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因晚年编成《景岳全书》对后世影响很大,闻名遐迩,后人多称其号,故而“张景岳”一名反较其名“张介宾”更为人熟知。他博学多才,医理精通,技术高明。对于诗、书、易、礼、春秋及诸子百家,无不阅览。而《景岳全书》是张景岳晚年总结自己毕生临床经验所写成的一部综合性临床全书。但在过去人们研究张氏《景岳全书》的学术思想,在医学心理学思想方面很少有人进行系统全面地整理与探讨,或仅是片面地引用或考据,再加上其医学心理学思想散布在《景岳全书》的各大篇章,对后世研究张氏学术思想极不方便。本文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述《景岳全书》中体现的医学心理学思想。
1 张景岳对心理因素——情志双重性的认识
1.1.1 对情志生理性的认识 张景岳继承《内经》的有关学术思想,认为心主神,任万物而应于五脏,五脏藏精化气生神,情志由之而生,其性属神又为心神所统,对人适应环境有着重要意义。他在《景岳全书·杂证漠·火证》中指出:“人于食息之常,孰不以五志为生,亦孰不以五志为用,而未闻以五志之动皆为火也。”强调情志活动是人的正常生理活动,并非情志活动一出现即可导致人体产生病理变化。另外,他还认为情志与不同的性别和性格所产生的反应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强调“察赋不同,情志亦异”。如《景岳全书·妇人规》中指出:“妇人幽居多郁,常无所伸,阴性偏拗,每不可解,加之慈恋爱憎,嫉妒忧恚,周知义命,每多怨尤,或有怀不能畅遂,或有病不可告人,或信师巫,或畏药饵,故染着坚牢,根深蒂固,而治之有不易耳,此其情之使然也。”指出女性多偏重于情感,对感情的体验较男性为细腻,性格偏于内向的一般生理特点。
1.1.2 对情志病理性的认识 张景岳认为,五脏藏五神,藏精气营血,其功能活动正常与否与情志表现密切相关,脏腑病变、气血异常时,情志表现可随之出现异常。如《景岳全书·传忠录·里证篇》云:“七情内伤,过于喜者伤心而气散,气散者收之、养之;过于怒者伤肝而逆,肝气逆者平之、抑之;过于思者伤脾而气结,脾气结者温之、豁之;过于忧者伤肺而气沉,肺气沉者舒之、举之;过于恐者伤肾而气怯,肾气怯者安之、壮之”,明确地提出了“七情致病学说”。他在《景岳全书·杂证漠·怔忡惊恐》也指出了肝胆不足者易惊;在《景岳全书·杂证漠·虚损》指明水亏木燥,肝失所资,易生骇怒。
由此可见,张景岳认识到了情志具有生理和病理的双重性,情志双重性的重要作用在于:情志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影响脏腑气机而导致疾病,具有致病因素的特性;但情志本身的生理功能可调节人体内部,能够治疗情志之病,具有治疗因素的特性,即以情治情的治疗方法。这一观点也纠正了医史上很多医家认为情志对人体影响都偏于病理方面的认识。
2 张景岳对中医心理病机的发展和完善
2.1.1 创立“情志三郁”学说 郁证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心身疾病。《内经》首先提出“五郁”之说,至元代朱丹溪则设有“郁证”专候,将其分为气、湿、热、痰、血、食六郁。张景岳也在《景岳全书·杂证漠·郁证》中指出:“凡气血一有不调而致病者,皆得谓之郁证。”明代以前医家论治郁证多从邪实入手,如朱丹溪认为:人体患病,多因郁而得,而气郁又常为诸郁之始,日久则化生诸郁。然张景岳对郁证认识有自己独到之处,他在《景岳全书·杂证漠·郁证》指出:“凡五气之郁,则诸病皆有,此因病而郁也,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认为人体既可因病而郁,又可因郁而病。
同时,张景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常见的由恼怒、抑郁情志不舒引起的郁证,扩展为“情志三郁”,即怒郁、思郁、忧郁三型。在论及郁证的治疗,张景岳指出:
“第自古言郁者,但知解郁顺气,通作实邪论治,不无先矣”,他认为:“如怒郁者,方其大怒气逆之时,则实邪在肝,多见气满腹胀,所当平也,及其怒后而逆气已去,惟中气受伤矣,既无胀满疼痛等证,而或为倦怠,或为少食,此以木郁克土,损在脾矣,是可不知培养而仍加消伐,则所伐者其谁乎。此怒郁之有先后,亦有虚实,所当辨治者如此。”景岳认为,郁证辨治当先分虚实,在分型上强调以三郁分治,同时每种证候还给出了详尽具体的治则及方药,这些对中医郁证治疗大法的完善、治则方药的丰富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2.1.2 提出“五志互病”学说 《素·阴阳应象大论》与《素问·五运行大论》均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张景岳总结分析《内经》之说,提出了“五志互病”(即情志失调可引起脏腑病变)的新观点。他在《景岳全书·妇人规·崩淋经漏不止》说:“五脏之中皆有神气、皆有肺气、皆有肝气、皆有肾气”,“五脏互移,精气相错”。正因为五脏之间有这样相关连的生理关系,所以,张景岳没有刻板地认为某情定伤某脏,而是发前人所未发,将阴阳五行与情志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他认为情志在伤及所对应之脏外,又可互通为病,伤及其它脏腑。如《景岳全书·杂证漠·虚损》就指出:“人之忧思,本多兼用,而心脾肺所以并伤,故致损上焦阳气。”因此,五志可相互为病,一情可伤多脏,多种情志也可相兼为病。
