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观察我国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从“行为表现”和“行为后果认知”两个维度分析大学生群体的手机使用情况，进而分析大学生手机使用过程中的认知协调程度。方法：利用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分析法，对我国27个省份的1277名大学生手机使用的认知协调情况进行深入调研，根据“知行和谐关系式”量化验证12种手机使用行为的认知悖离度。结果：12种手机使用行为中的9种认知悖离度较高，存在“知行不一”现象。其中，“使用手机时间过长”、“使用手机出现睡眠问题”和“使用手机导致视力下降”三项行为属于“高行为表现”且是“高危害认知”。补充修改为：结果：12种手机使用行为中的9种认知悖离度较高，存在“知行不一”现象。其中，“使用手机时间过长”、“使用手机出现睡眠问题”和“使用手机导致视力下降”三项行为属于“高行为表现”且是“高危害认知，认知悖离度分别高达3.127、2.724、2.057。结论：当认知失调时，大学生群体不但验证了认知心理学中的三种调适路径，还”创造“出第四种调适策略。
关键词：大学生;手机使用;认知失调;IPA模型;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公共管理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与实践案例研究“（项目编号：19FGLB063);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mobile phone us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my country, analyze the mobile phone use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behavioral performance“ 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 cognition“, and then analyze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coordi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use. Methods: Using the IPA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analysis method,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on the cognitive coordination of mobile phone use among 1277 college students in 27 provinces in my country. Contradictory degree. Results:Nine of the two mobile phone use behaviors have high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knowledge and action“. Among them, the three behaviors of ”using mobile phones for too long“, ”sleeping problems when using mobile phones“ and ”eyesight decline when using mobile phones“ belong to ”high behavior performance“ and are ”high harm cognition“, with cognitive deviation as high as 3.127, 2.724 and 2.05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When cognitive dissonance occurs, college students not only verify the three adjustment path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but also ”create“ the fourth adjustment strategy.
Keyword：college students; Use mobile phone; Cognitive dissonance; IPA model;
前言
2021年8月2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0.11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10.07亿，99.6%的人使用手机上网。在职业结构上，网民最大的构成群体是学生，学生群体占网民群体的 21%，占比最多，对于大学生而言，过度使用手机存在着降低身体素质、浪费时间、注意力下降等消极影响。近年，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传播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研究者们逐渐关注大学生的社交媒体行为和手机使用问题。本研究尝试从行为表现和行为后果认知两个维度来分析大学生群体的手机使用情况，研究行为表现与行为认知后果是否存在失调问题。若产生失调，则进一步探讨其失调程度与大学生面对失调的策略选择。通过调查问卷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将较为完整地勾勒出”数字原生代“大学生手机使用的”心智行为模式图“。
