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译者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意志体，译者行为在译文中得到体现。语言性与社会性是译者的重要属性，在译者行为“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译者注重“求真”，彰显其语言性，追求“务实”，彰显其社会性。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角解读杨宪益/戴乃迭、华兹生和倪豪士团队的《史记》英译行为发现: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注重“求真”，意在传播中国经典，构建国家形象，彰显译者的语言性;华兹生借译《史记》之名，行文化利用之实，追求“务实”至上，彰显译者的社会性;倪豪士翻译团队秉承求同存异、走向文化认同的原则，力主“求真”，兼顾“务实”，体现了译者语言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关键词： 《史记》; 英译; 译者行为批评;
Abstract： Translators possess subjunctive imitation and their translation behavior will be reflected in translated works. They have both linguistic and social attribut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evaluative model of continuum based on translator behavior,if the translator seeks truth,the linguistic attributive is reflected; otherwise,the social attributive is refle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the author tries to interpret the translation behavior of Yang Xian-yi,Gladys Yang,Burton Waston and William H. Nienhauser group in Shiji translation. It is discovered that Yang is intended to spread Chinese classics,builds a good national image,and focuses on“truth-seeking”and highlights the translator' s linguistic role. Burton makes full us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ully shows the translator' s social role. Nienhauser group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moving towards cultural identity. In his translation,“seeking truth”comes first and “utility-attaining”comes second,which shows the combination of translator' s linguistic attribute and social attribute.
Keyword： Shiji;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中国文化是构成世界文化的因子，中国历史典籍是中国典籍的元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媒介。作为一部史学巨着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传类文学，《史记》得到了西方汉学研究者的关注。《史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历史悠久，英译《史记》最早出现于1894年，由英国汉学家赫伯特·艾伦和法国学者雷昂·罗斯奈合作翻译。由此，《史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拉开帷幕，众多汉学家和翻译家加入到《史记》英译的行列，但他们大都是选择零星的篇章进行译介。在中国和英语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史记》译家有伯顿·华兹生、杨宪益/戴乃迭和倪豪士翻译团队。杨戴和华兹生的翻译行为发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倪豪士团队的全译工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式启动。“时代越特殊，人的行为也越特殊;政治对翻译的干扰越大，译者行为的差异和研究价值也越大”[1]282。目前学界对《史记》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译作，较少关注译者，更没有人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对《史记》译者行为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拟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对杨宪益/戴乃迭、华兹生和倪豪士等人的翻译行为进行描写研究，解读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国家译者和不同历史时期同一国家译者行为的差异性，探讨导致译者行为差异的原因，力求客观描述并阐释典籍译者行为的复杂性和合理度。
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一)译者属性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我国学者在翻译批评理论领域的一重举。译者是社会中的译者，其翻译行为一方面有语言性，另一方面又有社会性[1]2。译者有自身的意识行为，译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译者的行为踪迹。译者身上既有语言性，也有社会性。当译者行为表现为再现原文文本的意义时，译者将其表达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出来，这就体现出语言性;同时，考虑到译文在目的语语境中的接受，译者行为又表现为译者对译文进行的各种调适，此时更凸显其社会性。
如果语言性和社会性是译者行为的两个终端，那么译者永远只能在这两个终端内部活动，超越语言性或社会性就不再是翻译行为。译者属性体现在从语言性到社会性的动态变化中[1]66。为使译文满足特定读者的阅读期待，译者可能会将一些内容进行加工，尽管在翻译的学理上讲这样做并不“合法”，但这莫不是译者社会性和客观上行为社会化的反映[1]16。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是翻译的基本层，体现了译者作为语言人的行为。译者的社会性翻译行为是翻译的高级层，译者在语言人和社会人之间切换身份。在翻译的高级层，译者行为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更明显，因为此时意志体译者考虑的因素更繁杂，除了原文，还要考虑目的语社会的需求，根据需求借助译文对原文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甚至对原文进行改造，这都是译者的常见行为。因此，复杂和存在差异的译者行为可以在译文中不同侧面或角度得到体现。
