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戴文葆所评价的那样，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着名社会政治活动家、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的胡愈之，“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有相当多的成就至今尚未为人充分了解。须知五四新文化思潮涌现之前，年轻的胡愈之却是首先以翻译家的身份登上了文坛。”然而，我们现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着作或相关论述极少甚至没有提及胡愈之在翻译方面的功绩，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应该说，翻译是胡愈之的特长，他的文学创作是从翻译开始的，并通过创办 《世界知识》《译文》等杂志传播翻译理论和知识，一生都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1999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由戴文葆整理编辑而成的 《胡愈之译文集》，分为上下两卷，将其主要译作近 80 万字都收集在一起，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完整的胡愈之翻译作品集。
一
胡愈之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好学，1912 年绍兴府中学堂辍学后，曾到杭州英语预备学校学习过英文，可惜不久学校就停办了。不过，胡愈之并没有就此放弃学习外语，他不但自学英语，还找机会函授学习世界语①.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高小读书的时候，老师教授世界史，因为没有教材，就直接采用了日本的教材，于是，他也就懂得了一点日语。1928 年，胡愈之去法国留学，顺便也学习了法语。
胡愈之正是这样，利用各种条件，刻苦自学，从而掌握了好几种外语，并且他对世界语更是情有独钟，使他比同龄人接触到更多的新知识和新观念，为其从事翻译工作、以翻译家的身份登上文坛打下良好基础。
1914 年 10 月，胡愈之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对其而言这是一次命运的转折，正如他自己所说： “后来我专搞 《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这是个大型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社会、时事综合性的刊物，它需要我去熟悉和研究各方面的问题，以提高编辑水平。我还翻译和写作了不少文章，在 《东方杂志》发表，提高了自己的着译能力。”
1915 年 8 月，胡愈之在 《东方杂志》 上发表第一篇译作 《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当时他年仅 19 岁，还是一个练习生，能够在大家云集的编译所崭露头角，充分显示了其过人的才华。自此胡愈之翻译、创作两不误，至 1919 年底，胡愈之仅在 《东方杂志》上就发表了 210 多篇译文，内容涉及政治、历史、科学、文学等等，相当广泛，成为编译所的骨干。当时 《东方杂志》的主编是杜亚泉，非常热爱科学，“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知支配欲望，为最高的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的目标。”
所以，这个时期的 《东方杂志》要求以介绍国外的新思想、新科学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胡愈之的翻译，他不但翻译了大量有关国情政事的文章，还集中翻译了一批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章，比如 《空气温度表及风雨表之新制》《光之应用及其历史》《绿气除蝗法》《造化无极论》《欧战中之犬》《自动打字机之发明》《最新造船术之两大发明》《历法改革与平和会议》《电传照相术》《猿与人》等等。必须指出的是，这段时期胡愈之的翻译基本上以文言文来完成，这是当时文坛形势决定的。因为虽然从 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 《青年杂志》（ 后更名为 《新青年》） 时起，文坛上已经开始倡导使用白话文，但由商务出版的图书杂志还是采用文言文，迫于压力，在商务的胡愈之只能偷着看 《新青年》，私下里练写白话文，和茅盾一起用白话文偷偷地为 《时事新报》副刊 “学灯”、 《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等写稿。
1920 年以后，情况大为改观，商务印书馆决策层被迫对旗下所有图书杂志进行改革，改用白话文。
