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慈善事业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除了一些学者所说的经济、政治因素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因素需要解决。本文拟从哲学文化领域探讨困扰我慈善事业发展的困境，并试着提出解决这一困局的途径，以期求提高对慈善事业发展的进一步认识。
一、薄弱的宗教信仰传统
宗教信仰传统薄弱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存在的第一个深层次困境。我国是一个宗教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尽管中国古代也有印度佛教的传入并进行了中国化，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但佛教自身在中国的存在也是与儒家、道家思想并存，虽有"三教并行"之说，但佛教也是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存在于中国并影响中国的。佛教在中国有一定信仰群体，并且在隋唐时期深入到普通民众和统治阶层，佛教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联系紧密相关，信仰佛教意味着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的拥有，佛教寺院控制了大片的良田和粮食，"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1].但是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并不能进一步培养更大范围的信教群体，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正是在佛教兴盛的背景又凸显出来，"在佛教哲学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一些儒家知识精英深感中华学术的危机，痛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断裂的威胁，忧患中华哲学文化将成为'绝学'的危险。"[2]唐末学者对佛家思想的整理与转化从此拉开了序幕。韩愈提出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3]的极端方式排除佛学，此种方式行不通。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勇敢地挑起解决佛教与儒家思想关系这一核心话题的责任，经过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努力，儒家学者逐渐将佛、道两家与儒家思想实现汇通，"援佛道入儒",到南宋时期，这一思想的转换在朱熹那里得以实现，理学得以正式形成，宋代的统治者也给文人学者提供了施展思维转换的空间，实现了核心话题的转换，得以有宋明理学的光辉成果。[4]
正是这一思维的转换，佛教在中国开始步入衰退征途，信仰佛教的群体数量与范围逐渐缩小。
道教是中国本根本土的教派，道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更多地是体现为一种思想，上升到宗教层次成为一种信仰则称为道教。中国古代信仰道教群体也不是很多，其原因是道教的思想来源于道家老子"道法自然"、"无为"、"柔"的思想和道家庄子"真人"避世的思想，这种思想对社会中现实的人没有太多的吸引力，缺乏现实的经济基础条件，特别是汉代以后的"儒术独尊",道家思想走向衰退，道教的信仰群体更少。道教的信仰群体只存在于少数武功艺人中间和少数文人墨客之中，他们这些人大都是"避世"的。
中国古代对西方的基督教没有太多的了解，更谈不上对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抵制，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很难传播的原因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信仰宗教的传统，社会群体不相信天国理想，关心"此岸世界",根本不关心"彼岸世界".例如，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媒介者利玛窦到中国来宣传西方宗教基本没有实现，"他的传教活动，最后可以说是一场失败，他不但没有能用另一种（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思想体系来改变或者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亦即他所谓的'合儒''、补儒'、以至'超儒'的工作；而且就其对中国思想的激荡与影响的规模和持久而言，也远不能望魏晋以来佛教思想影响的项背。"[5]
尽管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深远，但是宗教宣传活动依然失败，利玛窦传教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观念所致。[6]基督教尽管在西方比较盛行，但在中国古代没有生存的空间。
佛教和道教在中国曾经盛行一时，但也最终走向衰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失败了，说明中国没有信仰宗教的传统，中国缺乏较广泛宗教信仰基础，而文化历史传统具有一脉相承性，当代中国也不可能突然间培养出宗教信仰的群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宗教信仰在中国的社会性还是极低的。而慈善事业与各大宗教的教义密切相关，而中国一直以来缺乏信教的传统，这无疑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层次困境。
二、浓厚的现实主义作风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第二大深层次困境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崇尚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和作风。现实主义思维比较重视社会伦理道德的建构，不太关注终极信仰中的道德形而上学，而道德形而上学恰恰是慈善观念的根源。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对慈善事业的信念培养至少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
中国古代非常注重"经世致用"思维，意思是与现实实际运用密切联系。这种思维对中国古代农业与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建设就对中国的农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正是这种思维的作用，也出现了一批对中国古代农业发展起指导作用的不朽巨著《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致用"与"实用"的方法的确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世界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与现实利益的驱使直接相关，就充分说明了现实的需要是科技进步的力量，并且致用与实用思维不仅仅在古代、近代发挥它的功效与作用，而且还将在未来世界展示它的不可替代的光辉。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农业",农"的地位高于"商"的地位，"从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轻视。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级，即士、农、工、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7]"农"地位的重视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其原因是中国农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古代"实用"与"现实"思维方式的限制。中国古代儒家思维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思维，"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学。"意思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上说，中国自古以来非常注重现实日用，中国思维是比较"入世"的思维。[8]
