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职业使命感因其对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与组织的积极作用而成为西方心理学新兴的研究热点，既往实证研究主要探索职业使命感对于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1 －3］、对于职场人士组织行为的积极影响［4 －5］，以及对于个人生活满意度和人生意义感的影响［2 －3，6］。现有的职业使命感前因变量研究所考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特征变量两类，但还没有一致性结论［7］。国内关于职业使命感的基础微观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梳理使命及职业使命感概念之演变历程［8］; 二是系统介绍国外的相关研究［9，7］; 三是实证研究，胡湜( 2013 年) 研究了职业使命感对于企业员工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机制，考察了职业弹性的中介作用及工作资源的调节作用［10］，张春雨、韦嘉、张进辅等( 2013 年) 考查了职业使命感对于师范生学业满意度及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11］，从而将大学生职业使命感问题正式引入实证研究的视野之中。
综上所述，已有的国内外研究还较为基础和有限，研究内容上多内涵辨析、积极作用研究，少前因变量研究，本研究从系统的角度探讨大学生职业使命感的特点、积极作用、前因变量等，为职业使命感理论的丰富及教育对策的提出提供支持。本研究具体探讨: ( 1) 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学变量及人格变量( 主动性人格) 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 ( 2) 职业使命感的后效变量，即职业使命感与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的关系;( 3) 职业使命感在人格变量( 主动性人格) 与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 4) 家人支持在职业使命感与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中的“职业使命感”采用 Dobrow 与 Tosti －Khras( 2011) 的定义，是个体从事特定领域工作时所体验到的一种强烈的、有意义的热情［12］。是一般意义上的使命感，并不涉及某个具体职业。
以往一些研究发现，职业使命感对于大学生的职业探 索 行 为 及 职 业 决 策 具 有 正 向 预 测 作用［2，13 －14］，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假设职业使命感对于大学生的职业目标确定度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另外，职业使命感的前因变量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并未多见，而关于人格变量与职业使命感的研究有助于探索职业使命感形成与发展的机制，在为数不多的关于职业使命感的质化研究中，French 和 Domene( 2010 年) 曾针对基督徒女大学生进行访谈，被试描述了某些个人特质会有助于她们产生使命感，例如主动性、韧性、复原力和认同感［13］，故而本研究假设主动性人格( 积极性、坚韧性、变革性) 对于职业使命感具有正向作用。
Bateman 和 Crant( 1999 年) 的研究显示，具备主动性人格的个体能够制定有效的、以改变为导向的目标［15］，学者们同时指出主动性人格可能是通过相应的行为及认知变量对职业发展起作用的，本研究进一步假设，主动性人格对于职业目标确定度具有正向作用，且这一影响作用可能会通过职业使命感来实现，即职业使命感在主动性人格与职业目标确定度的正向关系中扮演中介作用( 如图 1) 。从社会环境层面看，个体的社会网络关系对于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应该是非常深刻的［7］，而1探索个体的家庭关系与职业使命感之间的关系，其中家人支持作为重要的资源和环境因素，对于孩子的职业目标确定有外在和内在的正向影响，同时为职业使命感体验转化为职业目标确定这一过程提供了外环境，即家人支持程度可能在职业使命感与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如图 1) 。【1】
2 对象与方法
2． 1 对象
采取整班抽样的方法，抽取某大学 8 个专业361 名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回收问卷 349 份，其中有效问卷 336 份，回收有效率为 96． 3%; 有效问卷中，男 生 252 人 ( 75． 0%) ，女 生 78 人( 23. 2%) ，6 人( 1． 8%) 未注明性别; 平均年龄为19． 34 岁( SD = 1． 71) 。
2． 2 研究工具
2． 2． 1 拥有使命量表采用 Steger 和 Dik( 2006 年) 编制的《简明使命量表》( Brief Calling Scale) 中的《拥有使命》
( Presence of Calling) 分量表，该分量表由 2 个项目组成，按 Likert 5 点计分(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分数越高说明职业使命感水平越高。之前的国外研究显示，两个项目具有极其显着的相关，并发现拥有使命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内在工作动机、人生意义等显着相关［1，3，14，16］。
本研究采取双向翻译，先请两位心理研究生分别将量表翻译为中文，再请另一位心理学研究生将中文回译为英文，比照原量表的异同，做出修正。
本研究中 2 个项目相关极其显着，r = 0． 73，P ＜0． 01，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 84。
