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信用评级方法的比较
历经200多年的发展，美国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已经由传统的专家判断方法演变到目前的风险度量模型的量化方法，大幅度降低了潜在的信用风险。首先，美国商业银行将企业的财务报表分析作为信用评级的核心部分[5],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以及现金流量，银行的信贷职员都具备深厚的会计知识，能够从财务报表使用者的角度分析企业的偿债能力；再者，美国商业银行目前广泛应用风险度量模型对信用风险进行量化分析，常用的模型如下[6]:
（1）KMV模型
KMV模型是KMV公司根据默顿的现代期权定价理论提出的以预期违约概率为核心的信用风险测量模型，其通过债务人的股票价格波动计算预期违约概率，再通过预期违约概率计算银行因为债务人违约而带来的损失。
KMV模型运用的原理是：将银行的贷款行为看作是银行向债务人卖出一个看跌期权，当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超过企业的负债价值时，企业便会选择偿还贷款，反之，企业将会行使期权权利，选择违约。该模型更适用于对企业信用风险价值的评估；（2）Logit模型Logit模型主要用于测量企业的违约风险，其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 上；（3）Credit Metrics模 型。CreditMetrics模型是J.P.Morgan公司于1997年推出的信用度量模型。通过构建信用等级矩阵，并利用贷款和债券违约的回收率、风险利差、收益率等相关数据，计算在不同信用等级下未来时期的贷款的价值，从而得到贷款价值分布的特征，最后计算出信用风险的数值，适用于对企业信用风险价值的评估；（4）Credit Risk+模型CreditRisk+模型是瑞士银行推出的信用风险附加模型。该模型只考虑债务人是否会违约，并假设债务人违约概率服从泊松分布，而与公司的资本结构无关，适用于对零散客户的评级。
相对来讲，中国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体系则比较原始，常用的信用风险评价方法主要有专家评级方法和判断分析法。专家评价方法是最为传统的信用评级方法，其原理是将借款人的信用划分为若干个考核目标，银行职员通过综合考核各个目标来判断借款人的资信情况，常见的有“5C”评价方法、“5P”评价方法和“5W”评价方法（具体见表1）。由于专家分析方法的主观因素难以避免，所以专家分析法的结果可信度较低。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我国开始改用风险预测分析方法，常 见 的 就 是 判 断 分 析 法。 判 断 分 析 法 由Altman于1968年首次提出，主要应用于财务分析、公司破产及信用风险的分析，并建立了如下着名的线性判别分析模型[7]:
其中，X1-流动资金/总资产，X2-留存收益/总资产，X3-息税的收益/总资产，X4-股权市值/总负债账面值，X5-销售收入/总资产。临界值为2.675,如果Z小于临界值，借款人被划入违约组，信用级别较低；反之则被划入正常组，信用级别较高。由此可见，我国的信用风险测量方法还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与美国现金的数量模型分析方法存在着很大差距[8].
（三）风险防范措施的比较
美国的商业银行将信用风险的提前预防作为信用风险管理系统的核心部分，在贷款相关业务的各个主要环节均采取了一系列的风险防范措施，处于主动地位：客户提出贷款申请后，商业银行会利用专业的信用评级方法评价贷款人的资信能力，决定是否向贷款人发放贷款；发放贷款后，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会积极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之中，并且为借款企业分析时下市场竞争形势，为其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当借款企业遇到财务困境时，商业银行会协助借款企业搞好经营，帮助其渡过难关，实现共赢。
中国的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防范措施显得过于教条主义，面对信用风险产生的损失则显得比较被动[9]:在信用评级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存在企业歧视，相比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是贷款需求的主力军，而商业银行却由于企业规模尚小不愿意或只提供小额度权限给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使得我国呈现“大型企业贷款易，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的局面；发放贷款前，过度强调形式化，过分强调贷款抵押手续；而当借款企业发生财务困难时，商业银行不会选择与企业风险共担，只会选择破产清收，对企业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新巴塞尔协议下中美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比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巴塞尔协议Ⅱ》存在的弊端，也促进了《巴塞尔协议Ⅲ》（以下简称巴Ⅲ）的制定和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在银行资本构成、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以及流动性指标等方面都大幅度提升了监管要求。
但是由于国际方案有很多政治妥协的结果，所以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方案，它是一个国际的最低标准，并不是最优的标准。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订符合自己国情的一套银行监管方案。相对于《巴塞尔协议Ⅱ》而言，新协议要求全球各商业银行5年内必须将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限从现行要求的4%上调至6%;同时，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则提高到7%,其中要求截至2019年1月1日，全球各商业银行必须将资本留存缓冲提高到2.5%.另外，协议维持目前资本充足率8%不变，但是对资本充足率加资本缓冲要求在2019年以前从现在的8%逐步升至10.5%.新的监管要求引发了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调整和1度的影响。
