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综合和多元的交叉学科，生态翻译学是基于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和描述的整体性研究，属于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研究领域和生态范式。翻译改写正是基于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的一种策略选择，尤其需要“多维度的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对此，生态翻译学及其“三维”原则颇具解释力，并赋予改写以理据。
一 翻译改写及其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改写，旨在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以力求译文的可接受性。例如，俗语“打铁还需自身硬”，极富文化蕴涵，又贴近百姓心理，并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英国广播公司( 简称 BBC) 英译成“The metal itself must be hard to be turned into i-ron”，意思是“金属自身必须坚硬才能煅造成铁器”。英国《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 将其英译为“To forge iron，you need a strong hammer”，意思是“打铁的锤子要强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ableNews Networks，缩写成 CNN) 将其译成“To forge iron，one must be strong”，强调的是“打铁的人必须体质强壮。”根据特定的语境，新华社( Xinhua News Agency) 在对外宣传中则干脆绕开了“打铁”的字面意义和形象说法，单刀直入将其引申含义浅显易懂地改译成“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we must first of allconduct ourselves honorably”，即“要解决这些( 腐败等) 问题，自己首先得身正”，从而让英美读者一下子就能领会个中的喻义，生动地传递出反腐的决心和正人先正己的底气。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效的，是对另一个文化内涵词“不折腾”的英译改写，实质上是语言层面上的一次适应性选择的过程。究其实质，“不折腾”的真正含义，是多一些为民和务实之举而少一些内耗和折腾，即“No self － consuming political movements”之义。英美等国的媒体相应的英译包括 don’t sway backand forth( 别重复) 、don’t flip flop( 不要翻来覆去) 、don’t dithering( 不迟疑) 和 don’t get sidetracked( 别走岔路) 等，但大浪淘沙之后最终还是被改译成“No Z Turn”。这是基于翻译生态环境下的优化选择，是将改写置于生态学语境下的一次解读，因而更具阐释力。“No Z Turn”在读音和构成上，形似于西方人所熟知的交通警示语“No U Turn”，在语义上神似于高速公路上忽左忽右行驶、甚至还随意“乱调头”的情形，让人一看就懂并能唤起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其深层的交际意图和作为“号召型”文本( vocative text) 的“感召”和“呼唤”的语义功能，瞬间得以最有效的实现。
如此这般地潜心改写，其初衷就在于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始终是第一位的( target － reader － cen-tered) ，因此更应尊重和遵循目的语国家的语言特点和交际习惯，以忠实地再现源语的功能意义。例如，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官方英译为“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Trade Zone”而非“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Area”，正基于此。透过“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Trade Zone”所传递给全世界的，是在该试验区所辖的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共 28． 78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享有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运输自由、金融自由等，进入或出去该试验区就是进关或出关。而“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Area”，则不囿于某一个国家的一个特定区域，而是多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彼此享有关税或其他方面的贸易优惠政策，在项目内容上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由”。目前还在谈判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Sino － Japan ＆ Korea Free TradeArea) 就是如此，三国间的商贸活动必须遵循协议所设立的的自由贸易协定( Free Trade Agreement，缩写成 FTA) 。可见，这两者虽一词之差，但语义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不可随意替换或改写。相对而言，“Chi-na( Shanghai ) Pilot Free Trade Zone”更精当地阐明: 该试验区是中国政府在上海新设的区域性经济特区，着眼于全国发展、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人名的英译也是如此，应尽可能贴近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方面，英国汉学家霍克斯( DavidHawks) 堪称楷模。