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语言性别歧视通常是针对女性而言，因为“语言世界图景是根据男性视角来确定的，以男人为中心，而女性的形象残缺不全”。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总是处于一种被男性审视和关照的地位，在男性居高临下的扫视中，隐含着一种主动与被动、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利关系”。受这种权利关系的影响，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逐步形成，不断发展。因此，“只要社会存在性别歧视，就必然造就语言中的性别歧视。换言之，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不是由语言符号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而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在语言中的必然反映”。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语言中都存在，俄语概莫能外，其称呼语中的性别歧视表现尤为突出。
二、俄语称呼语的基本概念
俄语中的“称呼语”( обращение) 这一术语是由 Ф． И． 布斯拉耶夫首先明确提出的，他用呼格、呼语词来解释它，并认为称呼语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语言手段”。A． A． 沙赫马托夫认为: “称呼语———这是一个词或者一个词组，符合说话人所指向的第二人称称名”。И． М． 那乌莫娃和 М． В． 费多罗娃等学者支持这一观点，她们认为: “称呼语首先与受话人的实体称名相关联，其次与代词‘ты’( 你) 相关，它是言语接受者逻辑—概念称名的载体”。其他学者从语用学视角对称呼语进行研究分析，如俄罗斯语言逻辑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 Н． Д． 阿鲁玖诺娃明确指出，称呼语作为一种言语行为( речевой акт) ，“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探究: 一是看其真值，二是看其所实施的行为动作。我们将称其为言语习性反应行为( речеповеденческий акт) ，它们参与言语交际时，总是有指向的。这是言语习性反应行为和非指向性行为的区别所在”。也就是说，当说话人“我”和受话人“你”在“此时、此地”这一交际语境中相遇时，“称呼”这一言语行为得以直接完成。
由于称呼语的指称对象是社会交际活动中的人，所以，说话人需要选择适合交际情景的称呼方式，以引起受话人的注意，并与其达成交流: 对于陌生人，可以根据眼睛所看到的对方最显著的特点来称呼他; 对于熟人，可以用双方共知的特征或关系来称呼。而此时，性别特征是必须考虑的，甚至成了选择称呼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三、俄语称呼语中的性别歧视
俄语称呼语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它本身并不具有性别歧视性。问题在于，受个人和社会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尤其是称呼女性时，人们通常会有意无意地使用某种不尊重或者不礼貌的表述方式，这种现象被视为性别歧视。实际上，称呼语中性别歧视现象并不是随处可见，而仅仅局限在某些方面，通常有以下 3 种表现形式:
( 一) 俄语代词称呼语中的性别歧视
俄语代词称呼语中的性别歧视主要体现在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上。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有第三方在场，通常不宜当面称其为 он( 他) 、она( 她) 或 они( 他们) ，这种称呼形式体现了对第三方的不尊重，含有排他性的意味，女性感受到的歧视更为明显。
俄语第三人称代词阳性形式 он( 他) 具有概括性强、使用频率高、分布范围广等诸多特点，阴性形式 она( 她) 以及复数形式 они( 他们) 都是以 он( 他) 为基础衍生而来的，如同 студенты( 大学生)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и( 大学教师) 之类称呼形式的所有复数及变格形式几乎都由阳性形式构建而来，这反映了俄语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歧视现象。因此，он( 他) 不仅仅可以指称男性，也可以用于所指人物性别不明确的指代，泛指“某人”，其中包括女性，这一称呼形式同汉语中“他”的用法大同小异。如俄语中，“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 у человека-это жизнь． Она ему дается только один раз． ． ． ”(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被赋予他只有一次……) ; 汉语中，“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从中不难看出，在俄语和汉语中，都是由“он/他”来替代泛指男女两性。