1 研究现状
近十年互联网的普及与智能手机的兴起对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过对知网、万方、Emerald等数据库2009年以来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发现现有文献对于大学生社交媒体和手机使用的研究大体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对大学生社交媒体和手机使用状况、新媒体下生活学习方式、人际交往方式等变化的研究。楼锡锦以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为样本，对大学生的手机使用状况进行了分析[1]，相关研究亦表明手机的使用对当代大学生群体的工作/学习方式、娱乐休闲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信息查找方式、媒体偏好等方面会产生显着影响[2]。其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在手机使用背景下，大学生人际交往方面的新特点、信息传播结构的变化[3]，以及学习方式的变化[4]。
其次是对大学生网络成瘾、手机依赖及成瘾、微信成瘾等行为的研究。作为一种有依赖性和戒断困难性的技术成瘾现象，手机依赖是学业拖延产生的重要诱发因素[5]。盛忠光系统地研究了手机依赖性对大学生学习的影响机理，并认为手机的使用通过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安慰、心境变化等四个方面影响大学生的行为选择。[6]”网络成瘾“、”手机成瘾“、”社交媒体成瘾“等本质上是新媒体时代的伴生产物。[7]按照Andreassen的研究，个体过度关注社交媒体，登录和使用媒体的动机强烈，将影响到自身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人际交往和身心健康。[8]
最后是对新媒介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责任意识的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应通过加强手机平台运用、借助微博等社交平台等方法提升大学生德育水平。[9]考虑到新媒体对于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和塑造的重大影响，王典指出应该对新媒体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理。[10]相关研究还发现，在责任意识方面，自控能力较低的个体往往倾向于选择”及时行乐“而对具有”延迟满足“特性的学业任务产生拖延行为。[11]
研究显示，近年大学生群体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每日大于等于5小时的人数占比高达70%，大学生群体过度使用手机易导致视力下降、脊椎病、睡眠不良、焦虑、抑郁、社会能力下降等问题，[12]现有研究为分析手机的使用动机、改进大学生的学习和思政教育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较少有研究基于宏观背景，从习惯视角来分析大学生群体使用手机对心理健康尤其是认知能力方面的影响。此外，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受认知所驱动，要想改变个体的行为，首先需要改变其认知。因此，从认知方面分析和解构大学生的手机使用行为或将揭示出大学生使用手机的心智模式。
认知心理学将认知过程看成一个信息加工过程。态度被定义为一种积极的或者消极的朝向某个观点、个体、物体或情景反应的趋势。最初根据认知协调论，社会心理学家们认为人们的态度决定人们的行为，了解人们的态度就可以预测他们的行为。但其后的几十年间不断有研究表明人们所说与所做的经常矛盾。
1957年，Festinger提出着名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理论。认为当人们做的事与他们看待这件事情的态度、观点、意识不一致时，将产生情绪上的不适感，以及负面生理唤醒。因此，认知失调中的个体就会通过一些改变来减轻或是消除不安感[13]。
通过先设计相关问题了解大学生群体手机使用行为，再了解对这些行为影响程度的认知，将其对比分析则可验证该样本是否做到了认知协调。笔者认为，”认知协调“的标准是知行合一，例如，若大学生群体认为一项行为不会造成负面后果，那么多做这类行为则是意识与行动相符合，处于认知协调状态，此时若真实情况是该项行为会造成严重负面后果，而认知协调确实是大学生使用手机的基准模式，那么教育工作者就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来改变大学生对该行为的认识，进而减少这类行为发生。
然而现实中大部分情况是大学生群体对某类行为的危害认识较为明确，但仍然高频率地实行该类行为，这类意识与行为不一致的现象称为认知不协调。宣传教育方法在该类行为中很难发挥作用。鉴于此，笔者将以认知理论为基础，通过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表现程度“和”危害认知程度“两个维度，建构”重要性—表现度“的IPA分析模型（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对大学生手机使用的认知协调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
2 研究设计
2.1研究问题
