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兴起， 人们的视角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民间， 用重新发现和审视的目光去搜寻具有价值的民间文化， 从而构建地方社会的标志性文化。 在这里 ， 我们不禁要思考 ， 人们在把民间文化地方化、 标志化的过程中 ， 是怎样透过全球化、 现代化的背景剥离出来的？ 又是怎样将民间文化遗产价值化的？ 民间文化遗产化与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诉求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巫溪五句子歌， 通常由五句歌词组成， 一般讲求对偶、 对仗， 最后一句歌词点题， 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是巫溪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从本质上讲， 巫溪五句子歌是巫溪民俗生活的重要部分， 其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到比 《诗经》 早 1 000多年的《击壤歌》，后经辗转流传， 逐步地融入创作者的生活环境与个人情感， 产生新的内容。
在 《诗经》 《九歌》 和乐府诗中均可窥探到五句子歌的身影，形成了歌与诗的互动发展过程。现代五句子歌曲融合了更多的社会内容，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生产生活的态度与认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2007 年 5 月，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巫溪五句子山歌为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五句子歌“遗产化” 的过程中， 人们对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五句子歌的意义和功能也日益凸显， 最终成为巫溪具有标志性的民间文化。
二、 五句子歌的价值与社会功能
五句子歌作为一种下层民间文学艺术， 在其发展过程中， 经历了认同与再认同阶段。 早在清道光《夔州府志》 中， 五句子歌与杜甫等人的作品一并收录， 与上流文学享有同等的地位， 得到文学史上第一次的认证和传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巫溪五句子歌又逐步地被地方认同， 并显示出自身的文化价值。 20 世纪 50 年代， 巫溪五句子歌曾参加四川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 完成了五句子歌的又一次文化价值展现。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社会大众文化席卷而来， 流行歌曲呈现出不可抵挡之势， 并被现代民众所认同。 五句子歌在地方的认同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遗弃、 再认识和再认同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五句子歌所蕴含的特有文化内涵和所表现出来的独有音乐特质， 一些民间艺人开始重新将五句子歌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其功能也日益丰富。
（一）艺术价值
非物质文化的艺术价值，从表象看体现在物质层面，从深层追溯则体现在精神层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各种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
巫溪五句子歌以五句得名，前面四句达意，最后一句点题，演唱风格包括：一喊；二唱；三穿号子；四小调；五儿歌，兼杂号子、 二八腔等曲牌。 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合唱、穿插唱等，体现了五句子歌的独特艺术价值。
总体上讲，这些五句子歌音律简单，以“徵”调为主，演唱内容贴近现实，十分有趣，直接体现出五句子歌的审美艺术价值。
同时，五句子歌通过这种特定的演唱风格，将巫溪民众的生活风貌直接地展现出来，体现出巫溪民众的性格和审美情趣。
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其艺术价值往往体现出“真”与“美”的结合。其中“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前提，“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来的视觉与听觉的享受。 作为巫溪五句子歌而言， 其 “真” 表现在演唱者的真实情感流露， 这也是它具有生命力的重要保证。 巫溪五句子歌歌唱的是民众的现实生活， 无论是喜怒哀乐， 还是悲欢离合， 都很贴近现实生活， 无矫揉造作的修饰， 显得朴质、 真实。 巫溪五句子歌的“美” 则体现在语言勾勒与现实环境的结合上。 五句子歌是歌唱者当时内心感受的传递， 但是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情景交融的画面， 听者透过歌曲， 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巫溪民众恬静、 安详的生活场景， 是一种人、 情、 景的完美交融。
五句子民歌渊源流长， 在其传承和传播过程中， 不断地融入当地的其他民间文化， 促进了不同民间文艺的互动发展， 体现出五句子歌的独特魅力， 主要体现在巫溪五句子歌与地方诗学的影响方面。 如梁宫人的 《前溪歌》 就是通过乐府采风整理出来的 “五言五句两韵体”。 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潇湘神》、 白居易的竹枝词 《忆江南》 等均为 “五句子形式”。 在此， 我们可以看出， 巫溪五句子歌在不断传播、 传承的过程中， 体现出独特的美学价值。
（二） 历史价值
民间文化的传承作为一种构建连续文化史的桥梁，越来越多地成为解释历史、重新认识历史、见证历史的工具。
五句子歌在传承过程中，有着相似的途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构建关联历史。巫溪有这样一则民间传说：明末清初， “夔东十三家”①之一的贺珍，驻扎在大宁县（今重庆巫溪县）地区，其部下有一支女子队伍曾在宁厂古镇坚守，她们最喜欢唱五句子歌，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方式之一也是五句子歌。巫溪五句子歌与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结合起来，更加体现出五句子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五句子歌也因之成为一种载体文化被认可、被传唱。
第二是见证历史。 “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巫溪五句子歌历史悠久，具有时代内涵。由赵四方、姜永胜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五句子歌》一书收录的五句子歌就有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生活状况的五句子歌曲。