对我国而言，虽然新的巴塞尔协议提高了对商业银行资本质量的要求，在新规颁布初期，中国主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均已超过巴塞尔协议Ⅲ所规定的下限。可以说，中国走在了巴Ⅲ之前，总体来看，国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对国内银行的短期影响有限，但长期影响值得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可以放松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自2009年初我国成为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在对国际银行监管改革标准的实施方面的自由度、空间就相应地缩小。关于新协议在我国的实施，银监会等监管机构有一些基本考量，并根据我国在推进国际金融改革，国际的改革方案要与国情相结合的原则，经过认真考虑于2011年5月3日颁布《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国巴塞尔协议的建立，即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Ⅲ（简称中巴Ⅲ），也标志着我国开始正式实施《巴塞尔协议》，表2将我国的巴塞尔协议和国际协议的相关要求进行了对比。
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实施巴塞尔的改革方案，从一个总体特点来讲，我国的标准比国际的巴Ⅲ的最低标准要高，同时时间也比国际的时间要短。此外，我国也按照国际方案引进了杠杆率的监 管 指 标。在 国 际 上 来 讲 杠 杆 率 的 标 准 是3%,我国的标准是4%.同时，借鉴国际的流动性改革方案，我国也引入了国际上要求对于短期流动性和长期流动性衡量的两个指标。同时还结合中国自己以前的经验，保留了存贷的流动性监管指标。针对中国的国情，在拨备方面，早于国际改革，设立了拨备的一些相关指标，并就相关指标跟银行业进行了沟通，也进行了正式的发布。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信贷增长的支持，为达到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银行将面临补充资本金的压力。
另一方面，新巴塞尔协议能否落实的关键在于美国，但随后数据就表明美国主要商业银行基本都已经达到巴塞尔新规的要求。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改革是比较温和的，新资本协议是分阶段执行，过渡期相对宽松，银行有8年的时间来重组资本金，银行业有足够的时间补充资本，因此也未对美国的商业银行造成重大的冲击。
五、结论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系统的建设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信用风险管理尚处于不完善阶段。虽然我国采取的一系列相关措施使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得到了一定水平的提高，但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新的巴塞尔协议针对每种风险都提供了多种计量方法，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因此，解决信用风险管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金融领域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完善金融法制的建设
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是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础，我国必须要重视金融法制建设，弥补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缺失[10].首先，我国要加强立法，规范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的金融行为，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其次，我国要通过立法完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再者，通过立法，我国要加强金融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严格提高信息的市场透明度，以拓宽融资渠道、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最后，通过推出相关的金融监督管理法律，构建我国金融市场的动态监管体系，督促监管机构履行监管义务，并维护监管机构的权利。
（二）提高信息的市场透明度
巴塞尔协议的相关要求表明，健全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构建“适当信息在银行内部以及外部的自由流动”的机制。所以，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业信息披露准则，要求银行对其资产质量、信贷情况、盈利状况等信息进行完整、详细、准确、及时的披露，以使商业银行的利益相关者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信息，维护其合法权益[11].
（三）完善银行信用评级体系
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建设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体系过于客观化、传统化，所以我们要借鉴美国商业银行的经验，完善我国行业银行的信用评级系统。首先，构建借款人的征信系统，将借款人所有的历史信用记录和信用评分均记录到征信系统，作为对借款人信用评级的一部分进行考核；其次，构建度量信用风险的数量模型，量化分析和判断借款人的信用等级[12];最后，对于征信质量比较高的中小型企业，要积极给予其贷款机会，实现双赢。
[参 考 文 献]
[1]罗俊。中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比较及启示[J].金融经济，2010（10）：50-51.
[2]王海燕。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分析[J].经济师，2010（9）：203-204.
[3]应展宇。中美金融市场结构比较：基于功能和演进的多维考察[J].国际金融研究，2010（9）：87-96.
[4]胡国辉，蔡怡。中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比较研究[J].当代经济，2006（9）：122-123.
[5]丁晖。中美商业银行贷款管理的差别及其影响[J].上海金融，2006（1）：67-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