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家们利用山水自然养生，寄心自然以怡情养性，"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8]123正说明了山水对于养生的重要性。
魏晋时期山水与养生的关系还体现在游仙方面，反映到文学上，即是游仙诗的发展。黑暗动荡的社会让人们朝不保夕，使人们更加渴求延长生命的长度，而神仙是长生的，于是许多名士们便想方设法追求神仙，即追求长生。如曹植在《仙人篇》中假想自己与仙人为伍，精神超越现实、忘却烦恼以获得暂时的解脱。早期游仙诗中的场景多为想象虚幻，随着徜徉山水、欣赏自然成为一种时尚，并且认为自然之美可养神之后，游仙诗中神仙居住、出现、游玩的场景便渐渐与名山大川相联系，游仙的过程增添了对自然的赞美。如何劭《游仙诗》"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光色冬夏茂，根柢无凋落",前四句纯属山中景物描写，游仙环境慢慢由幻境过渡到自然，郭璞的游仙诗便有"仙气加浓，模山范水之成分增加"的特点。[5]8魏晋时，人在动荡的年代更加渴望长生，追求神仙。顺着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神仙出现的背景"不再是纯然幻想仙界，却是将理想中的神仙异人安置在吾人肉眼所能看见的原始大自然里了……游仙诗的仙界，一方面从虚无飘渺的纯粹理想的世界逐渐移向人间大自然"[5]10.这也说明了自然之清美对当时人的影响。诗人们追求长生与神仙，又将虚无缥缈的仙境移至美丽深幽的大自然，一定程度上就是将养生与山水联系在一起。
另外，魏晋人有服食药物的行为。"出于养生和消疾的需要，服药之举与采药之行成为时人追奉的风尚，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9]一方面是风尚，一方面也是时人追求神仙、长生的结果。服药就要去采药，但他们的"采药活动非为采药而采药，他们的采药活动往往伴随着游山玩水。"[9]
药多生山泽，越是名山大川，越能出好药、上药。清幽宁静的山林是养性佳所，而药物又是修道之人、追求长生的必需之物。随着游仙诗的发展和人们对山林美的发掘，"采药所登的山也不再是虚幻的仙山，所涉及之水不再是神话传说中的瑶池之水，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可以肌肤相亲、可以为知己的山和水".
三、古代文人出路与山水养生之关系
中国古代文人有很强的做官意识，皓首穷经，为的是把一腔才华贷于帝王家。但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金榜题名，多数人往往官梦难圆。在实现不了自己政治理想的情况下，选择放野于山林、泛舟于江湖、躬耕于陇亩，陶渊明、李白便是杰出代表。这与山水独有的幽静恬淡、能陶冶性情的特点有关。
中国古代文人自古都是得意时出仕兼济天下，失意后归隐吟风啸月。历经宦海沉浮颠沛流离之后，散发弄扁舟，纵情于山水。于是，钟灵毓秀的山水、如诗如画的田园，便成了文人心灵的栖息地。在山水间怡情悦性、歌咏吟唱，创伤会得到愈合、灵魂会获得升华。陶渊明归隐田园，才会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然；王维夜居山间，才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佳句；白居易于江边观春日初升，才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六朝时，人在动荡社会中用登山临水、求仙采药等方式将山水与养神建立关系；唐宋时期的文人则开启了真正的山水田园之情，从王维的辋川别业到陆羽的青塘别业；从苏舜钦的沧浪亭，到司马光的独乐园。在建功立业的另一面，唐宋文人找到了一个精神与肉体栖息的好去处，包容一切的山水给了他们豁达的心胸。到了明代，旅游风气兴盛，众多文人从书斋走向大自然，大量的游记诗文证明了这一时期文人们对山水的喜爱，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存有的大量山水游记，都表现了对自然景观的热情、喜爱与赞美。无疑，山水可以避免世俗的侵扰，忘掉了仕途的不顺，使人乐以忘忧，诗兴盎然，在精神解脱中实现本性的回归。
古代文人很注重养生，许多人都留下了养生的理论着作，而且都不会忽略山水的作用，认识到山水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仕途失意归于山水田园之后更加明白山水之作用。苏东坡屡次遭贬，但他得之坦然，失之淡然，虽仕途坎坷仍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注重养生养性，而且认为"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能劳",好游名山风景，锻炼身体也陶冶性情。清代的袁枚更是一个养生家，活到82岁。"生性耽游自在天",道出了他长寿的奥秘。袁枚少时就喜欢旅游，退居田园后畅游山水，从运动中得到健康与快乐。他70岁时还外出游览了一大圈，归来后写到"自觉山人胆足夸，行年七十走天涯。公然一万三千里，听水听风笑到家",诗人的豪气与强健体魄在这首诗中流露无遗。袁枚的旅游目的性很强，把游山玩水当作陶冶性情、锻炼身体的好方法，《老行》诗中说"总觉名山似名士，不蒙一见不甘休",在爬山中领略"万山随我同奔腾的乐趣".
古代文人把"养神"作为养生，主张心境淡泊、虚无宁静，强调精神解脱。山水正好能够实现文人心境与精神上的解脱，使他们即使在失意时也能走向豁达与超越。浩瀚的大海使人心胸广阔，深邃的山林使人神清气爽，潺潺的山泉使人重拾童心……这种自然之美在陶冶性情的同时又能乐以忘忧、激发诗兴，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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