如《拜上主家早收工》、 《汉子无钱三分哑》、《地上的媳妇难做人》等，这些歌曲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民众的生活状况。又如《牛羊成群遍山岗》、 《人民公社十大好》、 《朝朝日日像过年》则将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活状况呈现在大家面前。
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 巫溪五句子歌见证了中国从旧社会走向新社会的艰难历程。 五句子歌就不仅是作为一种民间歌谣， 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资料。
（三） 传播交流功能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使五句子歌在传播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以歌为媒。 巫溪婚俗为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青年男女渴望爱情， 追求爱情自由， 五句子歌则成为其很好的沟通工具，在巫溪五句子歌中有大量的此类歌曲。 如 《山歌好比做媒人》 唱到： “郎唱山歌要姐听， 莫装痴聋卖哑人， 唱歌犹如在说话， 说话好似在交情， 山歌好比做媒人。” 我们可以从歌曲中看出， 五句子歌在男女青年之间起到的重要作用。 其次， 五句子歌的传播交流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巫溪境内多山， 老百姓在日常劳作的过程中都会与巍峨的高山和险峻的河流打交道， 因此人们往往通过五句子歌来传达自己的讯息， 希望通过歌声与人附和 ， 从而减少其内心的恐惧和孤单。
如《山歌一唱高亢声》唱到： “山歌一唱高亢声，十里路人有人听，官爷听见勒住马，秀才听见写篇文，情妹听见出房门。”五句子歌一出口，声音嘹亮，十里八村，男女老少都能听见、附和，你一句，我一句，就能传达其内心的感受。
（四）传承地方文化功能
地方文化传承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出交错传承的局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五句子歌作为巫溪传承已久的民间音乐，与巫溪独具特色的盐文化和巫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五句子歌作为其载体，不断地传承地方文化，体现出地方文化的大众价值认同。
巫文化是人类远古时期对万物有灵崇拜文化的一种通称，是一种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始文化，是融合了天文地理、医卜星相、祭祀娱乐、五行八卦等内容的一种综合性文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巫溪宝源山为巫文化的发源地，巫溪的地理地势与地方物产成为巫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最初元素。
在巫溪巫文化中，内涵最为丰富的为盐文化， 即巫溪凭借着丰富的盐业资源， 缔造了历史悠久的盐史文化， 包括盐场历史文化、 制盐技术文化、 盐业经济文化、 盐业生产管理文化、 盐业习俗文化等。 五句子歌在与巫文化和盐文化的相互发展过程中， 逐步地将巫文化和盐文化融合， 形成了独具文化内涵的五句子歌曲。 如 《宝山灵气是灵山》唱到： “宝山神医叫巫咸， 架起炉子炼仙丹， 制盐采药医百病， 一碗神水保平安， 宝山灵气是灵山。”
在此首歌曲中将巫溪的两种具有特色的代表性文化完美地呈现出来， 给人一种想去了解和探索当地文化的欲望。 此外， 在五句子歌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歌曲， 均传达了巫文化和在盐文化的丰富内涵。
（五） 调节功能
作为巫溪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 五句子歌所传达出来的情感价值取向是集体的， 即涂尔干所说的 “集体情感”。 五句子歌所传达出来的 “集体情感”， 最基本的体现在娱乐、 宣泄补偿两个方面， 其中体现娱乐主旨的五句子歌与日常生活中民众的 “定向感情” 相联系， 宣泄补偿则与 “非定向感情” 密切相关。 这与巫溪本地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 体现在地理环境因素对民俗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主导性的特征上，其中主导性的特征表现在各自然地理因素对民俗事象的影响不具有等值性。
巫溪五句子歌作为当地重要的民俗事象， 其地理环境因素的主导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地质、地貌对五句子歌的影响。
巫溪地处渝鄂陕三省交界处，境内多山，险峻的高山一方面蕴育了五句子歌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则增添了五句子歌的文化内涵，凸显了五句子歌的民俗价值。
五句子歌的娱乐功能显而易见。
五句子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众通过日常生活获得灵感以进行创作的山歌，其艺术形式是通过直觉、整体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是一种真实感情的流露。
五句子歌歌曲通过歌唱田间劳作、美好爱情、生活文化以表达情感、放松身心、释放情绪，从而获得良好的精神享受。如《唱支山歌解闷的》唱到： “屋团屋转爱唱歌，大户人家子女多，一不逗你红花女，二不逗你美貌妻，唱个山歌解闷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对单一，五句子歌成为老百姓放松心情、享受娱乐世界的最基本方式之一。
五句子歌的调节作用还体现在它具有宣泄补偿作用。郭于华在《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一文中讲到： “特别是在 1949 年之后，‘诉苦' 和 ’忆苦思甜‘ 权力技术的有意识运用 ，是如何对农民日常生活中那种较为自然状态的 ’苦难‘ 和 ’苦难意识‘ 加以凝练和提炼， 从而使其穿越日常生活层面……”在巫溪， 五句子歌歌曲就是“苦难权力技术运用 ” 的有效工具 。 总体来讲， 巫溪的整体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 老百姓的生活较为艰辛， 面对苦难的生活， 巫溪民众所歌唱的五句子歌曲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巫溪民众苦难的诉求史， 歌曲句句是血， 句句是泪， 把传统封建社会巫溪民众的苦难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老百姓在将这种苦难的情感 “寓情于歌” 的同时， 将苦难的情感诉求于歌曲， 通过五句子歌曲以消遣解闷， 振奋精神。
（六） 教化功能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人是文化的产物。 她在 《文化模式》 一书中讲到： “个体生活历史首先好似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 从他出生之时起， 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行为。”