这使一贯积极倡导、实践白话文的胡愈之如鱼得水，在译介世界先进科学知识和技术方面更是不遗余力。1920 年 3 月，胡愈之翻译了爱因斯坦的 《相对性原理和四度空间》 （ 发表于 《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6 号） ,篇幅不长，只有5000 多字，但言简意赅、系统通俗，对于中国民众第一次正确了解爱因斯坦这一伟大学说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随后，胡愈之还在 《东方杂志》上翻译了 《应用镭锭之制造业》及《镭锭治病之功用》这两篇文章，对居里夫人发现钋和镭进行了介绍，谈到放射性物质镭、钋元素应用于工业和医疗所取得的成就。1932 年，胡愈之翻译了法国人倍松的专着 《图腾主义》，将西方的图腾理论系统地译介到中国来，向中国民众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图腾信仰知识。1936 年，胡愈之乘船由莫斯科经法国回香港，船上无事可做，便翻译了苏联作家伊林的法文版少年读物 《书的故事》。该书讲述了人类从结绳记事到利用石头、兽骨为书写载体以及后来发明纸后变成纸质书的过程，将 “书”是如何变来的历史梳理得非常清晰。胡愈之回到上海后知道这本书已有两个译本了，便没有拿出来出版。后来无意中发现这两个译本因为是根据英译本翻译过来，而英译者又对原着随意进行了增删，并且还添了一段嘲笑黑人的故事，英译者竟未加说明，这样就导致译本失真，于是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译文拿出来。这个法译本虽较好，胡愈之出于忠实于原着的缘故，还是请了张仲实根据俄文原着进行了校订后才出版。
1937 年胡愈之在上海主持救国会的对外宣传工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熟识。得知斯诺去延安采访并写了一本 Red star over China （ 如果译成中文书名就是 《红星照耀中国》） 之后，胡愈之决定应尽快将其翻译成中文，因为这本书对中国读者很重要，能够让被蒙蔽的中国民众真正了解陕北红色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于是，胡愈之从当时经常在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参加聚餐会的上海左翼文人中发掘了擅长翻译的 12 个人组成翻译团队，每人负责一章的翻译，共同承担这部书的翻译工作。胡愈之还采用预约推销的方法筹措到出版资金，考虑到如果用斯诺的原名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肯定会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因此他和译者们商量，决定改用 《西行漫记》作中译本的书名，以 “复社”的名义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西行漫记》从 1937 年12 月开始翻译到 1938 年2 月出书，前后不过 2 个月的时间，速度可谓惊人，创造了中国翻译、出版史上的奇迹。可以看出，胡愈之在翻译方面越来越趋向成熟，成绩越来越突出。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乃是追求 “民主”与 “科学”,也就是陈独秀所称谓的 “德先生”与 “赛先生”.②在 “民主”与 “科学”这两面旗帜的号召下，胡愈之除了重视对科学书籍的翻译外，当然也十分关注民主思想的传播。1920 年到 1924 年间，他先后在 《东方杂志》等报刊上，翻译了英国大哲学家、思想家罗素的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 《欲望的解剖》 《中国国民性的几个特点》，英国哲学家、和平主义者乔德的 《现代哲学的厄运》，美国大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的 《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以及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 《托尔斯泰与东方》等作品。胡愈之有意识地向中国民众介绍这些西方哲人的民主思想，正是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失望和社会现实的改革诉求的需要，从而将目光凝聚在西方 “先进”的思想文化上，寻求救国救民的 “灵丹妙药”.其中，胡愈之对于西方哲人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东方尤为关注，因为在他看来，所谓 “旁观者清”,也许西方人怎样理解中国和东方将产生更大的启发性意义，使中国人能够进一步看清自己的国民性。这也是他热衷于翻译 《中国国民性的几个特点》 《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以及 《托尔斯泰与东方》等作品的真正原因。罗素在 《中国国民性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归纳如具有 “顽固的民俗，强大的消极抵抗力，莫与伦比的民族粘着性”等优点以及 “贪婪、懦怯和缺乏同情心”等缺点，胡愈之认为概括是确当的，“看他这篇文字，感觉是何等的锐敏，观察又是何等的精密！ ”“凡是中国人似乎都应该细细的一读”.
