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政治任务。从政治学角度看,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执政党所提出的政治目标,同时也是政治学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议题。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复杂化,各种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凸现出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将成为未来改革事业的核心使命。
从这个意义讲,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上述理论命题可谓恰逢其时,必将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积极而重大的推动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不同时期的目标,我国对于传统的国家治理进行着持续而有效的改革。通过这些改革,我国比较成功地适应了经济社会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同时,一直持续进行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
一、治理现代化:概念与特征
“治理”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学术界面对全球化和一些国家统治失误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治理这个概念的提出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背景,它是国际学术界对于传统统治理念的超越。
本文认为,所谓治理,就是公共权威在一定的价值理念引导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方法,以实现经济与社会管理的政治过程。治理的过程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治理的主体、治理的客体和治理方式。治理的主体通常是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其主体是各级国家机关。治理的客体是一定地方范围内的公共性事务,这涵盖了经济事务、社会事务和国家间关系等方面。治理的方式指的是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在互动过程中所呈现的行为特征。从上述意义上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治理主体在特定价值观念的指导下针对经济社会事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实践来实现善治的政治过程。
根据国际众多国家的经验,治理现代化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治理过程具有多主体或者多中心的特征。
与传统的统治理念强调单一主体和单一中心不同,治理现代化强调政治过程多主体的特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现代化的进程导致经济社会事务日趋复杂化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化。面对这种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传统时代仅仅依靠国家自身来实现社会管理的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尽管国家的职能有了历史性的发展,但是善治的实现仅仅依靠国家自身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发挥国家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更加充分地调动相关利益方的积极性,善治的国家目标才能够实现。其次,治理现代化强调治理主客体之间信息的上下互动特征。
在传统的统治过程中,治理主体通常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实现治理任务的下达,缺乏对于治理客体信息自下而上的反馈。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失误将难以避免。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合理有效地利用社会的信息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善治。只有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够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最后,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强调多元合作和责任性。
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化,仅仅依靠国家机构来实现治理将面临着治理成本过高和治理绩效低下的不足,因此强调治理过程中的多主体合作具有重要作用。现代的治理过程,由于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利益矛盾和观念差异,因此需要加强相关利益方的沟通协商,将治理的过程塑造成一个各方进行合作的过程。责任性指的是治理主体需要对自身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进而对于治理主体的行为产生有效约束。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治理确实孕育了新的观念和实践要素,这些新理念将有效地改进传统国家统治所存在的不足,从而实现国家的善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动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从总体特征上看,治理现代化始终以民主为核心,通过发挥已有制度的活力和开拓新的制度空间,最大限度地推进了国家治理的绩效。在推动民主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从动力结构和路径选择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所谓动力结构是指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所在,它构成了治理现代化的前提。路径选择是治理现代化所采取的战略与途径,即在治理现代化动力结构的基础上采取何种方式来推动治理的发展。对于治理的发展而言,这二者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动力机制而缺乏合适的路径选择,治理现代化将了无头绪,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路径选择而没有动力系统,治理现代化也将成为无源之水,空中楼阁。
二、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动力结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只有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入手,我们才能够真正掌握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推动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经济、社会和全球化三个方面。
第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为中国的治理转型提供了根本动力。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为了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发展道路方面选择了苏联的发展模式,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和经济管理的中央计划构成其显著的特征。从历史的角度看,采用苏联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工业体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在不断显现。国家计划导致了经济活动主体积极性的缺乏,单一的公有制也难以调动社会不同群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低下。面对这种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对于传统的苏联模式进行彻底的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为深刻而全面的变革。经济体制的变迁必然对于上层建筑提出种种挑战,要求上层建筑不断改革自己,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治理现代化从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从结构层面来看,我国积极进行着机构改革。一方面,我国裁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机构,消除了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体制阻力。另一方面,适应新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着力增设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的新国家机构。
在这些改革之中,所蕴含的基本精神就是实现人民民主,即将服务人民群众,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机构改革的指导理念。
从功能角度看,我国在治理现代化中大力推动国家职能的转变。观察国家功能的变化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国家职能的变迁。国家的职能体现着国家的目标与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国家职能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即从管制到服务、从命令到合作。所谓从管制到服务,指的是国家职能从偏重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下的服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控制通过官僚机构的计划部门的管理来实现,同时考虑到在所有制上所采取的公有制,这导致了国家机构事实上主宰了一切经济行为。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依靠国家的控制,微观经济主体的空间和激励机制被取消了。这样国家机构主要依靠命令的方式进行经济管理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上述国家职能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家最主要的职能是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通过间接手段维护经济秩序。
以此为目标,政府需要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职能,大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合作的方式管理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在基本医疗服务方面,我国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险和合作体制,初步构建了服务于城乡民众的服务体系。在教育方面,国家加大了教育投入,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化;同时加大了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大力发展了适应社会发展各个层次所需的教育体制。近年来,针对广大群众的住房困难问题,国家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对于落后的棚户区进行搬迁改造,逐步改善了普通群众的住房难问题。可见,在功能上,国家将加强民生建设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大力推动了人民群众福利的改善,增进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本质上讲,国家功能层面始终将民生作为核心任务,所体现的就是民主的改革理念。