为了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红楼梦》的英译，他毅然辞去了牛津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教授的教职。起先他把人名“林黛玉”意译为“Black Jade”，即“黑色的玉”，及至 20 世纪 80 年代 4 卷英译本《红楼梦》正式面世时，还是予以改写并直译成“Lin Daiyu”。还有很多其他人物的姓名，也都同样地用汉语拼音予以直译，比如“宝玉”和“宝二爷”英译成“Baoyu”、“凤姐”和“凤辣子”英译成“Xifeng”。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代表作，《红楼梦》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属于全新的舶来品。人名“LinDaiyu”、“Baoyu”和“Xifeng”等，似乎更是一堆陌生而且无序的字母组合，甚至还影响英美读者持续阅读的兴趣。出于这一顾虑，霍克斯又特意在每卷目录之后相应地附上了人名的拼写说明，并用国际音标系统地给汉语人名的拼音进行注音和阐释。《红楼梦》4 卷英译本，霍克斯本人翻译了前 3 卷共 80 回，其女婿汉学家闵福德( John Minford) 翻译了第 4 卷后 40 回。他们通篇都是这样地字斟句酌，特别用心地选用地道的英语和满是“英国味”的句式来改写，还借用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等来翻译佛教和道教中人的法号、节日、器皿、地名等。凡此种种，都是基于生态理性的适应性改写和选择性调整，以力求译文的忠实性和可读性。
不仅是汉语人名的英译，英文人名的汉译也同样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心理，从而努力实现深层语言文化信息的有效阐释。例如，“King”原本是个内涵丰富的英文人名，可被音译成“金”之后，其感情色彩和联想意义随之就黯然缺失了。因为英美本族语的读者一瞥见“King”，就可能联想起民权领袖“Martin Luther King”和影片《雌雄莫辨》( Victor/Victoria) 里的黑社会头目“King Marchand”等形象，再加上“King”本身就有“国王”之义，所以译成“金”对不太熟悉英美文化的中国读者来说，男子汉的寓意和略显霸气的文采便荡然无存，原作的趣味性就大打折扣了。由此可见，翻译改写在忠实于源语的同时还要坚持目的语读者的取向。恰如黄友义在论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模式时所言: “我们的读者群在哪里，我们要出什么书，都要把握在这两方面的演变。”
据此来追根溯源，“熊猫丛书”不仅在国内遭到冷遇，在西方传播的效果也并不理想，个中缘由恐怕就在于这些文本未见明显的改写，几乎以其原貌出现于译作之中，与西方主流文化不太兼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人名互译相类似的，还有对书名的翻译改写。众所周知，米兰? 昆德拉( Milan Kundera) 享誉全球，书迷遍布全世界。他的小说也为华语界所熟知，作家韩少功和他姐姐韩刚合作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依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亨利·海姆教授( Michael Henry Heim) 从捷克语翻译成英文版的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该译着在“出版后的三四年里就发行了十几万册”。而昆德拉本人似乎更推崇法文版的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他直接参与了法文版的修订，并认为“法文本与原文具有同等的真实性”。2002 年首次获得昆德拉授权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约请到翻译家许钧教授重译这部名着。2003 年 7 月该法文版的译着正式出版，书名则改写成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相对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翻译改写后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似乎更忠实于原着原义和原有的风味，主题也更聚焦于“生命之轻”，从而揭开生命之窗。“20 年来，在中国，没有哪部作品能像这部小说一样具有如此之多的理解，哲学家读到的是哲学思想，文学家看到的是小说叙述结构的革命，搞电影的又认为它的画面感很突出，而比较文学专家又觉得它的诗意和哲理相结合，是情感与心灵的辉映。”
由作家笔下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翻译家心目中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写和变通之间既像昆德拉所期望的那样保留了法文版原着的特质，又给不同的华语读者以不同的“昆德拉”，同样深受目的语读者的青睐。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首印 15 万册以后，一印再印，达 32 万册，引起了广泛关注。对此，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曾评论说这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译着之一。
二 翻译改写及其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翻译改写，旨在以目的语文化为主导来更多地“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归根结蒂，在几乎所有的“真正成功的翻译中，双向文化转换要比双向语言转换重要得多。”
中国人看事情和想问题，总习惯于从大到小，从集体到个人，从宏观到微观，而西方人恰好相反。加班加点，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直都是工作第一、生活第二，而欧洲人则倾向于生活第一，工作第二; 工作是为了生活，因而往往拒绝加班。跳出上述这种文化层面的藩篱而进行必要的改写，实质上是以生态翻译学为理据的一种积极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放眼全球，美国早有“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此前也有“英国梦”、“俄国梦”和“日本梦”。虽然“美国梦”似乎已不再那么“美”，但毕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勇于追梦圆梦，其影响犹在，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为之津津乐道甚至孜孜以求。按照约定俗成，人们还把“英国梦”表述成“British Dream”，把“欧洲梦”表述成“European Dream”。遵循这样的衍生机制，“中国梦”可英译成“Chinese Dream”，既符合先入为主的西方人的表达习惯，又诠释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每一位中华儿女个人奋斗之“梦”，更是能与全世界分享之“梦”。更何况，语言的衍生终究还是系统的和有规律可循的。