杜威的 《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认为中国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的一切态度都和两个大哲学家即老子与孔子的人生哲学有关，而且老子的思想对于民众发生的影响应该比孔子更大，所以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是 “听其自然，知足安分” “无为而治” “宽容、和平、诙谐、嬉乐”等，并看到了中国人的 “恬静”和 “忍耐”对于世界和平与繁荣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应该说，杜威对中国人的理解也是较为正确的，含有诚恳的教导作用。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着有 《托尔斯泰传》和 《甘地传》，是托尔斯泰的忠实信徒，他在 《托尔斯泰与东方》一文中对托尔斯泰之无抵抗主义进行了赞美，并追溯托尔斯泰与中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思想联系，呼唤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的诞生，这在胡愈之看来也是富有启示意义的，指出了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流行，根源即在于托尔斯泰的影响。
胡愈之还翻译了印度大诗人、思想家泰戈尔的 《印度名人台峨尔氏在日本之演说》《创立国际大学宣言书》《诗人的宗教》 《东与西》 《海上通信》等作品。生活在印度的泰戈尔不满于当时的英国殖民统治，在系列文章中表达了渴望自由、民主、独立的爱国精神。泰戈尔也曾经来过中国，他的学说和思想在中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泰戈尔的国家及其自身的遭遇能够引起中国人的切身同感，所以胡愈之将他的思想作品译介出来，使中国民众对泰戈尔的思想和自身的处境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比如 《诗人的宗教》里，泰戈尔认为广大的世界是一个创造，但近代文化因欲望过度膨胀了带来诸多不平衡，希望人类与神合作，保存我们人类的神灵天性，使人类心灵彻底 “无限”起来，使之超越一切阶级、肤色的阻隔，为人类寻找光明的归宿处。这对当时处于蒙昧黑暗中的中国民众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三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之一，③翻译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学译介方面，不但传播了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化思想，还使中国传统文学快速步入现代化行列，正如秦弓在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体认及其效应》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和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远承古代翻译的遗绪，近续近代翻译的脉络，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迈进了一个新纪元---译者队伍不断扩大，发表阵地星罗棋布，读者群遍布社会各个阶层，翻译文体渐趋丰富，白话翻译升帐挂帅，翻译批评相当活跃，翻译质量有了长足进步。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
确实，“五四”前后的文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富有活力的翻译家，如鲁迅、沈雁冰、胡适、郭沫若、李大钊、梁实秋、刘半农、郑振铎、周作人、郁达夫、成仿吾、田汉、潘家洵、瞿秋白、黄仲苏、陈独秀、陈望道、耿济之等，他们都以实际行动从事大量的翻译实践，如陈独秀翻译 《悲惨世界》，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翻译 《域外小说集》，梁实秋翻译《沉思录》等无不体现了当时中国文坛对于西方文学的重视和引进。一直活跃在翻译战线的胡愈之，在西方文学译介与传播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 1920 年起，胡愈之大量翻译欧洲及近东国家的文学作品，题材丰富，短篇小说有 （ 俄国） 迦尔洵的 《一桩小事》（ 俄国） 普希金的 《丧事承办人》（ 德国） 苏德尔曼的 《欢乐的家庭》（ 荷兰） 布洛奎岑的 《海的坟墓》（ 保加利亚） 埃林·坡林的 《在别一世界里》（ 犹太） 佩瑞克的 《他们又用那绞桩了》（ 俄国） 契科夫的 《陆士甲尔的胡琴》（ 俄国） 托尔斯泰的 《三死》（ 保加利亚） 伐佐夫的 《失去的晚间》（ 匈牙利） 克鲁迪的 《邮局长的信》（ 法国） 莱美德尔的 《钟》（ 西班牙）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 《海上》（ 挪威） 温赛特的 《贫穷世界的第一次发现》等； 诗歌有 （ 苏联） 爱罗先珂的 《失望的心》等； 戏剧有 （ 以色列） 平斯基的 《外交》 （ 丹麦） 维德的 《秋之火》 （ 西班牙） 贝纳文特的 《怀中册里的秘密》等； 童话有 （ 英国） 王尔德的 《莺和蔷薇》 （ 苏联） 爱罗先珂的 《为跌下而造的塔》（ 丹麦） 安徒生的 《践踏在面包上的女孩子》等。另外，胡愈之还翻译了俄国作家陀罗雪维支的 《东方寓言集》以及其他杂感和小品文等等。