在我国很早就有关于音乐对人教化作用的论述。 如 《晋书·乐志 》记载： “是以闻其宫声， 使人温良而宽大； 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倾隐而仁爱；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使；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
五句子歌对当地老百姓的经验行为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内涵化与五句子歌价值认同的过程中。五句子歌作为众多山歌的一种，具有山歌“即兴而作”的特点，在五句子歌的创作和传承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刻意的雕琢和推敲，往往反映出歌唱者最为真实的内心，同时也能从歌词中窥探出歌唱者内心与当时社会文化表达的复杂联系，也是传统文化得以表达和传承的重要方式。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古代中国道德文明的精华，是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逐步地被人们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准则，并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体现出来。
在巫溪五句子歌中有大量关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核，主要体现在以歌唱人物为主题的五句子歌之中，其歌唱的人物主要有岳飞、穆桂英、诸葛亮、关羽、薛仁贵等，在这些人物身上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道德准则———精忠爱国。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地方民间文化的一种交融，从而也说明了作为地方文化的五句子歌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之间在相互价值化， 传统文化内核成为五句子歌的灵魂， 五句子歌成为传统文化传承的工具。 此外， 在五句子歌中还有劝谕人们要勤劳勇敢、 忠贞不渝的歌曲， 如 《人生诀窍在于勤》、 《算得君子对志诚》。
这些歌曲通过传唱， 让人们了解当地的民俗规范以及适应在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礼义廉耻， 从而对推动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转换和定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 五句子歌在传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巫溪五句子歌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 其综合价值与功能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 历史文化紧密结合的， 是被地方民众与上层政府认可的。 但是， 任何五句子歌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价值实现方式与物质文化不同， 是需要被利用和传承保护才能实现的。 虽然巫溪五句子歌已经被重庆市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是五句子歌的传承和保护形势仍然严峻， 仍然存在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五句子歌保护的盲目性。 五句子歌作为一种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地方文化的标志之一。但是作为一种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这给人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目前，五句子歌已经做了一些保护的初步工作，如收集现存五句子歌歌曲，保护五句子歌的传唱者，但这些远远不够，其下一步保护还有待思考和加强。
其次，五句子歌保护的片面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遵从整体性保护原则，但是在五句子歌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整体性原则最为缺失。就五句子歌而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艺术等多个层面。在五句子歌现今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往往重其表述内容，而轻其文化艺术内涵；重其数量搜集，轻其内涵研究，这对五句子歌的传承和保护是极其不利的。
再次，五句子歌保护的非连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不同，不具有实体性，其传承和发展往往受到时间、地域限制，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应特别注意其连续性。就目前而言，巫溪五句子歌的重点保护时间是在 2007 年前后，即申报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段时间，虽然在这段时间和重庆文理学院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是近年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就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申报，轻保护”的情况。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五句子歌若不能形成后续保护的长效机制， 那么五句子歌会面临着失去生命力的危险。
第四， 文化内涵不断衰退。 五句子歌在形式上具有独立性， 在文化内容上有兼容性。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 传统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的改变， 人们只能从表象上认识五句子歌曲， 而不能从深层次上去理解五句子歌。 近年来， 随着五句子歌传承人的老年化， 五句子歌越来越不被现代年轻人所接受， 认为五句子歌是低俗、 落后的东西， 这更加造成了五句子歌文化内涵的丧失。
第五， 五句子歌传承人老年化现象严重。 巫溪五句子歌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传承人老年化问题日益严重。 在巫溪县政府进行五句子歌搜集的过程中涉及 8 位传承人，其中最年轻的传承人已经 43 岁， 最年 长的传承人为 75岁。 五句子歌传承人老年化现象加大了巫溪五句子歌的传承难度。
四、 五句子歌传承保护的措施