上述这种类推改写的理据，正是源于思维模式上的适应性转换，以达成英汉语言文化信息的动态对等。再如，香港影片《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片名原来有好几种翻译，经反复推敲和改写，最后被英译成“A Chinese Odyssey: Cinderella”，堪称传神之作。首先，家喻户晓的 Cinderella，出自《格林童话》，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外貌平平但心地善良、性格可爱的“灰姑娘”。其次，Odyssey 是古希腊诗人荷马( Ho-mer) 的一部英雄史诗，所描述的是古城特洛伊( Troy) 沦陷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木马计”( The Wood-en Horse of Troy) 的献策者奥德修斯( Odysseus) ，在海上漂流 10 年之久，战胜独眼巨神，制服女巫，历经磨难，最终回到祖国并合家团圆的漫长历程。这两个人物形象，英美观众都耳熟能详。他们一见到“AChinese Odyssey: Cinderella”，瞬间便知其中的喻义———“大圣取亲”同样也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历程”，而且借助于有关 Odyssey 的历史典故和 Cinderella 的文化背景，整部影片更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也折射出港片以票房为风向标的“无厘头”文化。与此类似的，是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名的英译，即“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 ，a Chinese version of Ｒomeo and Juliet”。透过“Ｒomeo and Juliet”，英美读者即便没看过该剧也能大致了解其剧情和男女主人翁。只不过，这两个故事同样都以中国文化为背景，都特指中国版的“Odyssey”、“Cinderella”和中国版的“Ｒomeo and Juliet”，所以两者均加上了“Chinese”一词以示限定和诠释。
以上属中文片名和剧名的经典英译改写，而由“Waterloo Bridge”到《魂断蓝桥》则是英文片名的经典汉译改写。后者源于《庄子·盗跖》中的汉语典故《尾生抱柱》: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 桥) 下，女子不在，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正源于此，“魂断蓝桥”便一直用来指代“情侣中一方失约而另一方殉情的爱情悲剧”。其实，随着“Waterloo Bridge”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影迷所推崇，片名的汉译也一直处于改写之中，并不断地得以调整和更新。最初，该片被译为《滑铁卢桥》，似乎不太得体，会让人误认为该片与滑铁卢战役甚至还与拿破仑有关。此后不久便改译成《断桥残梦》，但最终经全国范围的征集还是再次被改译成《魂断蓝桥》。虽然发生的时空迥异，但这两个故事的情节极为相似，极易赢得中国观众的认同和共鸣。尤其是“Waterloo Bridge”中女主人翁玛拉对贞操的理解和美国社会的门第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中国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高度相似。所以该影片拥有两三代人、数以亿万计的中国影迷，并被国外学者视为特有的“中国现象”。个中缘由，传神的汉译特别是日臻完善的改写，真可谓功不可没，也是生态翻译学理论在交际维上的一次生动实践和具体阐释。类似这样的文化内涵词，貌合神离却浸润着深厚而独特的民族文化气息，翻译改写时宜像这样坚持“以我为准”的原则。
此外，东西方文化心理也多有差异，各有特性。例如，《商务谈判与文化软实力》的作者，曾作为商务部领导率团出访。当时，行程表里有“Have dinner at 12: 00”，英文里 dinner 即“正餐”，指中餐或晚餐，但按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请人吃饭应该在中午 12 点。所以他领着同事们准时到了预定的餐厅，等了一刻钟还没见主人来，竟认为是中国人太守时，因为有些国家比约定时间稍晚一点到场，反而是出于对主人的敬重。比如在英国，一般应晚一刻钟至半小时，特别是到英国友人家中做客，要让主人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所以他们接着等，等到 12∶ 00，再等到 1∶ 00，主人还是没来。他们这才恍然大悟，应该是晚上 12 点请吃饭，而他们中午就去赴宴了。这是一段真人真事，如果在准备访问日程时能顾及到这一东西方文化维上的差异，并事先改写成“Have dinner at 12∶ 00pm”而非仅仅是“Have dinner at 12∶ 00”，既可避免出现上述这样的尴尬，还可体现对异域文化的洞察和对目的语读者的尊重，宾主商务活动或许更显得温馨。所以，不同语境下不同的交际目的及其实现方式，决定着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改写，而译者在种种改写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主导作用是至为重要的。