(二)“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
翻译批评理论的另一内容以译文评价为研究对象，即“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求真”可以理解为译者完全或部分表达原文意义的过程，而基于“求真”之上进一步深入考虑务实性需求的翻译行为被视为“务实”行为[1]2。不论是“求真”还是“务实”都是译者的行为构成要素。译者追寻的理想状况是在“求真”的基础上实现“务实”效果，不过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译者行为受各种因素制约，且目的语社会的需求是译者首要考虑的因素，译文的可读性、流畅性和自然性成为译者关注的重点，此时译者偏向“务实”，彰显的是其社会性的一面。有时，译者选择尊重原文，将原文所处的异质文化置于头等位置，期望将独特的异质文化呈现给目的语读者，译出尽可能忠实于异质文化的译文成为译者的追求，“求真”便成为译者行为的标杆，译者的语言性得到彰显。译者对“求真”和“务实”的把握不仅受译者自身因素制约，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因此，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译者行为的“求真”度和“务实”度呈现动态的变化，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连续统一体，互不可分。
二、《史记》英译行为解读———译者行为批评视角
(一)杨宪益、戴乃迭翻译行为解读
1．宣传中国经典，构建中国形象
《史记选》(Selections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英译本由杨宪益、戴乃迭二人共同翻译，自出版以来享有较高的声誉和认可度。他们是中国第一次把《史记》介绍到英语世界的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杨戴夫妇夫唱妇随，谱写了一段翻译佳话。上世纪40年代，戴乃迭跟随杨宪益回到中国，50年代，他们收到外文出版社的邀约，着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译者的翻译行为总能折射出时代的印记，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行为也不例外。这一点从杨先生的话语中清晰可见:
在1952年的时候，刘尊棋是外文出版社的社长，在我们到达之后他表现得很欢迎，在打算详细的对外国推广中国文学，首先是《诗经》，之后列了一份目录，有100多部中国古典文学着作，我认为非常好……。《宋明平话小说》和《史记》是我觉得翻译的最优秀的两部作品。[2]
上述话语表明，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翻译行为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翻译轨迹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的翻译行为受命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由国际新闻局演变而来，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和出版是其主要工作，是国家官方的专门外宣机构，是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发起主体和组织实施机构。“在国家专门外宣机构发起并资助外文出版社的运作机制下，中国文学外译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动机，例如塑造新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对外输出中国革命的经验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等”[3]，最后达到政治宣传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20世纪50年代，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国家需要借助外宣机构向世界介绍中国，让西方世界了解新中国，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国际影响力。此时，最恰当、最柔和的途径便是通过国家外宣机构对外传播中国文化，通过文化交流提升新中国的知名度。历史典籍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帮助西方世界的读者认识中国和了解中国。《史记》的英译便在时代的需求下应运而生。
2．注重“求真”，彰显译者语言性
作为意志体译者的杨宪益和戴乃迭，他们的《史记选》翻译行为发生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树立良好中国形象的特定时期。翻译时，译者首先满足国家政治、文化和外交的需要，关注何种译文能在目的语中最大程度地保留并再现中国历史文化。国内学者对杨戴译本给予了较高评价:“杨宪益、戴乃迭《史记选》译本的一个显着特点是译笔简洁爽直，完美再现《史记》雄健刚毅的风格。”[4]对内，杨、戴二人要满足国家的外宣需要，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着，尽量将《史记》的形式、内容、风格和思想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西方读者;对外，他们肩负着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的使命，希望译文能够被西方一般读者接受，在英语世界树立良好的新中国形象。基于译者自身和时代背景，译者将“异化”当作首要策略，“归化”其次，尊重原文文化，又尽量保持译文的流畅和可读性。例如，他们的节译本保留了《史记》的纪传体体例，忠实于原文风格，同时也有对文字段落重新进行逻辑整合，甚至改变原文的段落划分，以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比如，杨宪益将《史记·李将军列传》由原来的19个段落重新调整为61个段落，可见译者对原文的行文进行了逻辑重组，目的是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基础上保证译文的可读性与叙事的流畅性。杨宪益中文功底深厚，对《史记》原文的解读准确到位，戴乃迭的母语是英语，他们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挥洒自如，译文既能精确传递原文的意义和思想，又能保证语言精致、流畅、传神。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杨戴的《史记》翻译行为注重“求真”，彰显了译者的语言人属性。
(二)华兹生之《史记》英译行为解读
1．借译《史记》之名，行文化利用之实