在巫溪五句子歌的价值和传承保护问题之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有力的长效的保护机制是五句子歌价值实现的重要保证， 是实现民间文艺、 地方知识和历史文化之间有效联系的重要基础。
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纠正五句子歌传承保护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以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性为原则，不断地激活五句子歌的文化内涵，促使五句子歌在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大放异彩。为此，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探求五句子歌的长效保护措施。
首先，保护生活传统。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 （Conrad Phillip Kottak） 在 《文化人类学： 欣赏文化差异》 一书中说： “有一些文化特质比其他特质更有可能传播出去，有功用的，能迎合较大群体而且不会抵触可能接受采纳者的文化价值。”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 人们的生活习惯逐步地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在其传承和保护过程中面临着现代流行文化的冲击。因此，要有效地保护五句子歌，就必须让其具有功用，让其具有为老百姓接受的文化特质，这就要求将生活传统和五句子歌的保护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五句子歌歌曲才能不断地汲取营养，并在其传承的过程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保护文化空间。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构建和呈现的关联“地盘”，是文化、艺术、自然、创造、历史等方面的综合体现。五句子歌和其他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 “无形性”。 因此， 在保护五句子歌过程中我们应该抓住与其相关的关联实物和文化场所，从而构建出适合五句子歌产生、 发展的文化空间，进而实现五句子歌的有效保护。
第三， 保护凝聚内核。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 其文化内核比现实表现更有价值，更体现出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 我们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研究。 在整体性研究中， 凝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核往往是研究的重点。 因此， 在五句子歌的传承保护过程中， 我们应该抓住重点， 这样才能让五句子歌在传承中永葆生命力。
第四， 增强五句子歌的联动保护。 虽然五句子歌在形式上具有单独性， 但是， 五句子歌的内容涉及巫溪民众的方方面面， 体现出文化联动与关联。这就需要我们在对五句子歌进行保护的过程中， 将巫溪其他 “非物质文化遗产” 结合起来， 形成互动保护格局。 如近年来 ， 巫溪巫文化 备 受 关 注 ，2012、 2013 年还举办了巫文化晚会， 这是巫溪传统民间文化展演的大好时机， 将传统五句子歌与巫溪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向巫溪民众普及巫溪传统文化，一方面则可以将巫溪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出巫溪，进而推向重庆市，乃至全国。
第五，建立全方位的立法保护体系。尽管巫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涉及民间歌谣、岁时节令、传统手工业、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各个方面，且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但是截至目前，巫溪地方政府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法规。由此，五句子歌在传承保护中经常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这就需要巫溪地方政府在全面清理巫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等相关部门制定的相关举措，建立法律保障体系，切实落实五句子歌的保护。
第六，加大巫溪五句子歌的宣传力度。从地理环境层面上讲，巫溪地理交通相对闭塞；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巫溪发展还较为落后，这对巫溪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极为不利，使巫溪五句子歌未能很好地被外界接受和了解，这就需要切实加大巫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书刊、报纸等渠道进行大力宣传，一方面则需要加大对巫溪五句子歌的研究力度，确保让更多的人了解五句子歌。
第七， 构建巫溪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 ”。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 将巫溪非物质文化遗产集合起来， 建立 “统一的保护区”， 从本土选拔并培养土生土长的传承人， 并统一教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 出版巫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期保护成果。 通过这种方式， 一方面可以加大对巫溪五句子歌的传承保护， 一方面更加推动巫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四方，姜永胜.五句子山歌[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2] 董学民.论五句子歌的形成[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7（3）.
[3] 秦树辉.宁小莉.浅谈气候因素对民俗事项的影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4] 郭于华.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M ].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1.
[5]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 ].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 张岱年，方克定.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