第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构成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市场经济的兴起引发了社会利益格局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多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成分也愈加多元化,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国有经济之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也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配制度上,我国在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承认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形成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经济格局与分配制度的变革导致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不同阶层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格局日趋分化;其次,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也逐步分化,地区差异逐渐拉大;最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同机会为个人经济地位的改变提供了渠道。在利益结构变化的基础上,社会成员之间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不同社会成员所处的地位不同,其观念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与改革开放之前社会成员之间所具有的较为一致的认同感不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对国家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治理活动的展开需要与社会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协商和平衡,将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纳入到决策的过程之中,从而赢得社会不同群体对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的治理活动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国家治理需要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部门,采取灵活多样化的公共政策,国家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方面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推动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突出表现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需要大力提升国家的利益协调和补偿能力,以满足日趋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第三,全球化浪潮为民主治理的实现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手段和工具。从历史发展的背景来说,改革开放正处在冷战体制走向解体,全球化浪潮大大加快的历史时期。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给国家治理带来机遇,同时也对于国家治理产生了挑战。首先,我国经济日益卷入全球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的经济调控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通过大力推动产品的出口,我国业已形成了依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世界经济的波动必将深刻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其次,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导致了一些西方观念和思潮纷纷传入我国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思想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是大势所趋,所以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西方社会中的消极乃至反动的思想观念,有可能会浸透于我国社会。
尽管全球化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如何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机遇,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一方面,我国要利用自身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我国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产业链之中重要的一环,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另一方面,要大力引进外资,给予外国资本和技术大量的优惠政策,借助这些资本与技术实现我国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积极学习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规则,在日趋开放的国际环境下维护我国自身的利益,及时有效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具体而言,全球化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具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对于每一个国家的治理活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主动实现自身的治理改革,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资本、技术、人员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迫使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实现自身的良好治理,以便吸引全球的资源来本国家发展。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国家治理水平的竞争。通过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加优良的制度环境,实现善治的国家能够充分吸引全球化的各种资源来发展自己。
其次,全球化提供了各种不同治理方法和模式的试验场和竞技场。就全球范围来看,由于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理区位的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每一个国家都在各自的历史和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方法和治理模式,这些不同的治理方法和模式无疑为各个国家之间借鉴彼此的经验、避免相似的失败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空间。
)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之间的学习和借鉴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事实上为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学习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资源宝库和知识储备。
最后,全球化促进了各个国家之间在治理理念和方法上的交流和传播,推动了全球一体化治理趋势和格局的形成,这为未来世界治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一些国家普遍面临的治理问题只有放到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来思考,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比如大气污染、水污染、流行病的预防和控制等等。在全球化趋势下,这些问题已经难以在传统民族国家范围内得到解决,国际合作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区域性乃至全球新问题,无疑助推着国家治理的改革。
三、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治理现代化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所谓渐进式的改革,指的是领导人在推动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并不是从改革伊始就设计好一套完整而细致的改革蓝图,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不断地试错和改进,逐步确立合适的改革目标并付诸实施。
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目标的确定是一个不断学习过程的产物,政策的实施同样需要根据改革所面临的环境而加以推行。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渐进式改革无疑更加符合人类理性认识的特点,因而更加适合于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就人的认知能力而言,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从开始就能够预期到其后的各种问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从改革伊始就设计出完整而细致的改革蓝图在其后的实施过程中必将面临着各种难题。比如苏东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由于依靠这种按图索骥的所谓改革蓝图进行,其结果导致了经济的巨大混乱和政权的瓦解。而中国由于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避免了经济的动荡,并成功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中国治理转型的过程同样是遵循着渐进式的改革模式。
在改革伊始,邓小平等领导人并没有对于毛泽东遗留的政治体制进行全盘的否定,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体制的弊端进行了客观的评估,对体制的优势也予以确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治理现代化经历了三个重心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而言,我国治理现代化经历了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政治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适应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另一方面也深刻体现着领导人所遵循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哲学,反映了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上世纪末,我国以服务经济改革为重心实现治理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启动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
在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逐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此为中心,我国的治理现代化在这个阶段也以服务于经济改革为中心得以展开。在这个改革阶段,治理现代化的内容包括了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构,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将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基础。
1956年,党的“八大”科学而准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论断,但是之后由于领导人对于国内外发展形势的误判,将阶级矛盾作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为此,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在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接近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首要的工作就是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重新将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的中心任务。可以说,这些改革实践塑造了新时期治理现代化的观念基础。