2.1.3 对“五志化火”有新发展 “五志化火”始于以“火热论”着称的金元四大家之刘河间,他提出“五志所伤,皆热也”的观点。朱丹溪述河间的理论,认为“五志之动,各有火起。”但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杂证漠·火证》认为“第或以用志失宜,则未免有伤脏气,,,五志所伤,各有所病,未闻五志之伤皆云火也。”“五志所伤之人,但见其憔悴日增,未见其俱为热病。即因志动火者,非曰必无,但伤气者十之九,动火者十之一”。故张景岳认为“五志之伤,则无非伤气败阳之证”,“伤气者十之九,动火者十之一”,在治情志病时,应重视人体的阳气,用药多用温补之剂,故以“温补派”着称。
3 张景岳对心身疾病的治疗
3.1.1 谨守病机,灵活用药 药物治疗是中医心身疾病的应为方法之一。张景岳也十分重视运用药物疗法。
在《景岳全书》中,他根据七情内伤所致病机不同,提出了“过于喜者伤心而气散,气散者收之、养之;过于怒者伤肝而逆,肝气逆者平之、抑之;过于思者伤脾而气结,脾气结者温之、豁之;过于忧者伤肺而气沉,肺气沉者舒之、举之;过于恐者伤肾而气怯,肾气怯者安之、壮之”的总的治疗原则,然后根据每个证候的病因病机,又分别制订其具体的治法,选用不同的方药。同时,他认为用药物治疗心身疾病时,应首辨虚实,不可通作实证而一味地开郁顺气。如《景岳全书·杂证漠·郁证》“第自古言郁者,但知解郁顺气,通作实邪论治,不无先矣”“郁之有先后,亦有虚实,所当辨治之”。
3.1.2 “以情病者,非情不解” 张景岳认为,七情生于好恶,好恶偏用则气有所偏并而生情志病,其病本生于好恶之情。故对情志病的治疗,并不囿于药物内治,而是着眼于心病还须心药医,在《景岳全书·杂证漠·郁证》就提出“以情病者,非情不解”的观点。如《景岳全书·杂证漠·怔忡惊恐》认为,大恐大惧损伤心脾肾而神消精却、饮食日减者,除用药物补其虚损之外,必须开导利害以释其不解之疑畏,达到洗心涤虑、尽释病根,这样才能取得较好效果。同时,张景岳认为诊病时要考虑患者性别、性格等心理因素而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如《景岳全书·杂证漠·郁证》曰:“其在女子必得愿遂而后可释,或以怒胜思,亦可暂解;其在男子使非有能屈能伸达观上智者,终不易邪也,若病已既成损伤必甚。”313 治病医心,以欺治欺 张景岳善于使用心理疗法,是心理疗法的大家。他在《景岳全书》特设“诈病”一节,提倡用“以欺治欺”法治疗诈病(癔症)。张景岳认为:“夫病非人之所好,何以有诈病?或以争讼,以斗殴,或以妻妾相妒,或以名利相关,则以情诈伪,出乎其间,使不有烛照之明,则未有不为之欺者,其治之法,亦唯借其欺而反欺之,则真情自露,而假病自瘳矣,此亦医家所不可少者。”所谓“以欺治欺”法就是对诈病和疑病者以欺骗方法制伏其欺骗行为而取得疗效的方法。
在《景岳全书》中治疗诈病的共有4例,真知灼见,令人折服。据有关中医心理学家考证,“最善用-以欺治欺.法治疗诈病当推张景岳。”当今很多心身疾病不是由情志因素引起的躯体功能性或器质性改变,而完全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假病。在三百年前的张景岳就意识到这点,提倡以“其治之法,亦唯借其欺而反欺之,则真情自露,而假病自瘳矣。”这对中医心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创新意义。
4 张景岳注重中医心理卫生保健
张景岳重视中医的心理卫生保健。他继承《内经》“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思想,提倡“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宛然从物而不争,与时变化而无我。”他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指出“慎情志可以保心神”、“惟乐可以养生,欲乐者义如为善。”在《景岳全书·杂证漠·虚损》又指出:“要知人生在世,喜一日则得一日,忧一日则失一日,但使灵明常醒,则何尘魔敢犯哉!”这说明了张景岳既注重调适情志以发挥其良性作用,又注重中医的心理卫生保健,预防各种因素影响情志而致病。而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物欲横流,更需要大家重视心理卫生保健,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
5 结语
张景岳是我国着名的医家心理学家,是明代一位既有理论又有临床经验,既有继承又有发扬的医学名家,其学术思想和临床实践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医心理学思想。他对心理因素的双重性,五志互病,情志三郁,七情损伤与诊治活动的关系,如何进行心理治疗,以及保持心理健康对预防疾病的积极作用等方面,都做了系统的阐述,对我们诊治、预防心身疾病有很大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也对于我们促进医学模式由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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