人坚持“日本式”不肯退让的主要理由是: 一、“修正平文式”乃以使用英语的欧美人为本位制定的，可谓是外国语的衍生物，而“日本式”则是以使用日语的日本人为本位制定的，因此它更适合日本人; 二、“修正平文式”只重视单个假名的拼写，而“日本式”还考虑了与五十音图的对应关系，因此“日本式”更容易学，且动词变化等更富有规则; 三、正如西方各国可以按各自的习惯确定罗马字发音一样，日本也可以自行制定出一套独特的罗马字发音规则，因此尽管“日本式”的 ti、tu 等与其假名的发音差异较大，但是日本可以定义 ti、tu 的发音为“ち”“つ”。对此，“修正平文式”支持者们反驳道: 一、因“修正平文式”有英语味便指责主张它的人是“国贼”，或因“日本式”是日本人为日本人制定的便强调应采用它，那不是理性的诉求，只能说是一种煽情性行为; 二、强调“日本式”的动词变化比较有规则、语法陈述比较简单的人颠倒了一项事实关系，那就是应该是先有语言然后才有语法，而不是先有语法而后才有语言; 三、因德、英、法的罗马字发音方式不同，便主张日本制定一套独特的罗马字发音规则的人回避了一个问题，即究竟是哪种发音方式更合理、更具有国际性? 如果将 ti、tu 的发音定义为“ち”“つ”，那么外来语 ti、tu 的语音在日语中该如何表示、如何发音呢?

　　(二) “日本式”的胜出原委

　　“日本式”主张者在和“修正平文式”主张者相互争论的同时，还多方活动、努力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1913 年日本中央气象台将相关地名的罗马字拼写改成了“日本式”，1917 年日本陆军省陆地测量部、1922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也先后将地图和海图中的地名拼写改成了“日本式”。受日本本土的影响，殖民地台湾也于 1920 年 2 月成立了“台湾罗马字会(T． R． K． ) ”，并于 1921 年 1 月创立会刊《台湾罗马字(Taiwan Romazi) 》，开始推广普及“日本式”罗马字拼写法。

　　日本军政部门接二连三地宣布采用“日本式”之后，选用“日本式”的国外机构也随之逐渐增多。于是，日语罗马字拼写法上的混乱便由日本进一步扩散到世界。1928 年国际地理学会议在伦敦召开，与会的英国代表提议，希望日本政府统一采用“修正平文式”以解决地名拼写不统一的问题。大会虽然没有完全采纳英国代表的这一建议，但形成了一个建议日本政府统一地名拼写方式的决议案。

　　同一时期，日本国内还为铁路站名的注音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本来日本铁路站名的注音采用的是“修正平文式”罗马字拼写方式，日本“假名文字会”1926 年向铁道大臣提出请求，希望将站名注音改用片假名拼写。针对这一举措，“罗马字推广会”也向铁道大臣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继续采用“修正平文式”罗马字拼写方式; “日本式”主张者则上书要求将“修正平文式”罗马字拼写方式改成“日本式”。日本铁道省给予的答复是，在权威机关尚未确定哪种拼写法为正统之前，不宜更动铁路站名的注音拼写。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为稳住阵脚，“罗马字推广会”于 1928 年、1929年两度上书日本政府，建议成立罗马字调查会，解决罗马字拼写法的争端。面对内外压力，日本政府于 1930 年决定设置临时罗马字调查会，就两种罗马字拼写法的是与非问题展开全面调查。

　　临时罗马字调查会成立后于 1930 年 12 月召开了第一次总会，在截止于 1936 年 6 月的五年半的时间里，临时罗马字调查会一共召开了十四次总会、三次特别委员会、三次主查委员会。经过多次折冲，临时罗马字调查会最终通过了一个与“日本式”拼写法相近的建议方案。根据这一建议，日本内阁于 1937 年 9 月以训令的方式发布了《关于国语罗马字拼写法事宜》的文件。该文件规定的罗马字拼写法后被称作“训令式”，详见附表。从附表中可以看出，“训令式”除将同音假名的拼写作了简略处理之外，可以说是“日本式”的翻版。

　　“训令式”公布之后，日本政府机关便开始在公文中全面采用这一拼写法，铁道省也于1938 年将站名的罗马字拼写全部改成了“训令式”。尽管“罗马字推广会”表示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但时局的发展已容不得他们继续抗争下去了。另一方面，“日本式”的支持者们虽然在同“修正平文式”的斗争过程中获得胜利，但是他们希望采用罗马字为国字的主张同样受到了时局的干扰。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一手在推行军事帝国主义路线，另一手则在推行“文化帝国主义”路线。当时，军国主义政府感到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在来自朝鲜、台湾等地的军人中迅速普及日语以提高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以及如何在占领地迅速推广日语以促进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出于这种思考，日本政府对日语罗马字化运动的态度越来越冷，后来甚至将罗马字化运动视作一种反对政府、反对“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思想运动，并开始大肆搜捕罗马字化运动的骨干。这样，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日本罗马字化运动便开始沉静下来了。