基于对相关文献和认知协调理论的整理分析，提出三个具体研究问题：Q1. 大学生手机使用中是否存在认知不协调？Q2. 若存在认知不协调，哪些方面失衡程度更高？Q3. 当发生认知冲突时，大学生群体会采取哪些方法进行调适？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线上与线下结合的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化访谈法三类研究方法。
首先与周围大学生共同学习、参与式观察日常过程中对大学生群体使用手机情况。根据观察结果和文献资料设计问卷调查的问题，经专家对内容效度进行评价后，开展线下的预调查。
问卷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如性别、学历、生源地、接触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的时间等；第二部分测量大学生对12种手机使用行为表现的程度，采用Likert五级量表，除少部分可以量化的题目以外，多数题目的候选项基本以”没有“、”不多“、”一般“、”多“、”很多“的递增态势呈现；第三部分测量大学生对12种手机使用行为引致后果的严重程度认知，也采用Likert五级量表，从”根本不严重“、”比较不严重“、”一般“、”较严重“、”特别严重“依次递增。
为检验问卷信度，采用了重测信度法，线下调查在30天的间隔时间里测试两轮。经过重测信度分析，行为表现程度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932，行为影响程度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908，信度相关系数较高，表示前后测量一致性较高，稳定性好。因此两个量表都具有较高信度，适合其后的IPA分析（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研究者于2021年5月6日-5月11日利用腾讯问卷进行了线上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277份，覆盖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校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采用SPSS17.0对问卷所获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据此展开IPA模型研究并判断大学生使用手机的认知冲突情况。
最后，研究者对26名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他们在认知失调时的应对办法。
2.3 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改进的IPA分析
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分析法，即”重要性—表现度“分析法，由Martilla和James在1977年提出，本意是运用顾客对商品（或服务）各属性的重视程度和对各属性绩效表现程度的评价来测量顾客满意度。通常重要性设为横轴，绩效表现设为纵轴，再分别以顾客对商品（或服务）各个属性重要性、绩效表现评价之总平均值作为横轴和纵轴的分割点，将整个坐标空间分为四个象限。通过比较各个属性落在哪个象限就能够推断出个体对该属性的满意程度。IPA分析法最大的优势在于简洁而直观地分类显示两个维度下的四种状况。
本研究的主题是大学生群体的12种手机使用行为表现和与12种行为相对应的行为后果的主观评价之间是否存在认知一致的关系，运用IPA这种四象限图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12对行为的认知协调程度。在本研究中改进后的IPA分析法中，横轴指是大学生对行为后果的认知评价强弱；纵轴指的是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表现程度的高低。利用12种行为类型均值的总平均值分割坐标空间后，将得到四个区域。若是”高危害认知“搭配”低行为表现“的区域，则界定为认知协调状态；若是”低危害认知“搭配”高行为表现“，显然也是认知协调状态；但若是”高危害认知“搭配”高行为表现“则违背了认知协调理论中的”知行合一“，是认知不协调状态；同样”低危害认识+低行为表现“也是不协调状态，但该区域因为行为频次较低，也可视为是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中被相对漠视的部分。显然，在本研究中，将重点分析认知严重不协调部分，即”高危害认知+高行为表现“区域。
3 结果分析
3.1 样本总体特征描述
在对来自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之后，可以得到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布（表1）。在1277份有效问卷中，女性935人，男性342人，其中女性所占比重很大，为73.2%，男性占26.8%。这一现象的发生的可能原因是：在多数综合类大学，女生所占比例高于男生。
从被调查者目前的学历结构来看，本科一二年级的学生为44.7%，本科三四年级的学生为32.5%，全日制硕士为12.1%，非全日制硕士为9.7%，博士研究生为0.9%；从生源地来看，农村学生为50%，城镇学生为22.9%，城市学生为27.1%，因此城乡各占一半；从学生个人每月的花费来看，低于600元的占2.2%，600-1199元的占21.4%，1200-2999元的占63.9%，3000元及以上的占12.9%；从接触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如微信、QQ、微博、抖音）的时间来看，61.3%的人超过6年，低于1年的仅有0.8%。
3.2 手机使用行为表现程度和行为影响程度的均值与排序