1921 年在日本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因参加东京五一工人游行示威活动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而来到上海，胡愈之从日本世界语者那里得知这一信息后，第一个去拜访他，他们因世界语结缘而成为莫逆之交。在胡愈之的引见下，爱罗先珂去北京还认识了鲁迅与蔡元培等人，并在北京大学讲授世界语课。1922 年 7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鲁迅编辑的 《爱罗先珂童话集》一书，里面共收录 12 篇童话，其中第一篇 《自叙传》和 《为跌下而造的塔》为胡愈之所译， 《虹之国》为汪馥泉所译，其余都是鲁迅翻译的。这部童话集非常畅销，至1929 年11 月为止，就连印了七版。1924 年1 月，胡愈之又将自己翻译的爱罗先珂的 《枯叶杂记---上海生活的寓言小品》与夏丏尊所翻译的爱罗先珂的作品 《恩宠的滥费》《幸福的船》合在一起编辑为 《枯叶杂记》一书，列入 《东方文库》第 81 种出版。胡愈之如此推崇爱罗先珂的作品，乃是因为爱罗先珂的着作反映了其一贯的思想---反抗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广义的、纯粹俄国式的，同情 “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否定一切特权制度。胡愈之还进一步指出，爱罗先珂富有童心，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道主义者，“在近代俄国艺术家中虽然不容易找出一个和他相同的，但从反抗的精神看来，他便是高尔基这一流的作家了。他所心爱的英雄虽然也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英雄一样，是被损害者，是被压迫者，但却不是病态心理者，而是有健全的勇猛的 雕的心的人们。在他的着作中，处处充满着热烈的血，处处充满着反抗和报复的精神。”
1928 年 6 月，胡愈之还将自己替各种定期刊物翻译的文章辑成 《星火》 一书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这本书前半部分收录的是几篇短篇小说，后半部分收录的则是讽刺文、寓言、杂感和小品文等，如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的 《失去的晚间》、匈牙利作家克鲁迪的 《邮局长的信》、保加利亚作家籁诺甫的 《谜的书》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 《星火》等，其中 《星火》也成为了这本书的名字。这些 “弱小民族”的作品涉及 12 种不同的文字，但胡愈之大部分是靠世界语翻译过来的。正如胡愈之在 《〈星火〉后记》中所说： “这二十篇东西，包含欧洲大陆及近东十二个民族的作品，是用十二种不同的文字写下的，大半是亏了柴门霍语的介绍，我们才得有机会领略这一些素不识面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如从本书里得到一点欣悦，那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那位 媒婆'---Esperanto （ 世界语） .”
应该说，胡愈之的译作除了少数是直接从法文、日文翻译过来之外，大部分作品都是靠英语尤其是世界语这一媒介进行翻译的，这也是他在国内力推世界语的主要原因。
二
作为五四时期翻译战线的健将，胡愈之投入心血最多的当然是文学翻译。从 《胡愈之译文集》来看，他所翻译的托尔斯泰、契诃夫、苏德尔曼、爱罗先珂、泰戈尔等人的文学作品加起来大概有 50 万字左右。与同时代的翻译家一样，胡愈之的文学翻译打上了五四时代的烙印，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胡愈之非常关注 “被侮辱被损害”的世界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出于改造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改革社会现实的诉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翻译活动表现出相当浓厚的社会功利性和政治目的性。他们睁眼看世界、传播西学和翻译国外文学并不仅仅为了 “怡情养性”或开阔眼界，而更多地在于借鉴之以达到 “改造社会”之目的。正如鲁迅在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文中叙述起他早年倾向于介绍东欧文学的原因时曾说：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 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 （ N. Gogol） 和波兰的显克微支（ H. Sienkiewitz） .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当然，鲁迅的主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林语堂在其 《今文八弊》中曾这样指责说： “其在文学，今日介绍波兰诗人，明日介绍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鲁迅则着文反驳说： “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士，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 ”大英“、花旗、法兰西和 茄门,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 已经闻名而已。”