南怀谨先生说过"儒家像粮食店",[9]意思是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中国古代儒家思维方式可以被称之为现实主义思维。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起着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它重视经世致用，缺乏对现实的超越，它重视实际实效，缺乏对理性逻辑思维的高层次推进，它重视实际的田园生活，缺乏浪漫主义的色彩。[10]
缺乏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容易陷入功利主义和暂时利益的窠臼，对社会功益事业意识缺乏一种理性的培养，而慈善事业恰恰需要对理想主义信仰的超越、对浪漫主义情调的嵌入。尽管中国古代一直有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慈善理念，但"善"一直是受官方主导的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理念，这种理念期求人人能修身养性、成人成圣。现实主义风格表现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分层结构将人分为上、中下三等，还有君子与小人之分，而小人成了社会主导价值理念中受歧视的对象，小人地位低，经济条件艰苦，不是社会同情的对象，而是社会逃避和遗弃的对象，褒君子而贬小人，而生活困苦的"小人"恰恰是需要社会功益事业去"慈善".因此现实主义风格无疑不利于慈善事业理念的发展。
三、市民关系条件的缺乏
困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又一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形成成熟的市民关系，市民关系是培育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社会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反向的，但却从反面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因为市民关系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这种市民关系以城邦社会为基础，培育了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科学主义。[11]
同时市民关系具有开放性，重视社会交往，全面的社会交往为社会功益性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条件，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具有自组织和自调节功能，当系统处于极端的失衡时，系统的自组织和自调节功能就会发挥作用，在社会处于极端功利化和贫富悬殊过大，社会群体通过自组织功能调节这种极端倾向，而慈善事业就是这种市民关系下对社会极贫极弱进行自动调节的产物之一。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市民关系，尽管在中世纪受到宗教的冲击，但市民关系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宗教传统反而成了调节市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有利于慈善事业在西方的广泛发展的，正如宗教对科学主义起到了调节作用一样。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科学的起源需要基督教'坚持上帝是理性的主张'."他还说："对科学可能性的相信，发生在现代科学原理发展之前，客观存在是从中世纪神学无意识地派生出来的。"[12]
市民关系与宗教成了互相促进的条件。
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生活，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田园主义的，没有形成西方那种市场化的、城邦式的市民关系，彼此都是独立的生产单位，社会交往不是全面的，而处于封闭的状态，市场化严重不足，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自然经济下的社会群体没有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社会系统，系统内部的调节功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得到有力的发挥，因为社会系统内元素之间的联系不是十分紧密，有时还处于孤立状态，信息交流、传递不能迅速畅通，自组织和调节功能难以发挥巨大作用。正是这种封闭的系统，难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救助系统，慈善事业得不到有机发展。
四、政治主导了慈善行为
中国古代有很强烈的慈善理念，表现为"仁义"、"仁爱"、"以民为本"等理念，但是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发展出发达的慈善事业，其原因就是中国的慈善形式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的慈善事业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础，由官方主导，具有政府主导慈善事业的倾向，而西方的慈善事业则是民间社会行为，由个人和民间团体主导，这也是中国慈善事业没有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慈善事业既是一个社会性的事业，也是社会群体里个人的事情，慈善事业的推行具有自由的性质，是一个道义上的行为，建立在个人良心的道德基础上，慈善行为是"良知"的表现，不具有强制性质。慈善事业若由政府和官方主导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性质，政府主导的救助行为和人道主义不一定就称作慈善事业。
特别是政府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是权力的推行，政府主导的慈善行为虽然也达到了慈善的目标，但是行为本身并不是建立在良心、道义和良知的道德基础上。此种政府行为的强制性不利于社会慈善事业环境的有效培育。国家政府长期主导社会慈善行为，社会良好的慈善环境难以发育成长。中国古代有很好的慈善理念，特别是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善"的理念一直存在，但是这种"善"的理念落实到社会现实之中，成了封建社会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其慈善事业的推行由民间行为转变成官方行为，不利于慈善事业环境的有机培育，不利于中国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困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层次困境主要是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传统比较薄弱，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方式，中国古代以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为基础没有形成成熟的社会市民关系，同时中国古代慈善理念的推行以政府为主导难以培育慈善事业发展的有机环境，这些历史传统都不利于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为了推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在慈善事业环境的培育上下工夫：一是推进慈善理念的进步，强调文化多元"和合"和兼容并包；二是将慈善事业的政府行为转变为民间行为，还给慈善事业发展一个自由的空间；三是利用市场机制的有利环境发展强有力的市民关系，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开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