在手机使用行为表现程度方面，12种手机使用行为的均值介于1.673~4.348之间（参见表2），除”干扰课堂学习“、”发生安全事故“和”产生焦虑情绪“三项行为均值较低以外，其余九项的均值都超过了3，说明这九项行为表现较为频繁。特别是B1项”使用手机的时长“，均值达到了4.348。行为表现均值最低的是B7项”使用手机发生安全事件“，仅为1.673。
在手机使用行为后果影响认知方面，12种行为的均值都超过了”3“，介于3.294~4.142之间，表明大学生对这12项行为的影响严重性都有比较高的评价。特别是B7（发生安全事件）和B12（导致视力下降），分别达到了4.142和4.049。
表1 调查样本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
表2 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表现程度和行为影响程度分析
3.3 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的IPA分析
经过计算，12个手机使用行为表现均值的总平均值是3.09；12个手机使用行为后果影响认知均值的总平均值是3.71。因此，在以”行为后果影响认知（Importance）“为横轴和以”行为表现程度（Performance）“为纵轴的坐标图中，可以将横轴上3.71和纵轴上3.09的位置作为分割线，把坐标图分成四个区域，形成大学生手机使用的”重要性—表现程度“IPA四象限图，如图1。
图1 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的IPA矩阵分析
第一象限（I）代表”高行为表现+高危害认知“的区域，包括B1、B10和B12。说明对这三个行为的影响严重性评价高于整体题目的平均危害度认知，同时也高于整体题目的平均行为表现分值。表现出明显的认知失调。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在”使用手机时长“、” 使用手机出现睡眠问题“和”使用手机导致视力下降“这三项行为上，为何受访大学生既认为这类行为后果非常严重，但却高频次地进行着该类行为，下文将展开具体分析验证。
第二象限（II）代表”高行为表现+低危害认知“区域，包括B4和B6两项行为。这一位置说明大学生群体对”使用手机获取碎片化知识“和”使用手机导致人际交往能力退化“行为的影响严重性评价低于整体题目的平均危害度认知；在行为表现上高于整体题目的平均值。这一区域也是认知协调领域。需要特别说明B9，它介于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之间，即大学生群体对于”使用手机导致体能下降“的判断中，有些人认为下降明显，有些人认为下降并不明显。可能是由于”体能下降“概念较为宽泛，学生们有不同的理解。但B9应该是一个不重要的认知失调行为。
第三象限（III）代表”低行为表现+低危害认知“区域，包括B8、B11、B2三个行为。说明大学生群体对这三个行为的影响严重性评价低于整体题目的平均危害度认知，也低于整体题目的平均行为表现分值。即受访大学生认为”使用手机影响面对面的社交活动“、” 使用手机产生焦虑情绪“和”使用手机干扰课堂学习 “并不是危害度高的行为；和第一象限相比，这一区域的行为存在一定的认知不协调。但是，也可以认为这一区域里面的行为是大学生们并不太关注的范畴，因此也就不过多做这类行为。
第四象限（IV）代表”低行为表现+高危害认知“区域，包括B3、B5、B7这三个行为项目。说明大学生群体对这三个行为的影响严重性评价高于整体题目的平均危害度认知，但低于整体题目的平均行为表现分值。即受访大学生普遍认为”使用手机导致注意力下降“、” 使用手机导致深度思考能力下降“和”使用手机发生安全事件“是危害程度很高的行为；并在现实行为表现上倾向于较少频次进行这类活动，属于认知协调区域。尤其是对于”使用手机发生安全事件“的危害认识非常到位，这一行为是12种手机使用行为里面表现最轻微的。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面对具有明显影响自身安全问题的情形时对手机的使用较为警惕，即安全意识较强。
3.4 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认知失调程度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判断大学生手机使用中的认知失调程度，需要对12项行为的”认知—行为“悖离度进行分析和排序。本研究采用的是Likert五级量表，程度从弱到强的赋值依次是1、2、3、4、5。5分在”影响后果量表“和”行为表现量表“中都代表了最高一级。
依照认识协调理论的基本逻辑，个体的行为由行为意念决定，行为意念取决于个体对该事物的认知。当我们认为某种行为后果很严重，就会降低做该行为的频次。故存在以下认知和谐关系式：危害认识程度 = 5 - 现实行为程度，即Di = 5 - Dp。Di是指对某种行为的危害认知程度，Dp是指现实该行为的程度。
Di = 5 - Dp （公式1）
若某项目的”危害认识程度“大致相等于”5 - 现实行为程度“，则代表认知协调；若某项目的”危害认识程度“与”5-现实行为程度“的差值较大，则代表认知不协调。差值的大小反映了悖离程度的高低。因此不协调程度的计算可以通过转换公式1获得：
认知悖离程度=危害认识程度 -（5 -现实行为程度），即CPd = Di -(5 - Dp)。CPd是指某种行为的认知悖离程度。
CPd = Di -（5 - Dp） （公式2）
把表2中的各项Di和Dp带入公式2，可以得到十二项行为的悖离程度和悖离排序。
计算结果表明（表3），悖离程度最高的是”使用手机时长“，其次是”使用手机导致视力下降“和”使用手机出现睡眠问题“；悖离程度最低的是”使用手机发生安全事件“。此外，”使用手机产生焦虑情绪“、” 使用手机干扰课堂学习“和”使用手机导致人际交往能力退化“也悖离程度较低。这一分析结果和IPA模型相互印证。
表3 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认知失调程度及其排序
3.5 手机使用行为认知失调的调适