( 二) 俄语姓名称呼语中的性别歧视
袁庭栋指出: “姓名是人的称谓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称谓，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用以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识别符号。”
姓名是社会的产物，也是语言的产物。姓名使用上的差异反映了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文化认同，也体现了其社会地位。对于俄语中“名 + 父称 + 姓”这种称呼类型，性别因素也同样需要考虑。
俄语姓名称呼语中的性别歧视首先在姓氏当中有所反映。俄罗斯常见男性姓氏通常以-ов，-ев，-ин 结尾，变格形式按照阳性物主形容词短尾形式来变化。而俄罗斯女性的姓氏则以男性为参照点，通常是在自己父亲或者丈夫的姓氏后面加上-а 或-на 等，如: Еле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Булгакова( 伊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布尔加科娃) 、Алл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Кирилина( 阿拉·瓦西里耶夫娜·基利丽娜) 等。按照俄罗斯文化传统，女性在结婚之后通常需要改用夫姓，所以在俄语里有 девичья фамилия( 娘家姓氏、婚前姓氏) 等这样的表达。对于男性，除非是犯了罪为逃避责任，否则鲜有改随妻姓的。在正式场合当需要说“某某夫妇”时，通常是用丈夫的姓，比如: Супруги Медведевы ( 梅德韦杰夫夫妇) 、Высоцкийс супругой( 维索茨基夫妇) 等。方言中对女性的称呼大多使用其丈夫的名字或绰号，近年来又出现以丈夫的姓氏为基础而构成的女性称呼语，如 Супруниха ( Супрун 苏普隆) 、Гаврилючка( Гаврик 盖弗里克) ，这也体现出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
“名 + 父称”这种称呼模式彰显着俄语的文化特色，俄罗斯人的父称由父亲的名字变化而来，例如: 女性的“名 + 父称”Наталья Сергеевна( 娜塔莉娅·谢尔盖耶夫娜) 、男性的“名 + 父称”МихаилЛьвович( 米哈伊尔·里沃维奇) 等等。而只用父称的称呼模式，如 Дмитриевна( 德米特里耶夫娜) 、Лукич( 卢基奇) ，同样可以体现对方的性别特征。使用这种称呼模式，说话者是想强调跟某人的特殊关系，带有好感和爱戴的色彩。如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称女主角为 Ниловна( 尼罗夫娜) ，这不是名，而是父称。使用父称称呼对方可以体现其父亲的形象———长者、更具权威、生活阅历更加丰富，父系象征其精神始祖和血脉渊源。俄语中使用“名 + 父称”或者单独使用父称作为称呼语，从不提及母亲的姓名，突出了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地位，体现了姓名称呼语中的性别不平等。
所以说，俄语中的性别歧视既表现在姓氏中，又表现在父称中。俄罗斯人的姓名被打上了父系社会的烙印，女性是男性的附属。虽为姓，实为性( 别) 也。社会价值以男性为准则，子女跟随父姓，用父称，母亲的姓名对于子女没有重要意义。
( 三) 俄语职业称呼语中的性别歧视
俄语职业称呼语如 профессор( 教授) 、доктор( 医生) 、учитель( 中小学教师) 等等，既可以称呼男性，也可以称呼女性，如在医院里，病人经常会称呼女医生为“доктор”; 学生每天上课前都会起立，对进入教室的女老师说“Здравствуйте，учитель! ”( 老师，您好! ) 其中的“доктор”“учитель”都是阳性名词。而如果按照俄语语法规则，使用与人的生物性别相一致的阴性名词来称呼女性，会被视为一种极不礼貌的歧视行为，这是因为俄罗斯人的职业称呼受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一般要使用无标记的名词阳性形式，称呼女性时也是如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指明为“女性”时，才在相应的阳性名词后边添加后缀构成具有性别标记的阴性形式。这也是滋生性别歧视的因素之一。此类情况有两种:
( 1) 阳性和阴性名词的词义完全对等，如 учитель—учительница( 中小学教师—中小学女教师) 、лаборант—лаборантка( 研究员—女研究员) 、помощник—помощница ( 助理—女助理) 、журналист—журналистка( 记者—女记者) 、продавец—продавщица( 售货员—女售货员) 、геолог—геологиня( 地质学家—女地质学家) 等。在言语交际中，这些阴性名词的意思也会发生些许改变，往往带有贬低、戏谑的语义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女性的地位。例如，在俄罗斯，如果以阴性名词称呼中小学或大学女教师( учительница，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ница ) 、商 场 的 女 售 货 员 ( продавщица ) 、图 书 馆 女 馆 员( библиотекарша) 等，会被视为一种很不礼貌的歧视行为，引起被称呼者的强烈不满，甚至造成不必要的交际冲突。如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中国某商务代表团宴请俄方合作伙伴，宴会快结束时，有位中方翻译对站立一旁的饭店俄罗斯女服务员说: “Официантка，налейте нам чай，пожалуйста． ”( 女服务员，请给我们斟茶。) 这位女服务员听到后，气呼呼地扬长而去，久久不把茶水端上来，引起中方人士不满。俄方合作伙伴解释服务员生气的原因是，“女服务员”这一称呼伤害了她的自尊，认为中国人瞧不起她。中方代表团团长马上带着那位翻译去给女服务员道歉，一场误会才得以化解。