可见，译者首先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目的语文化取向( target － culture － oriented) 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为更高层面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翻译改写总是跨越源语文化的边界，并在另一异域文化里呈现原作的风貌。这其中跨文化始终是关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邢厚媛副院长，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期间，曾碰到过在当地执教多年的中国教授。这位教授谈起了他亲身亲历的事情: 一位来留学的中国中学生发现，国外的自行车道只有大概一尺宽。他歪歪扭扭地骑着车，一不小心被人家的车给刮蹭了。摔倒之后那司机并没逃逸，而是摇下车窗、迈出一条腿，冲着这个中国留学生问“How are you”，我们这个孩子脱口而出“I’m fine． Thanks”。我们在学校的第一堂英语课所学的和所练的都是“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可现在场景不对，这位留学生摔坏了腿。该司机见他没事便上了车、走人了，可这个中国留学生正龇牙咧嘴地躺在路旁。显然，这是书本所学跟地道的国外交际相脱节所导致的。在当下跨文化交际的国际舞台上，仅仅语法正确是远远不够的。具体的语境变了，也必须主动及时做些“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否则还那样生搬硬套，就难以跨越语言的屏障和文化的隔膜，在“适者生存”和“汰弱留强”等自然法则的视阈下也只有望洋兴叹了。
三 翻译改写及其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改写，旨在格外“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以力求“整合适应选择度”更高的翻译效果。中国旅美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教授曾高度评价张爱玲和钱钟书，并帮助他们声名远播。尤其是张爱玲，可以算得上一位双语作家和翻译家，夏教授坦言不敢擅自改动其英译 。她写于 1943 年的《金锁记》，深得翻译家傅雷的认可，夏教授更觉得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看好它，1968 年夏他校阅张爱玲英译的《金锁记》，才亲自操刀并着力进行了必要的改写。经夏教授润色和打磨之后，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语义蕴含上更为明了，语言表达上更为自然，语气上更为贴切，确实是锦上添花之笔，更是在交际层面上的一次主动的调适和恰当的优化。试举一例:
例( 1) 原文: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女人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身边的阑干，阑干把他们与众人分开。
张爱玲自译: The two of them walked side by side in the park in the autumn sun talking verylittle，each with a bit of the other’s clothes and moving feet at the corner of the eyes and the fra-grance of women’s face powder and men’s tobacco smell，this simple and lovely impression formingthe railings alongside that separated from the crowd．夏志清改译: The two of them walked side by side in the park in the autumn sun，talking verylittle，each content with a partial view of the other’s clothes and moving feet． The fragrance of herface powder and his tobacco smell served as invisible railings alongside that separated them from thecrowd．
稍加比对即可发现，在语用含义上，只有在读了夏教授的改译之后，原文的话语意图才更加易懂明了。把“at the corner of the eyes”改写成“a partial view of”，变静态的“眼角”( corner) 为动态的“视域之所及”( view) 。变泛指的“women’s face powder and men’s tobacco smell”为所指对象更为具体和细化的“her face powder and his tobacco smell”，即“粉香”和“烟味”分别是男女主人翁各自散发出来的。再添加“invisible”来明确“抽象的阑干”之寓意———“这种简单而可爱的印象”( his simple and lovely impres-sion) ，不仅仅只指“粉香”和“烟味”，而且“衣服和移动着的脚”( the other’s clothes and moving feet) 也是其应有之义。这些改动和转换，更原汁原味地再现了原作的语义和意境。
再看在语言节奏上，夏教授校阅和改写之后，似更接近于原文原貌: 原作中本来就有逗号，语速也不急不慢，整体语感较为舒缓。所以，夏教授改译时才变原译的一句为两句，还在第一句中添加了逗号将分词结构“talking very little”隔开，在第二句也添加了动词词组“serve as”，从而让西方读者读起来节拍上更流畅，主谓结构更清晰，言语所指更精准。最为画龙点睛的，是夏教授在整体篇幅锐减的情况下还不惜添加了“content”一词，从而让整个语篇的功能意义更为妥贴和真切: 热恋中的男女肩并着肩，缓步行走在公园中，虽不怎么言语却彼此感受着对方，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满意足的”呢? 此情此景，确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效。可以说，这是夏教授在校阅时从特有的生态学视角着笔的成功改写。
其实，像这样囿于原文及其细节而不太关注读者的接受心理的现象，在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里不乏其例。夏教授的翻译改写，不仅更有效地阐释了原作的交际意图，而且译文的表达形式更加地鲜活生动，更易于为英美读者所接受，这恰恰弥补了张爱玲在这方面的欠缺。虽然张爱玲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一直孤芳独处，没能真正地融入英美主流文化，甚至还不太了解时下流行的惯用表达。“张爱玲的英文，自修得来。这一体裁的英文是‘秀才英文’( bookish English) ”，有时“太一板一眼了”，难免会让不太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英美读者感到有些茫然。例如:例( 2) 原文: “……现放着云妹妹在这儿呢，待会儿老太太跟着一告诉，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
