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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清廉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然而，少有人知的是，芬兰政府也曾经历了艰难的“自我清洗”过程。资料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芬兰腐败犯罪达到了该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到了 90 年代才开始下降。此后，经过多年的法律、监督、廉洁文化等方面建设，芬兰腐败现象极少发生，一段时期内，贪腐犯罪率甚至低于杀人犯罪率。
法律是遏制贪腐的第一利器
芬兰遏制贪腐的第一利器是法律，这些法律明确、具体、细致、不断更新，力求做到底线清晰、公开透明。芬兰《公务员法》和《刑法》中并未提及腐败，而是使用了行贿受贿一词。芬兰从未有过专门反腐败的法律或机构，腐败被视为刑事犯罪的一种。
有专家分析，芬兰法律的特点比较明显：一是构成腐败犯罪的起点较低。不论实际上是否影响了公职行为，只要收受了贿赂就足以构成犯罪；利益贿赂不仅局限在金钱，也包括对公职人员家庭、子女未来的承诺等；只要公务员的行为会削弱公众对政府行为公正性的信心，该公务员的受贿罪名就成立。二是公务消费的规定十分详细。为了防止公务员公私不分，芬兰政府各部门、议会、军队等均设有专职的管理人员，替出差人员按规定标准订购旅馆和车船票或机票。
三是实行财产申报和公示。所有公职人员都要申报他们所有财产的状况和收入来源。芬兰实行金融实名制度和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和新闻媒体可以查阅到官员的财产、工资、纳税情况。四是完善的监察专员制度。监察专员向议会报告工作，与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均无任何隶属关系，其主要职责是监察中央和地方政府、法院、警察、军队以及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
在芬兰，不同层次的法律、规章或监督体制都可以对腐败加以纠正。从宪法、刑法、民法、行政管理法到伦理道德都可用来反腐败。
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腐败
完善监督机制是芬兰遏制腐败的另一重要手段。首先，透明与公开是芬兰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则，公共部门所有档案都对公众开放，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芬兰人认为，如果决策机构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就容易导致腐败。相反，如果是集体决策，行贿难度和风险都大大增加。其次，芬兰各政府机构都设有审查官，虽然该职位不是很高，但行政首长在决策过程中，如果出现疑问或失误，审查官可以对该决策提出质疑，并进行独立调查。假如，一位部长可以不顾审查官的异议，而强行通过某项决策或制定某项规定时，如果没有审查官的签署，该决策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芬兰政府为防止腐败上了两道锁：一是行政首长，二是审查官。
有报道称，芬兰人大都认为，任何人都有权利来举报腐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媒体的监督。政府官员一旦有丑闻被曝光，就会威信扫地，甚至被起诉。比如芬兰有一个议员接受别人送的戏票看演出，被记者曝光。因事出有因，虽然最终该议员未被送上法庭，但他的政治前途到此为止。二是社会团体的监督。芬兰约有 6.3 万个十分活跃的民间监督团体，时刻监督政府的腐败行为。三是公民的监督。任何公民都有权自由地检举和揭发违法的政府官员，芬兰议会还设立网站，受理公众对议员的投诉。
内心强大才能防止腐败
再好的法律也“很难强制让一个人不腐败”，“只有自己内心强大才能防止腐败”。芬兰政府认识到，与腐败作斗争不能只靠风暴式打击，关键要形成诚实信任的社会环境。
据相关资料介绍，长期以来，芬兰政府把反腐败教育与其公平、平等的理念紧密结合，诚实可靠的政治文化被逐渐培养起来，并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土壤之中。一是面向社会进行廉洁教育。在芬兰的中学就开设了法律基础教育课程，培养公民的守法观念。二是面向公务员队伍进行廉政教育。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培训使其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在哪里，个人的权限是什么。三是重点抓执法系统的廉洁自律教育。通过廉政教育，营造崇廉鄙贪的浓厚文化氛围，使得贪污受贿行为如同偷盗抢劫一样，被全体人民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芬兰前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马蒂·库西马基说，公民自律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手段。为达到某种目的向他人行贿或替他人办事而索取钱财，都不符合芬兰人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