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类似联想”,或称“相似联想”,是指“由一种事物的经验联想到另一种在性质上和它相似的事物”的联想类型[9]2171.它是“由于当前感知到的事物与记忆中的事物在性质上或形态上有共同性、相似性，在大脑中形成了特定的联系，因而通过类比、类推，引起加快、联想”[10]180.例如，我们读了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当人们说到张飞时，就会想起关羽、赵云、马超、黄忠，因为这五人乃是同一类人，皆为刘备手下的勇猛，号为“五虎将”.又如我们说到秦始皇，就会自然想到汉武帝。中国人谈到历史时，之所以秦皇汉武并举，这也是“类似联想”的结果。因为秦始皇、汉武帝都是中国历史上以武力臣服天下的强势帝王，都有开疆拓土的功绩。
所谓“对比联想”,是指“事物之间在性质、形态上的相异、相反所唤起的联想”[10]180.它是“由于在经验中和观念上把握了以往经验过的事物和当前感知事物的差异性、对立性而产生的联想。它有两种形式。一是反映事物性质、形态相对立、相背反关系的联想，我们把它称做反向对比联想.人们见丑思美，见假思真，遇恶怀善就是这种联想。另一种我们把它称做正向对比联想,是事物之间在性质、形态上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所唤起的联想，反映了事物审美特性之间或主体审美感受之间数量、程度的差异，体现了美与更美之间或丑与更丑之间的对比。……事物的大与更大，高与更高等等，都可以引起这种联想。”[10]180例如，我们学了世界地理后，从电视上看到非洲的雨季洪水泛滥的情景时，就会自然联想到它旱季时草木枯焦的情景。这就是“对比联想”,属于“反向对比”.又如唐人白居易《长恨歌》中有诗句曰：“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以“六宫粉黛”代指唐玄宗宫中美女，但是这些美女相比于“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则顿时失色。这是说六宫粉黛虽美，但杨贵妃更美，这也是“对比联想”,属于“正向对比”.“列锦”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之所以会在先秦时代的诗歌创作中就产生了，从心理学上看，是与联想的心理机制分不开的。上面我们说过，联想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可以分为“简单联想”与“复杂联想”两大类。其中，“简单联想”又分为“接近联想”“类似联想”和“对比联想”等三小类。“列锦”修辞文本的建构，从本质上说属于“简单联想”.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列锦”修辞文本的建构虽然与“类似联想”和“对比联想”都不无关系，但整体上与“接近联想”关系最为密切。也就是说，“列锦”修辞文本的建构是基于“接近联想”的心理机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列锦”修辞文本一般多由一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铺排配列而成，而这些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所表示的事物或事象，都是在时空上相互接近、相互毗邻的。
表达者在谴词造句时，由于当前刺激物触动了记忆中与其空间或时间上相互毗邻、相互接近的相关事物或事象，于是“便在经验上将之联结起来，由一种事物联想到其他与之相邻近的事物。这样，便有了堆叠一组表示在时空上相互毗邻、接近的事物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而成的列锦修辞文本。”[8]43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列锦”作为一种辞格，之所以自古及今一直沿用并在结构形式上不断发展，是与其有坚实的心理基础密不可分的。
3 美学基础
除了上述语言基础与心理基础外，“列锦”作为汉语中一种有着悠久发展历史的修辞现象，还有其存在的美学基础，这就是“列锦”通过名词或名词短语的铺排配列，以跳跃式的画面呈现使语言表达充满张力，从而为接受者的“二度创作”留足空间，以此极大地提升文本的审美价值。
前文我们说过，以“列锦”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一般多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性短语铺排配列而成句。这样的构句方式，由于完全突破了汉语常规的句法结构模式，铺排配列的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间既无动词辖制，也无任何连词绾合，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间的语法与逻辑联系都没有得到清晰地标示，修辞文本实际要呈现的语义内涵也就显得模糊不清。从语言表达的交际功能看，表义清晰度不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但是，从语言表达的审美功能看，表义适度的模糊，则又有其特有的价值[11].因为它可以增加语言表达的张力，使表达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在意涵上更显丰富，在形象上更显直观，在思想上更显深邃。