2． 2． 2 主动性人格量表采用陈美君、凌文辁( 2006 年) 编制的《主动性人格量表》［17］，该量表共有 13 个项目，包括三个维度: 积极性、坚韧性、变革性。按 Likert 6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主动性人格越典型。原报告显示，3 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在0． 717～ 0． 853 之间。本研究中，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χ2( 62) = 225． 217，ＲMSEA = 0． 089，GFI =0． 906，IFI = 0． 907，CFI = 0． 906。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 855、0． 765、0． 744，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65。
2． 2． 3 职业目标确定度本研究采用 1 个项目( “您对自己职业目标的确定程度”) 来表征职业目标确定程度，Likert 9点计分，分数越高，职业目标越确定。
2． 2． 4 家人支持程度本研究采用 1 个项目( “家人对您职业目标的支持程度”) 来表征家人支持程度，Likert 9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支持程度越强。
2． 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7． 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
3 结果
3． 1 描述统计和差异分析
3． 1． 1 拥有职业使命感人群比率
参照 Duffy，Sedlacek( 2010 年) 的做法［2］，以《拥有使命》量表的第一个项目“我具有对于某种职业的使命感”为“拥有使命”的标准，选择“很符合”和“完全符合”的被试属于拥有职业使命感，选择“完全不符合”的被试属于不具备职业使命感。结果 336 名被试中，73 名选择“很符合”，59名选择“完全符合”，两者加在一起占 39． 3%，即39． 3% 的被试拥有职业使命感; 35 名被试选择了“完全不符合”，占 10． 4%，即 10． 4% 的被试不具备职业使命感。
3． 1． 2 拥有使命感差异分析
人口学变量中，不同性别学生的职业使命感无显着性差异( F( 1，228) =0． 044，P ＞0． 05)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职业使命感水平无显着性差异( F( 1，334) =0． 429，P ＞0． 05) ，学生干部拥有职业使命感水平显着高于非学生干部( F( 1，334) = 6． 338，P ＜ 0． 05) 。不同学习成绩水平学生的职业使命感存在极其显着的差异( F( 4，331)= 3． 618，P ＜ 0． 01) ，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习成绩与职业使命感的相关检验，结果表明，两者呈现极其显着的正相关( r =0． 153，P ＜0． 01) 。
家庭因素中，家庭所在地 ( F ( 3，331) =0. 472，P ＞ 0． 05) 、家庭经济状况 ( F ( 3，332 ) =0. 638，P ＞ 0． 05) 、父亲学历( F( 2，333) = 0． 660，P ＞ 0． 05 ) 、母亲学历 ( F ( 2，332 ) = 0． 524，P ＞0. 05) 变量均无显着性差异，说明不同家庭经济社会背景的大学生，其职业使命感水平无显着性差异; 而家庭亲密关系变量( 在家庭中与谁亲近)差异显着( F( 3，330) =3． 167，P ＜0． 05) ，事后检验( LSD) 发现，与父母双方亲近的大学生其拥有使命感水平显着高于与母亲一方亲近、与父母双方以外其他人亲近的大学生，说明与父母双方均保持亲密关系的大学生更可能受到父母的双重影响而拥有更高的职业使命感。
3． 2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
3． 2． 1 主要变量相关分析【2】
表 1 列出了主要变量及其各个维度之间的Pearson 相关系数，可见拥有使命与主动性人格总分及各个维度、职业目标确定度具有极其显着的相关，与家人支持程度相关显着。
依据 Tsui，Ashford，Clair 和 Xin ( 1995) 的观点［18］，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的相关水平临界值一般超过 0． 75，本研究中除了主动性人格与其各分量表之间相关较高外，其余相关系数不超过 0． 5，主要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2． 2 拥有使命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拥有使命在主动性人格总( 及其各维度) 与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图，如图 2 所示。【3】
注: a、c 分别为主动性人格单独预测拥有使命、职业目标确定度的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c‘为拥有使命和主动性人格共同预测职业目标确定度时各自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Sa、Sb、Sc、Sc’分别为对应的标准误。
图 2 拥有使命在主动性人格与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的中介模型图先进行拥有使命对于主动性人格总和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按照温忠麟等人的方法，做中介效应分析时先将各变量做中心化转换，对各变量中心化后的值进行中介效应依次检验［19］: ①以职业目标确定度为因变量，主动性人格总为自变量; ②以拥有使命感为因变量，主动性人格总为自变量; ③以职业目标确定度为因变量，拥有使命和主动性人格总为自变量，按以上步骤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 a、b、c 和 c‘是否具有显着性。
结果如表 2 所示，回归系数 a、b、c 和 c’极其显着，且 c‘＜ c，表明拥有使命在主动性人格总和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着。说明主动性人格总对于职业使命感具有显着的预测作用，职业使命感对于职业目标确定度具有显着的预测作用，且职业使命感在主动性人格与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4】