鲁迅的翻译思想倾向代表了当时大多数进步翻译家的思想倾向，当时同在商务工作的茅盾于 1921年接编 《小说月报》后，改变了 《小说月报》的宗旨，在第 12 卷 10 期上策划了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专门介绍 “弱小民族”文学。五四翻译家们之所以这样做，是 “希望域外文学的介绍能够激扬国人的情感，引发国人的深思，所以他们翻译的作品多出自富有理想精神和叛逆精神的作家之手。如果说，他们最初选取的作品尚有求新探奇的美学趣味甚至艺术至上的唯美倾向，那么，在比较与鉴别中，他们很快就磨砺了批判的锋芒，转而把对黑暗世界的揭露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作为译笔关注的主题。他们又特别注意把一些世界上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翻译过来，使那受欺凌被奴役者的呼声在中国引起共鸣。他们的文学翻译活动带着强烈的社会功利性，他们力图借外国故事来警醒中国人心。”
确实，这个时期胡愈之的文学翻译也对 “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民族文学情有独钟，如前所述，他既翻译了俄国迦尔洵、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短篇小说，又翻译了以色列平斯基、丹麦维德、西班牙贝纳文特等人的戏剧，还有英国王尔德、苏联爱罗先珂、丹麦安徒生的童话等等，戴文葆在编辑完 《胡愈之译文集》后就说： “从本译文集的许多单篇译文可以看到，译者的选材，从南亚文明古国的印度到欧洲文明的焦点法国，中间遍及苦难深重的东欧，专制愚昧的沙皇俄国，往南至世称火药桶的巴尔干，以及颠连无告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的文学作品都在译者的关注中”.请看胡愈之翻译的 《陆士甲尔的胡琴》（ 俄国契诃夫） ,这篇小说生动地刻划了棺材匠约戈夫的形象，勤劳的他除了会做棺材之外，还会拉胡琴谋生，但怎么也摆脱不了贫困潦倒的现状，所以他的悲哀融进了胡琴声中，使得胡琴拉出的调子呜咽伤感，催人泪下； 经历了妻子悲惨死去的打击之后，已患重病的约戈夫突然明白，与其每天活着在 “损失”,还不如死去有 “利益”; 于是他在临终前将胡琴送给了他本来看不起的犹太人陆士甲尔，而陆士甲尔则将胡琴的悲哀又传承了下去。整篇小说的氛围沉闷晦暗，让人看不到希望。《海上》（ 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 这篇小说则叙述生活穷苦的渔民安托尼带着九岁的儿子小安托尼和伙伴们去深海区捕金枪鱼，结果金枪鱼捕到了，但是儿子小安托尼则掉进了大海，一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悲哀之中，凸现了当时贫困人民的生活状态---命比鱼贱。胡愈之有意识地选择这些小说来翻译，就是 “借他山之石，臻攻玉之境”,缘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忧患不已。
类似的作品还有小泉八云的 《街之歌者》、普希金 《丧事承办人》、埃林·彼林的 《在别一世界里》、佩瑞克的 《他们又用那绞桩了》、卡达耶夫的 《火》等等，不难看出，胡愈之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来翻译实际上有其重要意义： 借助于这些作品的翻译让民众了解社会黑暗，从而激发起人们的反抗精神。正如茅盾所说： “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 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沙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 ”
所以，胡愈之之所以选择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民族文学进行翻译，尤其是翻译了较多的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让中国的读者听到那 “被侮辱被损害”的悲声，看到国外也有 “血和泪的文学”,其翻译本身形成了现在与未来的隐喻，寄托着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从弱小民族变成强大民族国家的期待之情。这也好比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那么重要，又像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二是胡愈之偏重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品翻译。“现实主义”在五四时期被称为 “写实主义”,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现实主义”一词才由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而流传开去，以后 “现实主义”逐渐取代了 “写实主义”.胡愈之于 1920 年在 《东方杂志》上推出了 《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西方写实主义文艺思潮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胡愈之梳理了西方写实主义文艺思潮的源头，认为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反动，它的勃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哲学上的实证论的兴起，人心对于宗教信仰和神秘观念都抱有怀疑态度； 二是社会矛盾加剧，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常感到苦闷，于是注意力从理想回到现实。