前文我们曾经指出过，“列锦”修辞手法的运用，最早是出现于诗歌中，后来扩展延伸到赋、词、曲、散文乃至小说中。但是，无论是从历时的角度看，还是从共时的角度看，“列锦”手法的运用基本上都是出现于文学作品中，很少出于口语交际中。由此，我们便可看出“列锦”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真正的价值并不在语言表达的交际功能上，而是着重于语言表达的审美追求上。事实上，情况也恰恰如此。以“列锦”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由于纯粹以名词或名词性短语铺排配列成句，各个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间的语法或逻辑联系标识被隐去，因此表义的清晰度就受到了很大影响，给接受者的文本解读增加了难度。但是，也恰恰是因为如此，接受者解读文本的积极性才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自由想象或联想的空间得以充分拓展，从而在文本解读接受中获得更多的审美情趣与解读成功的快慰。
值得指出的是，从滥觞肇始到逐步发展演进，贯穿“列锦”辞格发展的整个历程，“列锦”始终是与诗歌（包括诗的变体形式词、曲等）这一文体分不开。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过。我们都知道，与散文、小说等文体不同，诗歌在篇幅和字句规模上有严格的限制。“这就要求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要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功力，在有限的篇幅内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语言的张力最大化。既要突破旧有的语言表达惯例的束缚而努力创意造言，使诗歌语言新颖灵动；又要遵守语法规约，使读者能够理解欣赏。同时，更要让读者在阅读欣赏中发挥积极性，即进行二度创造,从而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2]159 -160因为“创作与欣赏是两个相互联结的过程，创作给欣赏提供了对象、文本，对作品即文本的欣赏受制于创作，并是创作的最后完成。如果说，创作是从生活到作家再到作品，欣赏则是从作品到读者再到生活。通过欣赏，使作品通过人与生活对话，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以生活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艺术的循环圈”[12]207.前文我们也曾说过，“列锦”是以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的连续铺排来构句，“突破了汉语语法常规的结构模式，荡开了逻辑或语法上的种种规约，只以一个个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并置呈现。这一个个的名词或名词性的短语所表现的内容就像一个个电影分镜头，画面感非常感，但各分镜头画面之间的逻辑联系则未被限定。这样，由这些名词铺排而成的句子，在语义表达上就显得相当模糊，语义指向不够明确清晰。但是，正是因为文本语义具有这种模糊性与多义性，遂给接受者（读者）留足了联想与想象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对文本所写对象的独特感知进行二度创造,从而在阅读欣赏中使文本的审美价值得以增量。”[2]160就诗歌中的“列锦”而言，这方面的表现则更为突出。“从诗的角度讲，多义性首先产生于作品本身之语法结构的模糊和语义上的模糊，这种模糊最终又会导致一种模糊体验。这是审美经验中与意义有关的一种最典型的体验。”[13]259不过，这种体验上的模糊“并非是指胡里胡涂、茫然无知或一团漆黑。而是在极为丰富多样的意义面前的一种目不暇接状态，进一步说，是由这种目不暇接造成的一种醉态.在特定审美对象的刺激下，种种不同的含义，会通过内在心理（或注意力）的转换，不断投射向我们心灵的接收机制，它们一旦到达心灵的光屏，便会发生一种更为有趣的事情：它们在视、听、触觉等感知阶段上的差别消失了，各种意义之意相互共鸣和生发、相互抵消和补充，合成一种更为宽广、深沉和博大的体验，正如红、黄、蓝各种单色一旦进入电影、电视屏幕，就会造成五光十色、丰富灿烂的视觉一样。”
我们读唐人温庭筠《商山早行》诗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二句，读元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曲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三句，之所以会有别样的情感体验，完全不同于读其他句子，觉得读这些句子就像是在观赏一幅幅画，不仅意境清幽深远，而且别有一种味之不尽的独特韵致。其实，究其原因，本源还在于这些句子突破了汉语语法的常规结构模式，采用了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连续铺排的形式构句，从而造就了语法结构与语义上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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