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和实施调节的领域,只应由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来履行职能。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才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现实的问题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恰恰在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边界内积极干预,即积极介入,甚至过度介入;另一面,本应由政府积极干预的社会正义领域却职能严重缺位。这无疑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职能错位”。
本文探索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服务型政府是有限政府理论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以宪政为制度约束,可以更为有效减少政府权限的滥用。
一、服务型政府的宪政理论基础
在现代意义的国家中,宪法是一种约束国家权力的“硬约束机制”。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契约论观点。“政府权力是公民基于对政府的信任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或者是全部权利让渡给政府,以保障自身权利的实现。当政府权力违背公民意愿时,公民有权利推翻政府”。这种有限政府的理论为后来的政府权力的宪政制约作了理论预设。
二是:权利制衡理论。“在典型的市场国家中,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被严格界定,应该说是政府权力被双重制度约束的结果。一方面受宪政的法律制度性制约;另一方面受完善成熟的市场制度制约。宪政并非在抽象和一般意义上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而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制约”。正如习总书记“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强调的就是制度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宪政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为市场主体、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基本关系框架提供了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制度保证”。
三是:“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是自私的,个人在参与社会实践中,趋向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就有利于解释为什么政府治理中容易出现腐败,权力寻租等问题。所以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做好事,不能寄希望于人的自觉性,而要用宪政制度的框架来约束人。
二、政府权力宪政制约问题思考
问题一:如何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可见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是改革。经济学家张卓元认为:“政府应当从介入过深的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主体多元化导致信息网络化,信息层次化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掌握市场运行的全部信息。改革必然会伤及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政府放权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永恒的问题。列宁提出了这个问题,100多年了还没有答案,在这种权力困局中,改革者应该怎么办。政府应该坚定改革的信心与决心,通过制度构建,约束既得利益者权力,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坚持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不动摇。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应有效的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政府不准追逐利益,李克强总理指出:以后地方政府不能办企业,在一些原有的行业要采取“国退民进”,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机制,降低微型企业的注册资本限额。
问题二:企业能否承受政府所让与的权利。政府放权必须考虑当前中国企业是否有承受能力。例如:民营企业、社会团体能否合理的运用这些权利,也是改革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社会治理,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表明中国正在构建公民社会,只有公民有权利意识,才会成为社会中改革的动力;民营企业只有在市场中获得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待遇时,才会有竞争力,中国制造才会变成中国创造。
三、突破改革不良循环之瓶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试错-纠错-改革”困局。究其原因,国家在每一次改革中都在经济利益、资源配置中占有绝对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使得在“改革”之初就已经陷入了误区。
首先:宪政体制构建。“政府权力约束依赖于确定的制度来实现,即宪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提出了内在要求,政府在经济社会中要懂得克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行为是在权力的框架内运行的,有限政府功能,既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
其次: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化、法制化、辩论化。公共政策在变成实际操作的具体事项前,必须经过利益攸关方参与辩论,这样才能增加政策的科学性,减少实行的阻力,从而避免政策偏差,克服“试错-纠错-试错”的困局。
最后: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在市场中占据大头,这是政府改革的前瞻性所在,政府必须落实到实处,而不应成为一句口号。
参考文献:
[1]<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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