( 2) 阳性和阴性名词的词义不完全对等，即阴性名词除了具有与阳性名词相等的意义之外，还有一些表示婚姻状态的附加意义，如 профессор—профессорша( 教授—女教授，教授夫人) 、врач—врачиха( 医生—女医生，医生夫人) 、генерал—генеральша( 将军—女将军，将军夫人) 、секреталь—секретарша( 秘书—女秘书，秘书之妻) 等，这些阴性名词都带有蔑视的意味。一些女性主义语言学家坚决反对使用这种职业称呼语的阴性形式，认为阴性形式带有明显的人为因素，故作高姿、刻意求全，但实际上是一种修辞上的贬低，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他们看来，врачиха( 女医生，医生之妻) 的地位明显低于 врач( 医生) ，就像 профессорша( 女教授，教授之妻) 的地位低于 профессор( 教授) 一样。
因此，在日常交际中，面对这些女性时，这种阴性形式是禁止使用的，否则会招致非议。“类似的情形曾在德语区遭到大规模抗议，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相关政府就开始立法，要求在正式场合以及政府文件中对于女性使用与男性统一的职业称呼语。”
需要指出的是，在句法功能上，部分阳性名词和可以指称男女两性的共性名词十分相似，但二者互有区别，并不是一回事。按照俄语标准语法，所谓共性名词，是指以-а，-я 结尾的名词，其语法属性是不固定的，在具体的语境中表示男人时，就算阳性名词，当它们表示女人时，则算阴性名词，词典上会在每个词后边做出“( 阳及阴) ”的标注，如 умница( 聪明人) 、соня( 贪睡的人) 、плакса( 爱哭的人) 、невежа( 愚昧的人) 、сирота( 孤儿) 等。共性名词和上述语法属性很明确的阳性名词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因此，钟国华、闫家业、龙翔等国内俄语语法专家 20 多年前就曾明确指出: “不应该把 товарищ( 同志) 、профессор( 教授) 、врач( 医生) 、судья( 裁判员; 法官) 、лентяй( 懒汉) 等表人的阳性名词与共性名词混为一谈”。
另外，基于职业特点和工作性质，俄语中有些职业只有阴性名词，如 няня( 女保育员，保姆) 、медсестра( 女护士) 等。但不能使用这些阴性名词来称呼女性，尤其是禁用 медсестра( 女护士) 这一称呼形式，要用 сестра( 姐，妹) 取而代之，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用法，既表示礼貌，也表示亲切。
在称呼上述职业女性时，惯常的称呼形式为“名 + 父称”或者“девушка”( 姑娘) 、“мадам”( 女士)等。对于从事这些职业的男性，在没有相对应的称呼语的情况下，一般常见的称呼形式是“名 + 父称”、“господин”( 先生)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年轻人) 等。需要说明的是，在称呼不大熟悉或者陌生的异性时，即便对方稍微年长于自己或者已经步入中年，通常使用俄语中最为流行的“девушка”( 姑娘) 和“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年轻人) 分别称呼女性和男性，不含有任何歧视和戏谑的意味。
四、性别歧视的原因
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与其他领域的性别歧视一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可以将其简要归结为语言内的标记因素和语言外的生产力及宗教文化因素。
( 一) 语言标记因素
俄语属于屈折语，其变化形式丰富多样。俄语名词具有性、数、格的词形变化，尤其是一些表人名词，其阳性和阴性形式常常与人的生物性别相对应。但是，许多阳性名词在表示职业时，对男女都适用。由于历史上男性长期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人们习惯于把它们与男性联系起来。如果需要指称女性所从事的相同职业时，往往在阳性名词后面加上后缀，使女性职业称呼在外在形式上呈现出“标记性”的特点，人们( 特别是男性) 使用这类阴性词有时带有讽刺或戏谑意味，反映了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
