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传统译论是指在中国传统言意观影响之下的翻译理论。在语言学没有进入中国翻译界以前，传统译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背景和理论形式上较为纯粹，形成了和西方译论迥然有别的译论传统。传统译论已经有了近两千年的历史，但对传统译论认真的整理研究是 20 世纪以后的事。传统译论研究大致分为三大类: 传统译论资料汇编、译论史编撰和传统译论的理论研究三大部分。资料汇编是对传统译论按照某一线索进行辑录，主要在于资料价值，资料建设本身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水平和深度。译论史编撰则需要从某一角度对传统译论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叙述，重在叙述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积极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意义和生发模式。一部清晰完整的翻译理论史是传统译论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传统译论的理论研究重在阐发传统译论中的理论内涵、理论意义，并发掘传统译论对于现代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这三类研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很多情况下是相互交叉、彼此渗透的。但大多数研究成果则有明显侧重，因此按照这种分类来考察传统译论研究仍然是有意义的。传统译论研究以中国本土研究条件更为有利，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综述理所应当以中国大陆的研究为重，但实际综述的范围包括了港澳台及海外同类英文文献。
2． 1949 年以前: 传统译论研究的肇始阶段
从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古代记叙佛经翻译的选集、僧录、僧传和经录等，或以翻译家为单位，或以译事、译作为中心，是典型的佛经翻译的资料汇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具有开创性的译事资料包括《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这些资料的作者均为僧人，资料的特点是重史料而轻评论，基本上以翻译史实资料辑录为主，其中收录的佛经翻译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译论的主要资料来源。另有一部分译事资料记在正史中，如《全唐书》，《全晋文》等。
从数字化中国古籍的搜索结果来看，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在历代佛经翻译资料汇编中曾经反复出现，但一般都仅是止于引证推崇或举例说明，很少对该理论的意义进行发掘( 赵巍、李琳 2012: 19) 。即便偶尔提及，探讨形式也比较零散和随意，不能称为严格的传统译论的理论研究。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但理论建树很少，而且大多都在探讨翻译的功用，佛经译论仍然是中国传统译论的主体。严复在《天演论》序跋中明确提出“信达雅”以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丰富模糊的理论内涵、言简意赅的表述方式引发了长久热烈的讨论。早期的信达雅研究都在探索这三个字的意义及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彼此之间差异不大。早在 1935 年，杨镇华根据不同文本的不同翻译特点对信达雅提出质疑，随后概括了当时学界对信达雅的一般看法: 信 = 忠实于原文，达 =明白晓畅，雅 = 词句的优雅或风格的转移 ( 杨镇华1984: 289) 。此时的理论研究探讨的问题较为局限，也没有研究方法论的指导，表现为翻译经验总结、漫谈散论等随感式文章，缺乏论证过程，说服力不强。但这类研究仍然构成了传统译论理论研究的基础。
清末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背负着救国图强的特殊历史使命，也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创造了历史机遇。这时传统译论研究的主体常常是兼具中外学术背景的学者，研究中很自然地在中外文化之间打通。1920 年，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开始专门探讨佛经翻译的实践及理论，评述了佛经翻译中有关翻译文体的讨论，可以视为严肃的传统译论研究的开端。
在这篇论文中，“直译意译”作为两种对立的翻译方法，和传统译论中的“文质”这一对文体风格描述词统一了起来( 赵巍、石春让 2009: 15) 。周作人在《陀螺》序中主张的“直译”已经是纯粹的翻译方法，和传统译论中的“直译”概念有了明显不同。1921 年，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也经郑正铎译介，进入了中国翻译界，并运用该原则来进行文学翻译评析( 罗新璋 1984: 369-382) 。1935年，杨镇华比较了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三原则的异同( 杨镇华 1984: 292) 。1941 年，英国文学界有关荷马翻译的论争也被译介过来。这说明至少在 20 世纪初，西方译论和传统译论已经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了。但此时对西方译论的译介规模很小，没有对传统译论造成明显冲击。
中国最早的翻译理论资料汇编是 1927 年蒋翼振编着的《翻译学通论》，此后又出现了吴曙天的《翻译论》( 1933) 和黄嘉德的《翻译论集》( 1940) 。这几部资料汇编侧重收录当代译论，最远仅追溯至梁启超或严复等人。和古代的翻译资料汇编相比，20 世纪上半叶的资料汇编均由学者汇编而成，辑录译论而非译事，表现出翻译理论研究取向。值得一提的是，蒋翼振在《翻译学通论》导言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前瞻性的问题: 什么学术成为翻译学? “用乙国的文字或语言去叙述甲国的文字或语言; 更将甲国的精微思想迁移到乙国的思想界里，不增不减本来的面目; 更将两国或两国以上底学术作个比较研究，求两系或两系以上文明的化合，这个学术，叫作翻译学。”( 转引自方梦之 2007: 2) 虽然作者的理解和今天的翻译学有出入，这种超前的学科意识却是值得肯定的。