张爱玲自译: “…still Sister Yun’s here． If she tells Old Mistress later，you’ll get more that youbargained for． ”
夏志清改译: “…still Sister Yun’s here． If she tells Old Mistress later，you’ll be sorry for it． ”
该语境上下文里，俗语“吃不了兜着走”，在张爱玲自译时被字比句对地表述成“you’ll get more thatyou bargained for”，看似忠实于原文，亦步亦趋地追逐着源语文化，但字里行间所传递给英文读者的是“你得到的将远比你想要的要多”，丝毫没有原文里的“警告”或“威胁”之意味，谈不上给读者以活力和灵动，更缺乏原作的文采( stylistic flair) ，从而大大折损了应有的交际效果。对此，夏教授根据题旨情境做了适当的弥补和转换，并改写成“you’ll be sorry for it”或“you’ll have to face the music”，以尽可能贴近英美文化及其交际方式和语言习惯，最终提升了交际维上的“整合适应性选择度”。
例( 3) 原文: 凤姐听了，眼圈儿红了一会儿，方说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点年纪，倘或因这病上有个长短，人生在世，还有什么趣儿呢! ”
霍克斯英译: Xi feng’s eyes became moist and for a moment she was too overcome to speak．“Iknow‘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she said at last，“but she’s only a childstill． If anything should happen to her as a result of this illness，I think all the fun would go out oflife． ”
这儿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同样是个妇孺皆知的俗语，但经霍克斯之灵心妙手，则言简意赅地译成了“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而没有太多地拘泥于字面上的理解。借助于特定的前言后语，既阐释出应有的语言文化意蕴，又合乎英美读者的表达习惯，语言地道简洁，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实属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的一种适应性选择和优化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翻译改写之要义，“可将异质与不同，改变为熟悉和可理解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寻求交际层面上的双向动态对等。尤其是中国文学的英译，往往被赋予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人们总期盼着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能原生态地“走出去”。这一点，包括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在内的众多大家，在译介莫言等作家的作品过程中一直都在孜孜以求，并全力让中国文学披上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葛浩文从 1988 年开始跟莫言合作以来，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超过 100 封，电话更是不计其数，都是为了吃透吃准原作的意思，“更要首先考虑到语义信息的有效传递，又要充分顾及交际活动所处的情景上下文。”
归根结蒂，改写是以传情和达意为宗旨来努力增强阅读的趣味，但不能背离原作的主题、主线和情景等。所以，葛浩文等大家在归化翻译分寸的把控方面也同样地用心，时刻都在琢磨英美读者的口味和心理: “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
这正是他与林丽君教授( Sylvia Li － chun Lin) 这一中西合璧的翻译“梦之队”最吸引人眼球之处。事实上，经他们合作改写的译作，具有难以比拟的可读性和灵动性，并在西方拥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如果译出国门的作品没有人愿意读，不能吸引更多的西方读者，那么，即便是走出了国门，也走不进市场，更无法走进西方读者的眼中和心中。”
相对而言，为追逐译文的可读性而改头换面或大量地删减字句、片段和段落等，属文化简约主义的手法，在跨文化交流的层面上也有悖于生态理性。从这一角度分析，阿瑟·韦利( Arthur David Waley) 英译《西游记》颇受质疑，对所有的“文化专有项”( exoticism) 一律连删带改，甚至连书名也改写成《猴子》，另加副标题《中国的民俗小说》，这种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的可读性，相对于自然生态原理同样也是不合时宜的。
作为客观的语言文化现象，翻译改写一直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一以贯之并行之有效的模式，旨在更忠实地呈现源语的文化特质同时又保持译语的流畅，并助推着全球多元文化的建构。生态翻译学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赋予改写以应有的解释力，其理据也绝不囿于上述的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及其语义信息的传递。翻译改写同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翻译活动都是一种形式的改写，都是为了跨文化交流的最终效果，这是当下翻译行为的文化解读，更应以自然生态的态度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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