华兹生被认为是英语世界研究并翻译《史记》的第一人。华兹生的一生与《史记》有着不解之缘，写过的很多论文都和《史记》有直接联系。他的《史记》选译本语言流畅自然，是上述译者的三个译本中可读性最强的译本，曾一度受到美国研究者的高度赞誉，在美国甚至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形成了对抗的局面。美国建国历史短，欠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不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为了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其文化地位，美国政府欲在世界上推行以美国为主导的对外文化战略，企图把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强加于他国。同时决定攫取中国等历史文化悠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历史，为己所用。“在当时的美国，这样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形成了一种单一文化，只愿意容纳符合美国期望的外国事物”[5]126。以流畅、自然为主的“归化”策略在当时占了主导地位。“这种主流翻译政策在美国英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尤为明显”[5]126。那时候，中美关系紧张，美国意图译介中国传统文化，以此来丰富本国文化，于是提出“用民主的观点重新阐释中国的传统文化”[6]。一方面，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对美国有巨大的吸引力，在文化上是美国可以攫取和利用的对象;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如此强大的美国不愿意照搬中国的传统经典，而是要进行过滤，利用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改造成符合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模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资助了东方经典翻译工程项目，其中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就包含《史记》。所以，华兹生翻译《史记》是为美国国家文化战略服务的，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利用，而非文化认同。
2．追求“务实”至上，彰显译者社会性
译者行为具有复杂性和差异性，因为译者可以同时扮演多个角色。译者的“社会人”角色和翻译行为的社会属性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表现尤为突出。一旦译者的“社会人”得到凸显，译者就会根据相应的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调整翻译行为，例如翻译选材、翻译策略选择、读者定位等一系列复杂的翻译决策。作为意志体译者，华兹生翻译行为中“社会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在译本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主观上，华兹生有翻译《史记》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他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就已经萌发。客观上，恰逢美国对外文化战略调整，欲通过译介第三世界的文化资源提升美国的文化地位，东方经典翻译工程项目由此诞生。华兹生在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建议下成功申请了该项目中的《史记》翻译，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了整个翻译过程。在翻译选材上，华兹生主要选取了《史记》中文学性和故事性较强的部分。在篇章编排方面，完全颠覆了《史记》原有的纪传体体例和叙事方式，按照西方读者所熟知的西方小说叙事模式重新编排了《史记》的主要故事情节，让西方读者阅读《史记》时仿佛是在阅读一本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历史小说[7]。就翻译的方法而言，他不主张给译文加注释。关于选材和翻译策略，华兹生晚年曾有过论述:
对于《史记》而言，我的绝大部分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上的，我觉得我翻译的《史记》已经翻译出了很大程度的文学作用和影响。……我打算尽量利用最大的空间来压缩一部分导言和评论，并最大限度地去翻译司马迁自己说过的话。[8]
由此可见，华兹生的翻译行为是其个人意志的体现，他欣赏《史记》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胜过其史学价值。为了再现《史记》的文学特质，向英语世界的读者呈现一部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历史小说，流畅性和可读性成为华兹生关注的焦点。这样做使得阅读障碍最小化，向目的语读者靠拢的行为凸显其《史记》翻译行为的社会属性，但客观上远离了原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译者的“语言人”角色和译者的语言属性。基于“求真-务实”模式，华兹生的翻译是为了满足美国社会特定时期的文化需求，一切过程都围绕“务实”至上，把译者的社会人角色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倪豪士团队之英译《史记》行为解读
1．秉承求同存异，走向文化认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中美关系不再如五六十年代那般紧张，世界文化格局也在悄然变化，以“西方为中心”的单一文化格局逐渐向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转变。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申应尊重人类文化多样性。“任何文明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传统、地域、生存条件下的具体形态，都有内外理据，特定的价值体系。没有一种文明可以宣称比其他文明更为优越，也没有理由以主流文明自居，歧视、否定甚至取代其他文明”[9]。越来越宽松的国际环境使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有可能实现平等交流。美国改变对华文化政策，一改五六十年代“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而以一种更加包容和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狄百瑞等学者不再强调用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改造中国传统经典，而将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经典视为理解近现代中国的一个必然阶段[10]。狄百瑞态度的转变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华文化战略的改变，这在宏观上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