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廷格（Festinger）指出，若人们的态度与行为不一致，则会产生”不协调“的痛苦，因此人们必将改变自己的态度或行为以使两者重新协调。前述IPA矩阵分析和大学生手机使用认知失调程度的计算，”使用手机时长“、” 使用手机出现睡眠问题“和”使用手机导致视力下降“是12种行为的”知与行“中最不协调的。那么，大学生群体是如何调适认知失调的呢？
根据认知心理学，人们将通过三个途径来消除认识失调所导致的压力和身体不良：一是改变冲突行为，使其与态度一致；二是改变认知状态，使它和行为一致；三是形成新的认知，使其行为合理。[14]在问卷调查和访谈中，发现这三种方法都存在大学生群体中。比如，在对”使用手机时长“和”你认为使用手机导致视力下降是严重的事情吗？“的交叉分析中，发现部分认为危害不严重的学生，同时也是使用手机时长最长的。表明这部分学生有可能就是通过改变认知态度，使自己的认知和玩手机的行为相一致。
再比如，在26名学生的深度访谈中，很多学生表示经过填写调查问卷，觉得以后应该减少手机的使用。这是试图通过改变行为来使认知协调。这里带给教育工作者的启示是：人类存在认知盲点，潜意识中的危害认识需要用适宜的手段来让其显性化，才可能引起行动的改变。在12项行为中”使用手机引起安全事件“的频次最低，也从侧面说明人们对于不应该在走路、开车等过程中使用手机具有强烈认同，这种认同来自对这类行为严重后果的警觉。再次印证了对于部分手机使用的危害，由于其后果在认知中较为模糊，危害通常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大学生往往容易采取”掩耳盗铃“行为，对该类行为后果”视而不见“。
此外，在半结构化访谈中发现，”借助新的补救行为来让认知协调“是学生群体，尤其研究生群体中非常主要的调适方式。例如，当下有一个网络新词”朋克养生“，是指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既有着年轻人时尚朋克的不良行为，如熬夜等。又有着中老年人的养生习惯，如喝养生茶。如二者紧密结合。例如一句金句：涂最贵的眼霜，熬最长的夜。该举措通过增添一个新的行为，可以适度降低原先行为失调所导致的消极情绪，从而增加其认知协调程度。
4 结论和讨论
手机在给大学生提供便利的同时，一些消极因素逐渐凸显。本文以行为科学中的认知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运用”重要性-表现度“IPA模型，通过12项常见的手机使用行为，探讨这些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表现程度以及大学生对其行为后果的看法，并最终的得出认知悖离程度的排序。
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调查对象，首先获得被调查者对12项手机使用行为的使用程度（Performance），然后再请被调查者评价这12项行为后果的重要程度（Importance），据此做出IPA模型矩阵，得到4种不同类型的知性组合。第一类是高危害认知+低行为表现，包括”使用手机导致注意力下降“、” 使用手机导致深度思考能力下降“和”使用手机发生安全事件“，说明大学生对这三类行为的后果很是警惕，因此在手机使用中较好地防范了它们的发生；第二类是低危害认知+低行为表现，包括”使用手机影响面对面的社交活动“、” 使用手机产生焦虑情绪“和”使用手机干扰课堂学习 “，说明大学生认为这些行为并未干扰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同时在社交活动和课堂学习中，大多数学生是节制使用手机的；第三类是低危害认知+高行为表现，包括”使用手机获取碎片化知识“和”使用手机导致人际交往能力退化“，说明大学生群体认为这两类手机使用行为虽然有一些危害，但是并不严重，因此仍然偏好做它们；第四类是高危害认知+高行为表现，包括”使用手机时间过长“、” 使用手机出现睡眠问题“和”使用手机导致视力下降“，这类行为影响后果严重，但是学生群体仍然乐此不疲地进行着，表现出明显的认知不协调，因此最需要关注和分析。
为深入研究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认知失调之后的调适问题，笔者还对26名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访谈与问卷数据的交叉分析，验证了认知心理学中三种调适路径的存在，同时揭示了第四种调适路径：产生一个新的行为，促进认知协调。
本研究与以往的大学生手机使用研究有较大的不同。一是研究理论的创新，创新性的运用认知理论分析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揭示事物发展的真实模样和基本的运行规律。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运用IPA模型直观地分析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的认知协调与不协调问题；运用”知行和谐关系式“量化12种行为的认知悖离程度；运用半结构化访谈反映和剖析大学生认知失调之后的再调适路径。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样本收集集中以云南（占比47%）和北京（占比16%）为主，可能对调查的准确性有一定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取样的地域，更全面地分析大学生手机使用的实际情况，多角度、多层次地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引导大学生健康使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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