　　四、二战后通过的日语《罗马字拼写法》

　　(一) 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日语罗马字化建议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 2 日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 1952 年 4 月28 日《旧金山和约》生效为止，日本处于以美军为首的同盟军的占领之下，重要决策必须听命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GHQ) 。1945 年 9 月3 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了对日第二号指令，在指令的第二部分第十七款中命令日本政府在所有城镇、乡村的公路入口处以及铁路站台上树立用罗马字拼写的地名或站名标识牌，并规定所有名称的英文翻译，一律采用“修正平文式”拼写法。于是，“修正平文式”在美军的干预下，又开始复活了。

　　1946 年 3 月，受盟军最高司令部邀请首次赴日的美国教育使节团在报告书第二章《国语改革》中指出: 日本孩子在学习汉字的读写方面花费的时间太多，小学毕业了都还看不懂报刊书籍上的文章，这不利于培养公民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不利于日本的民主化建设，也不利于日本研究、吸收外国文化，因此日本有必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对日本现有文字进行改革。教育使节团认为日本的文字改革目标应该是完全废止汉字、改用表音文字。鉴于罗马字比假名具有更多的优点，特别是有助于超越国境传递知识和思想、增进国际理解，故使节团劝告日本设法普及某种罗马字表现方式，并建议日本在选择、确定日语罗马字表现方式过程中，成立一个由学者、教育工作者、政治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以切实担负起整合和推动国语改革计划的重任。

　　接到美国教育使节团关于改革国语、采用罗马字的建议之后，日本教育当局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尽管国语改革问题只是使节团以建议的形式提出来的，但它毕竟反映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意向，因此日本文部省下属的国语审议会迅速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并于当年审议通过了由 1850 个汉字组成的《当用汉字表》。

　　1947 年、1948 年国语审议会又分别审议通过了由 881 个汉字组成的《当用汉字别表》以及《当用汉字音训表》和《当用汉字字体表》。与此同时，国语审议会还审议通过了《现代假名拼写法》，对过去的假名作了进一步的简化处理。

　　这些文件的相继问世，基本上奠定了现代日语的基础，而且对中国五十年代的文字改革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进一步落实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日语罗马字化建议，1946 年 6 月日本文部省专门设置了一个罗马字教育推进机构———罗马字教育协议会。同年 10 月，该协议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举行罗马字教育的意见》和《罗马字教育指针》，建议中小学从 1947 年度开始在国语课程中导入罗马字教学内容。此项建议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教学过程中究竟应该采用哪种罗马字拼写法? 当时城市名、街道名、铁路站名以及英文公报、占领军关系文件中的相关拼写采用的都是“修正平文式”，大气候可谓对“修正平文式”主张者比较有利。但是“日本式”支持者们认为，教育使节团并没有否认“训令式”等拼写法，故主张对内继续执行日本政府早年通过的“训令式”。罗马字教育协议会最终采纳了这部分人的意见，并向文部省作出了在学校教学中引入“训令式”的建议。对此，一直将“训令式”视作为军国主义产物的“罗马字推广会”的成员们当然不表赞同。于是，沉寂多年的“修正平文式”和“日本式”主张者间的争论又开始出现了。为避免激化矛盾，文部省最终决定将罗马字拼写法的选择权交给基层教学单位。这样，民间发行的罗马字教科书便出现了“训令式”“修正平文式”和“日本式”三种形式。

　　1950 年 9 月，美国教育使节团再次赴日。

　　该使节团巡视后认为，自美国教育使节团首次赴日以来，日本在汉字和假名的纯化以及普及罗马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未实质性地触及日本国语的简易化与合理化问题。基于这种判断，该团又向日本提出了四项国语改革建议，其中的第一条是应该“研究一种使罗马字系统能被最为简易、广泛地使用的方法”。

　　但是美国教育使节团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在占领期内变为现实。文部省国语审议会罗马字调查分科审议会及其前身罗马字调查(审议) 会虽然很早就开始讨论罗马字拼写法的统一问题，但是直到 1953 年 3 月才勉强达成共识，通过了《关于罗马字拼写法的单一化》建议案。

　　以此为基础，1954 年 12 月，日本内阁以训令和告示的形式公布了《罗马字拼写法》和《关于罗马字拼写法的实施事宜》，并在文件中宣布终止执行1937 年9 月日本内阁发布的题为《关于国语罗马字拼写法事宜》的训令。

　　(二) 《罗马字拼写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情况

　　日本虽然费尽周折终于通过了罗马字拼写法的“单一化”方案，但事实上日语的罗马字拼写并没有由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单一化。1954年日本内阁发布的告示第 1 号《罗马字拼写法》中列出了两张表，第一表与 1937 年公布的“训令式”内容完全相同，第二表则是“修正平文式”“日本式”与“训令式”不同部分的罗列。