对西方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进行深入分析之后，胡愈之以此来反观中国文艺界的情况，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 “我国的文艺界，直到如今，总不脱古典主义时代。比起西洋近代文学来，既缺少狂放的情绪，又没有写实的手段，始终被形式束缚着，没有一点振作的气象。……到了现在，思想渐渐的解放了，西洋的精神物质科学，渐渐输入进来了； 文艺进化的两种阻碍，不久便可除去； 偌大的中国，将来不愁没有创作的天才，文艺思想的前途，很有可望。但要走向新文艺的路上去，这写实主义的摆渡船，却不能不坐。因为我国旧文艺的最大病根，是太空洞，太不切人生，恰和写实主义相反背。若是不经写实文学的一个时期，我国的新文艺，不用说是不会发展，就是会得发展，也是不充实的，不精练的，不能适切现代需要的。”
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文艺界创作情况的不满意，胡愈之才想方设法鼓励并身体力行地翻译西方“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借鉴。他说： “翻译文艺，和本国文艺思潮的发展，关系最大。俄国近代的文学，可算盛极一时了，但他的起源，实是受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法国写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日本近年文艺思潮的勃兴，也是翻译西洋文学的功劳。所以翻译西洋重要的文艺作品，是现在的一件要事。二三十年来我国翻译西洋文学的成绩，是不必说起； 但从今以后，我国的一般文艺翻译家，也该觉悟了。今后最要紧的，便是翻译近*写实主义的代表着作； 因为新兴的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和我国文艺思想，隔离尚远； 惟有写实文学，可以救正从前形式文学，空想文学，非人的文学的弊病。所以像左拉、莫泊桑、斯特林堡 （ August Strindberg） 、哈代 （ Thomas Hardy）等的小说，易卜生、霍甫德曼，皮龙生等的剧本，以及俄国名家的作品，都应该拣要紧的翻译。翻译的时候，须先懂得作者的身世派别，和他的特长； 并且要用忠实细心的态度，不至于埋没原作的长处。要是这样做去，真正的写实文学，才会得输入，我国文艺思潮的前途，才有一线的光明。”
再看胡愈之翻译的小说 《一桩小事》（ 俄国迦尔洵） ,叙述的是一位青年为了所爱的女孩和国家而去打仗，不幸被炸烂了双腿，只能装上一双木腿复员回来； 当他戴着假肢迫不及待地去找自己所爱的那位女孩时，却发现她早已移情别恋，最后他还见证了她和别人的婚礼，凄凉之情弥漫于整篇小说。这篇小说表面上看是写这位青年的不幸遭遇，实际上是以他的不幸来批评当时穷兵黩武的社会现实，以小人物之惨折射大时代的悲情，因为这已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贫穷世界的第一次发见》（ 挪威温塞特） 描叙了一个非常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位有钱人家的小姑娘 “我”一次外出丢了玩偶盖达，伤心了好一阵子； 后来 “我”在贫民窟巴尔葛贝和一位贫苦人家的身患臀部结核症的小姑娘沙尔卫相识时，却意外地发现盖达已成为沙尔卫的玩偶； 这时 “我”并没有在意玩偶盖达，而是十分同情沙尔卫，可是沙尔卫的母亲却很害怕，极力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这让 “我”痛苦不已，发现贫穷的世界原来竟是这个样子。还有 《三死》（ 俄国托尔斯泰） 用妇人之死和马夫之死来探讨死亡之 “恐怖”问题，《革命党》 （ 俄国阿尔志巴绥夫） 描述所谓的 “革命党”滥杀无辜的情形等等。可以看出，胡愈之所翻译的作品都在关注人的命运和存在，尤其是不回避丑恶和黑暗，用这些现实主义作品来警醒当时中国的民众，使他们体会世界其它地方人民的遭遇，达到改造中国民众麻木灵魂的目的，从而烛照中国前行的道路。同时，也为中国的写实文艺输入新鲜血液，提供借鉴与改进之样本。
三是胡愈之忠实于原着，大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翻译是一门艺术，一般而言，很多外国习语基于自身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翻译时有点难以把握原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可以通过将原文形象转换成译文读者较为熟悉的形象，传达出原文语用目的，就能翻译出作品中的隐含意义，这种方法被称为 “意译”; 还有一种方法则需要译者忠实于原着，对原着的理解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此所谓 “直译”.关于 “意译”和“直译”何种更好，至今在翻译界还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认识。五四时期， “直译”与 “意译”也是翻译理论界争论的焦点。1929 年，鲁迅与梁实秋就直译与意译的翻译方法展开了历时八年之久的论战。鲁迅始终坚持 “宁信而不顺”的主张，因为在鲁迅看来，坚持直译乃是提升当时中国的白话文写作水平的方法，不但可以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吸收西方词汇用以丰富中国白话文的表达法，还可以引进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用以促进中国白话文的发展。
