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患者对医闹行为的态度
51.64%被调查者表示“非常同意”医闹行为会恶化医患关系，36.48%患者认为医闹有助于维护患者权益，30.74%被调查者认为医闹有助于解决医患纠纷，超过50%的被调查者认为媒体相关报道对医患信任有影响，见表4.
2.4患者对认知盲区的态度
77.05%的被调查者认为收费透明化能增加对医护人员的信任，82.37%被调查者认为治疗情况、疾病预后的告知会增加其对于医护人员的信任，见表5.
3分析与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医患信任总均分为3.153±0.726分，处于中等水平，低于Bachinger等[2]的研究，与刘一等[3]的调查结果相似，这可能与本次调查对象均为二级医院有关。但与张建华等[4]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与张建华是从医方角度研究医患关系有关。此外，仁爱维度得分稍高于技术能力维度得分。这说明相对于医生的医疗技术能力，患者更加重视医生沟通能力。研究结果提示，医务人员在努力提高医疗技术能力的同时，也须加强必备的沟通能力与技巧，以缓解医患矛盾，减少医疗纠纷[5].
从表3可以看出，患者职业是影响其对医生信任程度的因素之一。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与其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之间存在某种函数关系[6].患者身处不同的职业环境，也就影响了患者对于同一个诊疗事件的看法。卫生系统工作者对医务人员信任普遍较高，与其他非医务工作者存在差距。这可能与医务工作者相对了解医疗服务行业的高风险性、不可预测性以及不可控性有关，而非医务人员患者对医学知识认识的掌握不足，对医疗技术期望过高，一旦诊疗失败，往往产生较大心理落差，容易产生医患信任纠纷[7].退休的患者医患信任得分较低，原因是老年人多患慢性疾病，这些疾病往往是无法治愈且逐步进展，在疾病的反复中患者易逐渐失去对治疗的信心及对医生的信任。因此，可以通过政府、医学伦理委员会、高校、医院等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高人们的医学素养[9].
患方认知盲区即患方不能看见或不能了解的地方，包括收费、告知及操作盲区等[9],故表5有关认知盲区的调查中主要包括收费透明化以及治疗情况、疾病预后的告知两个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分别有77.05%和82.37%的患者认为“收费透明化”、“治疗情况疾病告知”会增强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因此，应加强对患者医疗保健知识的宣传，让患者深入了解医疗服务行业的特点。完善医疗服务相关立法，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卫生管理部门应针对不同等级医院制定完善、透明的收费体系，使患者了解各项治疗、操作或手术中的并发症等认知盲区。国家应制定统一表格和健教资料，督促医院为患者提供并做好宣教，使患者在接受医护人员告知前能够了解到相关信息且得到确认[9-10].
本研究中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都认为“医闹”会恶化医患关系，相关媒体报道也会影响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医闹”的出现不仅干扰正常的诊疗程序，也侵害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使医患关系愈发紧张[11].同时，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医闹行为对于解决医患纠纷，维护患者权益有帮助。有学者提出，由于患者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维权需要花费高额的诉讼费用且案件周期较长。同时，医院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的诊疗秩序，往往以经济补偿来息事宁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的不良风气[12].因此，要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合理分配医疗资源，扩大基础医疗覆盖面，从根本上解决“医闹”现象。规范媒体报道，加强媒体有关医疗纠纷、医闹事件报道的审查，引导大众通过合法手段解决医疗纠纷[13-14].同时，应完善医疗纠纷第三方解决机制，由司法部门、卫生部门联合成立独立的第三方，负责处理医患纠纷，维护患者合法权益[15].
参考文献：
[1]EnhongDong,YingLiang,WeiLiu,etal.Constructionandvalidationofaprelimina-ryChineseversionoftheWakeForestPhysicianTrustScale[J].MedicalScienceMonitor,2014,20:1142-1150.
[2]SuseMariaBachinger,AnnemarieM.Kolk,EllenM.A.Smets.Patients'trustintheirphysician-PsychometricpropertiesoftheDutchversionoftheWakeForestPhysicianTrustScale[J].Patienteducationandcounse-ling,2009,76（1）：126-131.
[3]刘一，于鲁明。基于乡镇卫生院患方研究的医患信任现状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4,27（6）：49-51.
[4]张建华，滕文杰，汤敏，等。医方视角下医患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选择[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1）：123-125.
[5]周玲飞，宁湘敏。沟通与信任是医患和谐的桥梁[J].现代医院，2010,10（8）：114-115.
[6]皇甫明放，王雷，武江，等。医患矛盾处理中的“七个三”[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5,22（2）：59-60.
[7]宁丽红，陈晓阳，杨同卫。基于患方的医患信任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25（2）：623-625.
[8]颜婕。浅论医患信任之重建[J].医学与法学，2013,5（5）：41-43.
[9]刘建华。从患方认知盲区角度论医院的信任度[J].中国护理管理，2011,11（10）：78.
[10]沈玉梅，牛树敏，张勇，等。医患信任缺乏的原因分析与信任重建[J].中国医院管理，2013,33（8）：79-80.
[11]胡玉莲，张志英，刘珂，等。患者就医现状及医患纠纷调查分析[J].华西医学，2012,27（9）：1407-1410.
[12]于洋。面对“医闹及暴力伤医”现象的法律思考[J].哈尔滨医药，2014,34（3）：171-173.
[13]秦秋雁，李宇阳。杭州市医患双方对“医闹”现象的认知、态度及行为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4,31（6）：422-425.
[14]TianYang,HanZhang,FengShen,etal.Appealfromchinesedoctorstoendviolence[J].TheLancet,2013,382（9906）：1703-1704.
[15]金其林，刘平，董晓菊，等。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4,21（1）：7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