这一时期的译史研究比较零散，比较关注当代翻译人物和翻译事件，比如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西书，林纾和严复的翻译，周桂笙的翻译等等，编撰完整的翻译理论史还为时尚早。
3． 1949—1987 年: 传统译论研究的转型阶段
建国后到文革结束，翻译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译史研究以马恩列斯毛的翻译和左派翻译家研究为主，仅有零星文章评述古代佛经翻译和其他外国文学经典翻译。1978 以后，国内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沉寂了十多年的国内传统译论研究开始复苏。从 1978 至 1987 年前后，传统译论研究在西方译论冲击之下，开始系统地总结过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
3． 1 传统译论资料汇编
70 年代的资料汇编性质的论文集有《翻译的艺术》( 梁实 秋，等 1970) 和《翻 译 史 · 翻 译 论》( 陈 鹏 翔1975) 。从 1983 年至 1990 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系统译介了 7 部西方主要翻译学着作。西方译论的大量引进，迫使很多学者反思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传统译论的整理研究也在西方译论进入中国的同时悄然兴起，并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一时期重要的传统译论资料汇编主要有罗新璋的《翻译论集》( 1984) 。该书按照时间先后收录了佛经译论至当代译论，资料全面集中，线索清晰，并收录了相关研究资料，在同类文献中最具有参考价值。除了《翻译论集》外，同期的资料汇编还有香港学者刘靖之的同名论文集《翻译论集》( 1981) ，藏文翻译家王沂暖选编了《翻译论文集》( 1983) 、中国对外出版公司选编出版了《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 1983) ，《翻译通讯》编辑部出版了两卷本《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48，1949—1983) ( 1984) 。另外，《佛教汉译之研究》( 王文颜 1984) 和《诗词翻译的艺术》( 《中国翻译》编辑部编 1987) 所辑论文也有显着的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色。
3． 2 译论史
史学研究是翻译研究的基础和支撑。一部好的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是翻译研究取得进展的关键环节。
马祖毅撰写了《中国翻译简史》( “五四”以前部分)( 1984) ，阐述了从远古至五四时期的翻译实践，包括口笔译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并有重点地介绍了三次翻译高潮。该书史料翔实、线索清晰，填补了翻译史方面的空白，是目前翻译研究的必备文献。但该书重在翻译实践，对理论的处理比较零散，没有呈现传统译论发展的清晰轨迹。同期的翻译史还有《佛典翻译史论》( 张曼涛 1978) ，《佛典汉译之研究》( 王文颜 1984) ，《佛光普照———伟大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传》( 宣建人 1986)等。
3． 2 理论研究
在文化萧条的 20 世纪 60—70 年代，传统译论的理论研究仍然有重要成果。钱钟书对“五失本三不易”的阐释，援引了塞缪尔·巴特勒( Samuel Butler) 、塞万提斯、德国诗人克里斯汀·摩根施特恩( Ch． Morgenstern) 、雨果、叔本华、伏尔泰、英国诗人斯图尔特·贝茨( EStuart Bates) 等西方近现代作家和理论家，并提到了颇具现代译学色彩的“对等或类似效果”(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 ) ( 罗新璋 1984: 28-31 ) 。
“信达雅”的研究没有完全摆脱早期的漫谈散论的随感式论述方式，研究的重点仍然在于意义阐发，但多了科学的理性分析，在认识上也有所进步。如杉杉认为“译事三难作为一个系统来看，信达雅之间便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调节的关系……信达雅为一相互联系的整体，达以尽信而未必能完全信，雅补信之所失而又受信之制约，彼此调节，相辅相成，趋于极致，便‘化’为一体”( 转引自沈苏儒 1998: 79) 。卞之琳等说过: “用通俗的话来说，‘信’是对原着内容忠实，‘达’是译文畅达，‘雅’是译文优美。这里包含了相当于内容、语言和风格三个方面”( 转引自沈苏儒 1998: 72) 。另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雅”的标准应该与时俱进。许渊冲认为:“严复生在使用文言文的时代，所以提出文要古雅; 到了使用白话文的今天，‘雅’字就不能局限于古雅的原义，而应该是指注重修辞的意思了”( 转引自沈苏儒 1998:75) 。