　　告示《前言》第一条规定: “一般性地书写国语的场合，遵照第一表所揭示的拼写方式”; 第二条规定: “仅在涉及国际关系、或因过去惯例一时很难更改的场合下，才不妨遵照第二表所揭示的拼写方式”。显然，日本政府通过的这一新的罗马字拼写规则既没有彻底否定 1937 年通过的“训令式”，又没有无条件地接受 1937年被否定的“修正平文式”，只是将“训令式”“修正平文式”和“日本式”各自的适用范围作了些调整而已。因此，说告示《罗马字拼写法》是一种折中妥协的产物并不过分。

　　根据告示《前言》第二条规定，人们在用罗马字拼写日语词语时，如果该词语涉及国际关系，则人们“不妨”使用“修正平文式”来拼写该词语。由于“不妨”不像“必须”那样具有强制性，因此此时人们既可以按“修正平文式”来进行拼写，又可以按“训令式”或“日本式”来进行拼写，如此一来，同一词语出现两种乃至三种合法的罗马字拼写形式便不足为怪。再者，由于人们很难明晰地划出一条界限以区分哪些词语是涉及国际关系的词语，哪些词语是与国际关系无关的词语，因此那些既可以解释为涉外词语，又可以解释为对内词语的词语，便有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罗马字拼写形式。这样，日语罗马字拼写上的混乱现象不可能因《罗马字拼写法》的问世而得到根治。

　　人们在拼写涉外词语时，虽然既可以采用“训令式”，也可以采用“修正平文式”，但是在拼写对内词语时，通常则只能采用“训令式”，《前言》第一条对此所做的规定再明确不过了。

　　如此一来，如果有人坚持用“训令式”拼写所有日语词语，也不能说他没有遵守告示中的规定;但是，如果有人用“修正平文式”拼写与国际关系无涉的日语词语，则他的行为明显地与《前言》第一条的规定相抵触。鉴于此，我们说1954 年通过的《罗马字拼写法》事实上明显地存在着肯定、提倡“训令式”、或曰“日本式”的倾向似无不妥。

　　尽管《罗马字拼写法》倾向于肯定、提倡“训令式”和“日本式”，但由于战后英语的影响力急剧膨胀，以致在英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修正平文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今天，日本发行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 (JAPANTIMES) 》中的企业名称几乎清一色按“修正平文 式 ”拼 写，例 如 “三 菱 ”的 译 名 是“Mitsuibishi”，而不是“Mitubisi”; “东芝”的译名是“Toshiba”，而不是“Tosiba”。据称，大学生中习惯用“修正平文式”进行拼写的也占多数，这在小学教育中优先普及“训令式”、然后再教授“修正平文式”的今天，不能不说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人们不难发现，东京街头的罗马字路标、地铁站的英文标示牌也几乎全是按“修正平文式”拼写成的，例如“新宿”被拼写为“Shinjuku”，而不是“Sinzyuku”。

　　多种拼写法逐步走向统一之后，按理更有利于日语罗马字化目标的实现，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主要是因为当初主张废止汉字、采用罗马字的几条重要理由已经不复存在之故。过去用机器同时处理汉字和假名确实非常困难，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已不成为问题。过去人们只看到表音文字的长处、表意文字的短处，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英语等语言中的一些专门术语，例如“ventilator”，对于那些没有拉丁语基础的人来讲，同样非常难解难记，而汉字组成的术语“通风机”，哪怕是不懂专业知识的小学生，一看便知它所表达的意思。因此，人们明白了不能将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放在一起比较，不能因罗马字数比汉字数少就简单地得出必须用罗马字取代汉字的结论。

　　五、结 语

　　日本的罗马字运动是在一片废除汉字的声浪中兴起的，其最初的目的是要用罗马字取代日文中的汉字和假名，结果却只起到了为汉字和假名注音的作用。用罗马字取代汉字和假名的主张在当时无疑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其矛头显然是指向中国的，因为他们认为汉字阻碍了日本的文明开化，所以日本要脱亚入欧，就必须抛弃表意文字，改用表音文字。至于后来，在采用何种罗马字拼写法为汉字和假名注音这一问题上，“日本式”拥护者们同样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不同的是，此时他们的矛头已转向美、英等国。在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纠缠的情况下，要日本学者理性地为文字改革设计出一条康庄大道无异于缘木求鱼。

　　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兴起的国语罗马字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在其之前兴起的日本日语罗马字运动的影响。事实上，不少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倡导者都在日本接受过教育，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自不待言，吴稚晖(1865—1953) 、蔡元培莫不如此。尽管这批留日学人都曾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积极倡导过理性和科学，但由于他们并未接受过非常严格的科学教育，所以在讨论汉字存废问题时很难做到理性和科学，以致他们提出的汉字改革主张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偏激的成分。这固然与他们年少时所受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与日本学者的激进主张对他们的影响也应有很大的关联。由于在汉字改革问题上一开始就未能做到理性和科学，作为汉字改革的一项重要阶段性成果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后来未能得到广泛普及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