接下来按照上述方法，分别作拥有使命对于主动性人格的三个维度和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拥有使命在积极性与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回归系数 a、b 和 c 极其显着，c’不显着) ，在坚韧性与职业目标确定度、变革性与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2． 2． 3 家人支持程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依然对各变量做中心化处理，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家人支持程度对于拥有使命与职业目标确定度的调节作用: 第一步将控制变量进入模型( 分类变量做虚拟化处理) ，第二步将自变量拥有使命、调节变量家人支持程度进入模型，第三步将拥有使命与家人支持程度的交互项进入模型，结果如表 4 所示，拥有使命与家人支持程度的乘积项标准系数及 ΔＲ2均不显着，说明家人支持程度对于拥有使命与职业目标确定度的调节作用不显着。
3 讨论
3． 1 描述统计和差异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39． 3% 的大一学生拥有职业使命感，低于 Duffy，Sedlacek( 2010 年)［2］等报告的国外 44%的大一新生拥有职业使命感; 而10． 4% 的被试明确表示不具备职业使命感，高于Duffy，Sedlacek( 2009 年) 报告的比率 ( 9% ) 。从教育的角度看，相对于西方系统化的学校生涯教育、早期的家庭职业启蒙，我国教育领域缺乏关于学生职业探索和职业准备的教育，家庭教育中也忽略了对于孩子求学阶段职业体验的关注，因而学生缺乏与职业互动产生意义感、使命感的机会。本研究中职业使命感没有显着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社会背景的差异，这与以往国外的研究结果［2，20］一致。学生干部的职业使命感水平显着高于非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与职业使命感呈正相关。国外的研究也表明了职业使命感易使个体产生高度的工作卷入感、激情与责任感，愿意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因此更会在学习与工作中投入热情与责任。
在家庭关系中，与父母双方亲近的大学生拥有更高的职业使命感，家庭关系可能对于职业使命感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3． 2 主动性人格与职业使命感、职业目标确定度的关系
本研究中，主动性人格的总分及其各个维度与职业使命感之间呈现极其显着的正相关，表明主动性人格( 积极性、坚韧性、变革性) 水平越高，职业使命感越强，而回归分析中，主动性人格总分及其各维度均显着预测了职业使命感的水平，进一步表明主动性人格可能对个体职业使命感产生影响。
以往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对个体工作绩效、工作态度、学习动机、职业生涯成功等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并且是通过相应的主动行为及认知变量起作用［17］。本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探明主动性人格与职业使命感的关系及其对个体目标导向的作用机制，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主动性人格对于职业使命感、职业目标确定度均具有正向预测效力，且主动性人格对于职业目标确定度的正向效力部分通过职业使命感为中介来实现，这个结果说明职业使命感作为一种内在体验，主动性越强的个体越能体验到，而主动性人格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个性特征，其对于职业目标的正向作用，部分通过个体对职业的体验( 即认知、情感的内化) 来实现。从概念上讲，主动性人格指个体不受情境阻力的制约，主动采取行动以改变其外部环境的倾向性［21］。其强调个体独立于环境并主动作用于环境的能动性，而职业使命感的来源是基于外部的召唤还是内在的真实自我，是职业使命感研究尚有争议的地方，本研究中主动性人格对于职业使命感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了职业使命感确实与个体内在特质有关。
另外，本研究中，职业使命感对于职业目标确定度有极其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职业使命感具有确定的目标性，行为人能感受到使命感指向何处，为何而存在，因此会产生对职业领域的激情与追寻［22］，也会对目标领域产生更多的认同。
3． 3 家人支持程度与职业使命感、职业目标确定度的关系
研究结果中，家人支持程度与职业使命感呈显着的正相关。因为本研究中的“家人支持程度”是“家人对职业目标的支持程度”，指向职业目标，所以将其作为职业使命感与职业目标确定度之间的调节变量，但结果表明调节效应不显着，进一步的研究可探讨一般家庭支持作为职业使命感的前因变量，其对职业使命感的产生及发展可能会有的影响。
4 结论
职业使命感是国内外新兴的研究热点，目前相关研究并为多见，而国内更是鲜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在系统整理职业使命感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职业使命感与主动性人格、职业目标确定度、家人支持程度之间的关系，探索了职业使命感的部分前因变量、后效变量，对于丰富职业使命感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研究，验证跨文化的一致性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能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引入职业使命感启发，将有助于大学生找到自己喜欢并能证明自身价值的工作，从而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开展大学生职业使命感的系统研究，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职业使命感与大学生职业探索行为、社会支持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可在教育层面加以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