除了个别翻译理论的专门研究以外，论文集的序言跋语中开始总结传统译论的发展脉络，概括传统译论的整体走向。在《翻译论集》的序言中，罗新璋将传统译论置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来阅读，通过还原文本本意，从中抽绎出传统译论的发展变化的轨迹，整理归纳出传统译论内在的体系。“简而言之，中国传统译论可用一条线来归纳其发展的脉络，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罗新璋 1984: 19) 。此外，罗新璋在该文中还提出了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化的命题，并初步尝试用现代语言理论和文艺理论来阐释贾公彦对“译”的定义。“这条注疏，关于翻译的定义，足以给人不少启发。用现代文艺理论和语言理论，也许可以诠释为: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换易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并不变更所蕴含的意义，———或用近年流行的术语说，并不变更所传递的信息，以达到彼此沟通、相互了解的目的”( 罗新璋 1984:1) 。他还很有远见地深化了董秋斯 30 年前提出的“翻译学”概念，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在译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这一时期，传统译论研究在西方译论冲击之下，在论述的深度、理性的分析、研究的议题、学术视野上有所扩展，有了翻译学理论建设的初步意识。研究方法以细致的文献考证、旁征博引为特色。但研究的视角较为单一，研究的问题较为局限，仍然集中在翻译方法、翻译标准和翻译风格上，即什么是好的翻译，传统译论的发展往往被等同于翻译标准的演变。
4． 1987 年至今: 学科意识觉醒期传统译论研究的深化
1987 年 5 月全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 同年 7 月，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在青岛召开。两次会议上最引人关注的话题是，翻译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独立的翻译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等。此后一两年内，中国的翻译学理论体系已初步构建问世。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译界出现了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呼声，翻译理论研究热情空前高涨，传统译论研究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日益丰富和深化。
4． 1 资料汇编
资料建设本身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水平和深度。这一时期的资料汇编出现了翻译学人物词典和翻译学专科词典，是翻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专门的传统译论资料集在资料选取上日益深化和细化，侧重收集当代译论，对此前的资料形成了有益的补充。主要资料集包括《中国当代翻译百论》( 杜承南、文军1994) ，《译学论集》( 张柏然、许钧 1997) ，《翻译思考录》( 许钧 1998) ，《翻译的艺术》( 许渊冲 2006) ，《傅雷谈翻译》( 傅敏 2006) ，《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 朱志瑜、朱晓农 2006) ，《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 严辰松2006) 等。其次，传统译论的选材范围有明显突破。如朱志瑜教授的《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专门收录佛经译论 90 余种，比同类资料集有明显超越。《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 上册) : 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 Martha P．Y 2006) 援引了海外相关英文文献，并收录了传统哲学中的言意观以及比较文化观等，学术视野更加宽广，有利于在整个传统学术和中外交流史的宏阔背景下来观照把握传统译论的特质。再次，和此前的资料汇编相比，这本资料汇编在选材的标准、范围、翻译策略以及评注等方面具有更加自觉的科学方法论意识，开始注重采用严谨的体例进行注释与按语，显示了资料建设在方法上趋于严谨。除了这本资料集，Leo Tak-hung Chan( 陈德鸿 2004) 选译了《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理论》( 20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Modes，Issues and De-bates) ，收录了从严复到许钧，袁筱一的翻译理论。传统译论英文资料汇编的出现说明随着国人的文化身份意识日益强烈，中西译论交流改变了单向输入的状态，传统译论开始自觉地向外输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西方译论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全面系统地进入国内翻译界。和中国译论相比，西方译论严格的概念分析、清晰的理性逻辑、科学的学术规范具有明显理论优势。在西方译论的冲击之下，中国译论话语日益西化。杨自俭、刘学云主编的《翻译新论》( 1994) 包括三个部分: 各文体翻译研究，译学本体论研究，跨学科研究，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翻译学学科基本构架，代表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该文集继罗新璋选编的《翻译论集》以后，收录文献价值最高，选材及编排方式最能体现翻译学学科意识，在传统译论和当代中国译论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整个话语系统从基本术语、研究问题、理论形式、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背景等方面已经明显西化，而传统译论在该论文集中几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反映了传统译论在西方译论冲击之下日益边缘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至今。
4． 2 翻译史和译论史编撰
随着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翻译史编撰突飞猛进，不仅有通史，也有专史、断代史和专人评传。专史包括佛经翻译史、文学翻译史、科技翻译史、翻译文化史、汉籍外译史等等。专人评传以严复、傅雷和玄奘最多。