其次,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破除妨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随着我国将建设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尽快进行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以此为中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1980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可以说,邓小平的讲话深刻而尖锐地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也为之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此后的改革中,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包括了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了干部退休制度;改革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实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同时向地方政府大幅度分权;面对市场经济的兴起,积极进行行政体制的改革,增设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新机构,以应对市场发展的需求。通过这些改革举措,我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体制的保障。
第二阶段涵盖本世纪初十年时间,我国以增强社会服务职能为核心实现治理现代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转的成熟,构建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服务与管理体制成为新世纪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层面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比如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贫富分化的现象出现,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等等。如何有效地化解这些问题成为治理国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进入新的世纪,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增强国家的市场监管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为主线而展开。市场经济的兴起意味着政府角色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经济活动的监管者。角色的转变意味着政府治理方式也要发生相应的转变,政府需要改变自身介入政治的方式,将市场监管作为治理经济活动的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导致了市场交换逻辑渗入到社会领域,为此国家将公共服务职能作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增强了再分配职能,逐步构建了全面的社会福利体制,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这包括了城乡合作医疗体制的构建,失业保险、社会救助体制和最低生活保障体制的完善等方面。
第三阶段以“十八大”的召开为标志,我国启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治理现代化过程。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心将以政治体制转型为核心。近年来,这方面的改革尝试已经展开,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增强民主参与。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民主参与水平的提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代政府治理活动中,充分发挥公众的参与意识,提升民众的参与水平是政治治理活动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实践角度看,我国在治理活动中普遍存在着公民参与意识低下,公民参与程度不高的特点。为此,如何进一步增强民众的参与意识和水平是未来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其次,增强问责制。随着经济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化,国家治理活动中涉及到大量的决策问题,因此,国家在治理活动中要对于自身决策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及时而有效地满足公民的利益诉求,是评价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责任性的实现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治理的改革。在政治体系的内部,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实现对于政府治理的责任性。这些制度创新包括:预算公开制度,重大决策的协商制度,行政责任的追究制度等制度。在政治体系的外部,政府治理的实现则需要依靠公共舆论的监督机制,社会团体的监督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机制。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验来看,增强问责制是实现善治的重要举措。
最后,进一步落实法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在国家治理的活动中,能否遵守法治原则是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随着我国法律的不断健全,进一步推进法治的实施将成为未来治理的重心。
四、治理现代化的民主逻辑:中国道路的探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稳定团结和政治的和谐有序,其中治理现代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认为,分析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就的原因,就需要全面剖析治理现代化的改革缘起、政策选择和绩效评估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入地总结中国成功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人民民主构成了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逻辑。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历程看,不断实现民主是历史的总趋势。政治学家蒂利精辟地总结道:“民主本身是一种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让某一政权下的人民以集体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总之,它使普通老百姓免受在大多数政权中流行的暴政和社会混乱之苦。而且,在大多数条件下,它意味着更好的生存条件,至少当它涉及诸如教育、医疗保健和法律保护时。”
从政治学理论上讲,民主与善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关系,而只有将民主的理念贯彻到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善治才能够实现和发展。
具体到中国而言,我国始终将民主的理念和制度设计融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通过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来完善现有的模式,达到最佳的治理绩效。这一过程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上,坚持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水平。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是治理模式变革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从国情出发,把坚持和推进人民民主作为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性理念。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据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理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十二大”提出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到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基本路线的提出所遵循的精神就是实现人民民主的理念。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治理目标。回顾历史不难看出,尽管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目标,但是这些不同目标的共同价值根源都是人民民主。
其次,在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层面,确保人民民主的落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进行制度设计的根本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方面始终把民主作为制度选择的依据和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的治理模式或方法的调整,这将导致传统利益格局的变化。因此,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将体现着治理现代化所秉承的理念。中国治理现代化采取了一种增量式的制度设计,即一方面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治理手段和模式,另一方面在现有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开发和拓展新的治理方式。
换句话说,一方面我国积极确保治理的存量;另一方面积极开发治理的增量。在存量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制度安排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这些制度在表达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化解人民群众利益矛盾、推进人民群众利益整合等方面的功效。这些制度功能的发挥保证了治理转型的存量。在增量方面,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利益格局的日趋复杂化,国家适应新的形势也在不断进行着制度创新,推动治理的增量改革。这包括创设了新的民主参与形式,比如村民自治制度、社会自治制度等。这些制度创新适应了新的发展形势,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治理转型。
最后,在治理现代化的绩效评估方面,将广大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和评价依据。国家治理的评价问题涉及到国家治理为哪些人服务的根本政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把是否实现了人民民主,是否维护了人们利益作为评价治理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常重视民主,他曾经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在改革绩效方面,邓小平提出评价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其中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重要内容。换言之,人民群众是否受益是评价治理绩效的根本依据。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包括“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论断。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重要思想。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来看,我国在以上三个方面都积极坚持民主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现代化可以总结为民主式的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根据发展形势的需要,积极进行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可以说,治理现代化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民主治理可谓是治理现代化的最根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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