倪豪士是美国着名的《史记》研究专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活跃在世界汉学界。倪豪士曾多次来中国进行《史记》研究及翻译的交流。他认为华兹生的《史记》英译本堪称完美，惊艳于他翻译的功底并感叹华译本的文学特质。然而，英语世界一直不曾有《史记》全译本，更何况之前的译本都未能诠释《史记》的史学价值。因此，倪豪士萌生了全译《史记》的想法，并着重关注《史记》的史学价值和研究价值。于是，倪豪士组建了自己的翻译团队，开始《史记》全译工作，得到了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委员会、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等机构的帮助。至今，这一伟大的《史记》全译工程仍在进行。倪豪士渴望英语世界的读者能认识并研究《史记》的史学价值，而不是仅仅将其界定为文学作品。“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的尽可能可读的、前后连贯的《史记》全译本”[11]，是倪豪士翻译团队追求的目标。倪豪士的翻译行为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尊重，希望将《史记》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英语世界读者。
2．兼顾“求真”与“务实”，体现译者语言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关于《史记》的翻译定位，倪豪士曾在一篇专访中这样说:
华兹生的翻译没有脚注，没有评述，只是翻译，和我们的译本大为不同。华兹生的译本很重要，至今仍然有很多读者阅读，但他的译本对学者们来说不太有用。……于是我们提供学者们需要的英语译本。精确性、确切性首先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它是第一位的，优雅、可读是第二位的。华兹生翻译出一种流行的优秀译作，而我们的翻译目标是提供一种精确的学术性译本。一般而言，西方学者总是产出两种翻译，第一种是想要达到一般阅读人的要求的翻译不会有很详尽的注解并且十分通俗易懂，而另一种是为了学者的翻译，这种翻译对文本与上下文都给予广泛而详尽的注释。[12]
倪豪士团队将读者主要定位在专家学者型。他们译介《史记》的目的是为英语世界读者提供一种精确的学术性译本。倪豪士等人努力还原《史记》本来面貌，让西方世界的读者更加精确地了解中国历史，突出表现其史学价值。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过中外史学专家的指导，倪豪士多次到德国、法国、中国参加《史记》方面的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会。倪豪士译本最显着的特色莫过于译本里饱含丰富的副文本信息，这些副文本信息可以帮助读者更真切、更深入地融入彼时的文化语境，带他们穿越到司马迁《史记》中描写的彼时代，补充丰富的汉语历史文化知识。与华兹生不同，倪豪士翻译团队以尊重原文、尊重异域文化为己任，渴望目的语文化的读者认识并深度理解源语文化。倪豪士等人的《史记》翻译行为表明他们更注重《史记》的史学研究价值，译者的“语言性”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译者兼顾“求真”与“务实”，体现了译者“语言人”与“社会人”角色的有机统一。
三、结语
翻译行为是一项复杂的社会行为。译者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译者身份角色、译者属性、译者行为发生的宏观环境。反之，不同的译者行为折射出了译者的意志性、译者角色和译者属性。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下，若译者倾向“求真”，则彰显其语言性，若偏离“求真”、倾向“务实”，则彰显其社会性。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客观公正地解读杨宪益/戴乃迭、华兹生和倪豪士团队的英译《史记》行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杨宪益、戴乃迭意在弘扬中国传统经典，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突出了“求真”的译者行为，彰显了译者的语言性;华兹生借译《史记》之名，行文化利用之实，是一种追求“务实”为上的行为，彰显了译者的社会性;倪豪士团队秉承求同存异、走向文化认同的原则，兼顾“求真”与“务实”的行为，彰显了译者语言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他们的翻译行为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都满足了彼时代的需要，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和影响。
参考文献
[1]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 文明国．杨宪益对话集:从《离骚》开始，翻译整个中国[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70-71．
[3]汪宝荣．国家外宣机构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专题:主持人语[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
[4] 辛红娟，马孝幸，吴迪龙．杨宪益翻译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210．
[5] 李秀英．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与《史记》的两次英译[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6]刘永涛．文化与外交: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64．
[7]李小霞，鄢宏福．华兹生英译《史记》之翻译规范查究[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1):73．
[8] Burton Watson.The Shih Chi and I[J].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1995(12):202．
[9]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J]．美国研究，2000(2):49．
[10] 刘跃进．近年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掠影[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58-65．
[11] Nienhauser William H Jr,Cheng Tsai-fa.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Volume I[M].Bloomington,In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xviii．
[12]魏泓．历史的机缘与承诺:美国着名汉学家倪豪士《史记》翻译专访[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8(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