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政治话语中结构性差异词汇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认为语言意义有时由其语法结构决定，有些语言从结构上就表达出某些信息而另外一些语言就没有这种要求，这就是词汇的结构性差异。具体而言，有的语言要体现话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而有的语言要体现出性别，也有的语言要体现出说话者获得所说内容的渠道。[7]293比如法语要用“tu”（你）和 “vous”（您）来表明说话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日语和韩语中也有详细表明说话参与者等级地位的词汇，而这要翻译成与其语法结构不同的英语就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为英语中一个 “you”就表达了对话中的所有第二方，无论其地位高低，等级如何。[10]P93从性别角度看，对性别的关注在某些语言中会体现出来，而在另一些语言中就不会有所体现。比如在英文表达 “David Cameron is a poli-tician and Hillary Clinton is also a politician.”在其文字表达上，并没有体现后者的女性身份。但 是 在 法 语 表 达 中，David Cameron is“unpoliticien”而Hillary Clinton则是 “une politici-enne”.从言据性①角度看，有些语言的语法结构要求说话者体现出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土耳其语，下面这句是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评价反对派领导人的言论：
他一方面表示反对派领导人作风粗鲁，另一方面又表示这个信息是他从别的渠道听说的。[9]293这个句子并非不能译成其他无言据性要求的语言，只是对于其他语言的使用者，比如说英语者来说，他们在发表言论或表达观点时，倾向于使用“I think”, “I imagine”或者 “I suppose”等不同程度的词汇清晰地表明其对所说言论的确定性[11]37-58,而这种语言使用方式的差异很容易让他们对发言者产生误解，如认为其对所表达观点缺乏自信等。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是对话语翻译者的一种挑战。
（二）从隐喻方面看
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类认知和建构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的实质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经验另一种事物。[12]善以语言学视角研究政治现象的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 （George La-koff）在其和约翰逊 （Mark Johnson）的合着中，提出了 “概念隐喻”,并将其分为实体隐喻、结构隐喻和方位隐喻。在政治话语中，出现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实体隐喻。实体隐喻是指将抽象和模糊的思想、事件、活动、情感等无形的概念视为具体的，有形的实体和物质。它为我们抽象的概念表达为 “实体”提供了物质基础。[12]
美国前总统布什在 “9·11”后告诉美国人民，“这场反恐十字军战争是要花时间的”.在他的发言中，以 “十字军远征”作为隐喻，来比喻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斗争。他的这一言论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布什在说这话的时候并非真的意指十字军战争，一方面，他想要强调的是 “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将会旷日持久；另一方面，十字军远征领袖 “狮心王”理查是布什总统心目中的偶像，他以此隐喻来表明希望自己如 “狮心王”一般在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勇者无惧、战无不胜。但是对于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来说，十字军远征就是一场基督教徒对伊斯兰教徒的屠杀，直至今时今日，这场宗教之间的浩劫仍然具有非常强烈的意味以及难以消除的政治影响。因此，布什的讲话在穆斯林世界里激起了轩然大波，不能不令人怀疑布什政府对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真正了解和尊重，是否会将当时那场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扩大到伊斯兰与西方基督教社会之间的宗教、文明冲突。同时，它也给了本·拉登及其同伙可乘之机，将恐怖主义行动说成是抵抗基督教和犹太人的入侵。
这个经典的案例也许更适合说明正确使用隐喻的重要性。但是对同一个隐喻的不同理解，才是让这场国家间、宗教间甚至文明间的误会产生的原因。因此对隐喻的正确理解、对源语言中使用隐喻的真实意图把握并将其准确通过翻译为目标语言传达给受众，为跨语言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从语境方面看
1.政治话语中的利益因素
从宏观角度看，语言可以通过叙述框定话语的主要内容和话语主体，使之产生关联而形成一个意义体系；从微观角度看，语言在词汇层次可以命名、定义，建构游戏规则。[13]45而要知道这种意义体系或者游戏规则背后支持的真正意图，就必须结合话语发生的语境。政治话语发生的语境对揣测行为体的交流意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前文提到的，语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时间、地点、人物等；二是大的文化背景。政治话语中，对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的考量需要围绕的一个核心就是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问题从来就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14]72当政治家从利益出发形成自己的意图并以此去框定语言的内涵时，那些价值判断性的词汇即被赋予了带有政治倾向的涵义。一个词或一个短语被政治家赋予了意义后被大众普遍采纳和接受时，便符合了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即语言通过影响一个社会单位的思维而反作用于社会单位成员的行为以至于该社会单位的文化。而这整个过程可视为集团利益从体系层面发生其语境作用的机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布什政府通过话语建构将伊拉克描述成为 “邪恶轴心国家”,并把伊拉克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这场战争究竟是“解放”还是 “武力征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框定与涵义的建构。随后，布什政府在没有联合 国 授 权 的 情 况 下 发 动 了 伊 拉 克 战 争，而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战前支持率竟高达70%以上。48美国公众思维中对伊拉克战争的认知是被布什府语言建构出的意义体系所左右的，因而相信这场战争是为打击恐怖主义，解救伊拉克人民的正义之战。直到多年以后，杀伤性武器的核查未果以及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国际形象的大幅度滑坡，才让美国公众逐渐从这场催眠中逐渐清醒，认识到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的意图未必真如其宣扬得那么简单和正义。因此，任何政治话语的翻译都离不开对说话者真实意图的考量，而其真实意图离不开话语发生的语境。翻译者必须将政治话语背后作为语境因素的集团利益考虑进去，才能准确理解话语并将其与目标语言的差异凸显出来传达给受众。
2.政治话语中文化背景差异
文化作为政治话语发生的背景因素，同样对政治话语跨语言翻译的准确性有很大影响。文化背景相近的两种语言彼此理解起来远较文化背景差异大的两种语言更加容易，正因为这种差异及差异带来的理解困境的存在，译者才要在翻译时务必将语言依托的文化背景作为语境因素考虑进去，才能尽量准确地传达讲话者的原意，以免造成误解。众所周知，伊斯兰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宗教原因和历史背景，从以色列手中夺取耶路撒冷宗教圣地的控制权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诉求之一。
2005年，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德黑兰发表讲话时说： “……以色列必须从地图上被抹掉。”作为一直因声称要大力发展核武而被西方世界视为危险的国家领导人，发出这样的耸人听闻的言论被纽约时报等媒体直接翻译过来之后，不出所料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愤怒和抵制的浪潮。但是，根据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学者法扎德 （Farzad Shrifian）的分析，当时内贾德以波斯语发表的演讲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媒体所翻译的版本。事实上，内贾德说 “从地图上被抹掉”并不是种族灭绝的意思。他只是想通过提及伊朗前精神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关于 “以色列政权要被移出耶路撒冷”的召唤来调动起伊斯兰听众的共鸣。
对于这句话的生硬翻译主要源于来自另一种文化的翻译者对源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了解、考察不足，没有准确把握说话者真实意图。根据语言相对主义理论，政治话语跨文化翻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与困难。要做到准确把握政治话语背后说话者真实意图就需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简单译出其表面含义是远远不足够的，甚至还会因为歧义或错解而导致误解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