翻译史撰写已经不局限于翻译活动自身，不仅仅满足于罗列译作、介绍译家生平、翻译实践经历、翻译主张、点评贡献，而开始将翻译活动与事件与人物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从外部考察翻译的缘起、译者的动机及影响制约翻译策略及译作接受的多种因素。但真正有史有论的翻译理论史在国内仍寥寥可数。最早的是陈福康( 1992) 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修订版) ，这部书资料详实，注重理论发展线索的统一和连贯，有明确的思路并且注重评论，线索清晰，持论公允，目前是翻译研究的基本参考书。
4． 3 理论研究
传统译论的理论研究首先在数量上稳步增加，并很快脱离了对标准的讨论，研究问题日益深化和细化，研究的范围在扩大，传统译论中的主要理论专题及概念、范畴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梳理与阐述，在资料征引和义理阐发上也较前人有所进步( 孔慧怡 2001; 朱志瑜2001; 王洪涛 2005; 杨全红 2010; 傅惠生 2011) 。还出现了专人专论，如《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 沈苏儒 1998) 中辑录了百位学者关于信达雅的论述，广采各家观点，是总结式研究专着。其次，研究的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出现了对传统译论的整体性、综合性考察。如深入研究传统译论范畴的思维特征、逻辑义法、认知模式、表述方式以及其内在体系结构等，以充分认识、把握传统译论的理论形态和理论特质。比如“传统译论的美学辨”( 张柏然、张思洁 1997) ，传统译论的“中庸”之道( 周文革 2011) ，传统译论的分期分类( 蒋童1999) ，对传统译论的性质和体系做整体评价 ( 王晓农2006; 刘英凯 2002; 傅惠生 2010) 。在西方译论影响之下，传统译论研究方法日益科学严谨，考察传统译论的理论、视角也日益多样化。比较系统地探讨中国传统译论的有三部着作: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 王宏印 2003) ，《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 张思洁 2006) 和《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 吴志杰2009) 。此类研究是实现对我国传统译论体系的整体把握以及进行现代阐释的一条有效途径，对实现中国传统译论现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此类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以西释中、牵强附会、主体阐释过度、考据不足等问题。因此，随着传统译论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对传统译论研究本身的反思和回顾( 李林波 2006) 以及统译论现代阐释的方法论、目的与课题等纯理论探讨( 王宏印、刘士聪 2002; 杨自俭 2004; 张佩瑶 2008) 。
5． 结论
综观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到，传统译论资料汇编为译论史研究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理论研究反过来又促进了译论史研究的深入和资料的富集。这三大类研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构成了当代传统译论研究的基本格局。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独特的发展历程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要求我们从现代译学的普遍性出发，去关注我国传统译论的特殊性和个性，而切忌用西方译论作为普世标准，取代乃至消解传统译论在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个性和特殊性。我们期待着未来的传统译论研究会注重西方译论学和传统译论的平等对话和相互阐发。
参考文献
［1］Chan，Leo Tak-hung．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Modes，Issues and Debate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
［2］Martha P． Y． Cheung．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 Volume One) :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C］．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2006．
［3］陈福康． 中国翻译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4］方梦之． 我国早期的翻译学———简评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 1927 年版) ［J］． 上海翻译，2007( 2) : 1-3．
［5］罗新璋．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A］罗新璋． 翻译论集［C］．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1-19．
［6］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 “五四”以前部分)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7］钱钟书． 翻译术开宗明义［A］．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28-31．
［8］沈苏儒． 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