从胡愈之的翻译来看，他有意识地靠拢鲁迅的翻译主张，坚持直译方法，除了通过翻译这些外国文学作品直接吸收它的思想之外，实际上更多的是想创造性地引进西方的表达方式和词汇来弥补白话文在早期发展阶段的词汇和句式的不足，这也和他一直倡导白话文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来看他翻译的戏剧《怀中册里的秘密》（ 西班牙贝纳文特） ,里面的很多台词在今天看来都显得非常欧化，这是胡愈之坚持直译不改变原作风格的结果，如 “死是债主，永不肯饶放人的。你现在做了寡妇，你变了废人了---照你自己说---但你却还在年轻，你还能恢复你的所有罢”; “在怀中册里许没有罢……那么在心里呢？
听着，我对你讲一句极庸腐的话……男人究竟是男人，女人也究竟是女人……有什么可懊丧？ 这不是很对吗？ 对的，男女不能相互了解，就是因为这样故。不但是肉体，便是灵魂，也有性的差别的； 这是无疑的： 男人的灵魂和女人的灵魂的不同，也正像地和海的不同； 男女可以相互接吻，但是男女究竟不能合为一体。男人和女人应该相互尊重，相互饶恕怀中册里的秘密罢……”.这里有着欧化的词汇和句式，作为戏剧的台词按道理应该更口语化一点，但是因为语言的不同，胡愈之在翻译的时候尽量忠实于原文，而不是臆想着将之变成中国式的口语，所以才显得如此 “文气”.再看他翻译的 《枯叶杂记---上海生活的寓言小品》 （ 苏联爱罗先珂） ,里面有很多词和句子包括句式都是直译过来的，如 “如果一切都不过是一个夜梦，如果醒过来之后，我觉得幸福的船还是平安无事的浮在我的海洋上面，我还能依着我的志愿去行驶这幸福的船，如果真是这样呢，我也许决不变换方向罢，我仍旧照着原来的行驶方向，一点也不想更变； 我是依旧要去走那条灭沉了船的旧航路的呵”; “他静悄悄地矗立在这个都市的大街里。如今静悄悄地他注视着有数千年民族历史的青年们，起初是玩着球戏和田径赛，到后来呢，有的是弄着赌博---在那赌博中，他们把他们自身的荣誉，他们民族的荣誉连同最后的钱，一古脑儿都输在桌上了---有的却又加入了强盗们的军队里去了。”这里的句式都较为欧化，定语长而重叠，基本上保持了原来语言的格式。当然，翻译最忌不能准确表达原文的意义，尤其是原文欲表达的隐含意义，胡愈之在这方面非常注意，所以他的译文既保持了原作的面貌，又能够通情达意，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直译与意译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二者之间关系紧密，并无什么绝对的界线。一般而言，采用直译能够表达原文的意义就直译，如果难以译出原文的多种意义，尤其难以准确翻译作品的隐含意义就采用意译。只有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才能翻译出好作品来。
胡愈之的文学翻译符合五四时期的翻译目的，加入了通过翻译使 “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行列。
通过翻译，在中国读者中间广泛传播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使他们获得新知识，改变世界观，从而来挽救、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文化。正如后来施蛰存总结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时所说： “至于外国文学本体的影响，我们发现的是上文提到过的三项较明显的效益： （ 一） 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小说在社会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 二） 改变了文学语言。（ 三） 改变了小说的创作方法，引进了新品种的戏剧。
……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译本尽了它们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期的历史任务。”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胡愈之认为从长远来看，创作比翻译应该更重要： “翻译外国文学在目前自然也是一桩要事，但我们不要忘了，翻译不过是过渡期的办法，文艺运动的终极，却在于创作。没有翻译，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也许永不发生干系； 但没有创作，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也不会争得相当的位置的。文学是国民性的反映，所以一国的文学，都有一国的特点，像我们那样伟大的民族，更应该有一种独特的文学。因此我们盼望现在除一部分人专事翻译外，应该有另一部分，努力创作，给我国文学立一个跟脚才好呵。”这也是胡愈之除了翻译之外，还大量地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