从标记理论视角来看，针对男性的称呼语在语法形式上属于阳性名词，是无标记的; 而针对女性的称呼语在语法形式上属于阴性名词，通常由阳性名词派生而来，是有标记的。较之于有标记成分，无标记成分具有组合形式简单、意义概括程度高、使用频率高、分布广泛等诸多特点，涵盖了有标记成分所要表达的内容，因而处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受性别标记因素的影响，往往是显著占据文化优势的阳性名词居于上位，而处于文化劣势的阴性名词居于下位。这些语用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性别角色的不平等待遇，其中发挥作用的是人们内心深处一种“阳性在先，男性为主”的认知定势。
( 二) 生产力因素
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俄罗斯男性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优势，因此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和支配权。而女性则需要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抚育后代和处理家务，不得不局限于家庭生活。由于男性较多地从事社会活动，男性的才智和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和锻炼，而大部分女性则被“男主外，女主内”“男不入内，女不向外”等思想限定，长期局限于家庭琐事和一些基础的社会服务行业，从而限制了女性的智力发挥。这种既定思维使男性成为社会权力的主宰，而女性逐渐失去掌握权力的能力，只能在社会生活中依附于男性。由于社会的影响，甚至有些女性自己也自暴自弃，以为她们的智力或受教育程度不如男性，该受到如此对待。当这些观念反映在语言当中时，就出现了女性称呼中的附庸色彩等歧视性语言现象。
( 三) 宗教文化因素
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而《圣经》则成为东正教徒的教理经典。在《旧约圣经》中，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后来夏娃因受了魔鬼诱惑致使人类堕落，有了原罪。古希腊罗马神话对俄罗斯民族影响颇深，其中“潘多拉”“美狄亚”等许多女性神话人物都以“祸害”“毒妇”的形象出现。这些文化因素使得“女性是邪恶的”“女性是有罪的”之类观点在教徒心中根深蒂固。关于这一点，在俄语谚语和俄罗斯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如高尔基在他的《童年》中就写道“女人是有罪的，上帝被她欺骗过”。
在传统以及现代俄语文化中，человек( 人) 是和 мужчина( 男人) 联系在一起的，“молодойчеловек”只用作称呼男性，谚语里也说到“Курица не птица，баба не человек”( 母鸡不是鸟，婆娘不是人)。
再如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分手》: “С порога смотрит человек，не узнавая дома． Ее отъезд былкак побег． Везде следы разгрома． ”( 男人从门口望进去，家不再是家。她的离开就像仓皇出逃，四处一片狼藉。) 诗歌讲述的是女主人公离家出走之后，男主人公的伤感和对爱人的思念，整首诗中的“男人”( мужчина) 都用“人”( человек) 表示。在俄罗斯历史发展长河中，女性一直被看作男人的“私有财产”，被当作实现经济和政治野心的手段。“婚姻是礼品交换中最基本的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在这种关系中，女人只是建立关系的中介，等同于一件物品，而不是伙伴。”
俄罗斯民间媒人这样向女方父母提亲: “您有货，我们有买主。”女方父母如果想要拒绝，就会说: “我们家货不卖。”俄罗斯农民特别喜欢生养男孩，因为只有男性才能分给耕地，并且儿子结婚时还能给家里带回来劳力;女儿正相反，出嫁时还要带走嫁妆。除了宗教和文化上对女性的歧视和贬损，男性还不断在制度上强化自己的地位。1836 年俄国法律条文规定: “妇女必须服从丈夫的权威。在生活中，妻子要关爱、尊重和屈从丈夫。因为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应给予丈夫快乐和关爱。”
上述情况表明，社会制约语言又在语言中得到反映。俄语称呼语中反映出来的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的性别歧视现象，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一种优劣亲疏取向。
五、结束语
称呼语既是语言现象又是文化现象，其中所包含的性别歧视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意识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语言表征的不断革新，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正逐渐减少。由于认知能力和学术视野所限，我们仅仅分析了俄语代词称呼语、姓名称呼语及职业称呼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疏漏或不妥之处，敬请学界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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