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戏剧文学的地位一直比肩着诗词，在现在看来，其影响甚至浸浸然有超越之势。原因在于发始于元杂剧的戏曲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叙事文学第一次占据了主导地位。元杂剧是戏剧史上第一次戏曲文艺的大丰收，也是俗文学第一次的大丰收。它拥有最广大的受众者，是当时和它产生后最为流行和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代表着社会良心和责任的知识精英大部分都裹挟了进来，这一方面促使戏曲文艺急速成熟，另一方面也使戏曲的关注点散射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人与事都纳入了戏剧之中。其中饱含着这些精英们对于社会的观照、感受、理解与思考。这也形成了戏曲双重的品质，既富有娱乐功能，又附带着教化功能。在影视发达的今天，它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大的消费市场，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它，并挖掘其中所蕴藏的正能量，在继承传统文化优秀的基因中为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做出贡献。
元杂剧虽然因为微贱的出身保存至今的剧本仅有一百六十余本，远不及诗词的数量庞大，然而因为它的体制，它包容的社会信息量是巨大的。诚如元代的胡 所言：“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之厚薄，以致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俗，语言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
①在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中也曾为它分为十二类，后来的学者也进行过大量的分类工作。当今时代，我们倡导的社会主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起来讲，在国家层面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就是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就是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了挖掘其中的正能量，这里可以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一一进行对照检查。
富强即国家的富裕强大，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发展、幸福生活的根基，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不变的追求与梦想。元杂剧中马致远的名作《汉宫秋》就用汉元帝与昭君的爱情悲剧深刻揭示了这一点。剧中把汉和匈奴的关系写成衰弱的汉王朝为强大的匈奴所压迫；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写成毛延寿求贿不遂，在画像时丑化昭君，事败后逃往匈奴，引兵来攻，强索昭君；把元帝写成一个软弱无能、为群臣所挟制而又多愁善感、深爱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结局，写成在汉与匈奴交界处的黑龙江投江自杀。这样，《汉宫秋》成了一种假借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虚构的宫廷爱情悲剧。马致远何以不据史传为本直接引据而要间接改编呢？
罗锦堂先生认为这正是“元代历史剧真精神真面目之所在”,并指出它是“作者身处乱世，愤世嫉俗而玩世不恭，故为荒唐谬悠之说，以泄愤寄慨”的产物。解释曰：“马致远，生当元初，睹南宋之见灭于元，皆文治不修，武功不振之故；而又身受蒙古人之压迫，一腔愤恨，无从发泄，乃借王昭君之事以叙其胸臆。作者自居于汉元帝之地位，以天子之尊，而不能保其所爱，拱手送人，于痛处下针砭，语重心长……所变更者：元帝未尝前见昭君，而剧文则谓既已见之，复又幸之矣。盖藉此以强调割离之痛，和番之辱也。昭君嫁单于，生有子女，而剧文则谓其投水自尽；呼韩邪实以郅支既诛而求亲于汉，剧中则谓其国力强盛，汉不能敌。盖不如此，不足以发泄弱国小民之满腹牢愁也。”并言“元剧作者，往往如此，若必执正史以责其谬，迂矣”.②罗先生的提醒，无疑是要我们注意《汉宫秋》真正的意蕴与精神所在：若“文治不修，武功不振”,则弱国小民，备受欺凌。
国家层面的民主实与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互为支撑，没有了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就谈不到国家层面的民主。就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而言，则平等实为自由的基石。元杂剧因为产生于蒙古族推行民族不平等的元代，再加上阶层的划分与阶级的压迫，所以于平等、自由有着切肤感受的剧作家，更有着在剧中一吐块垒的创作欲望和激情。而通过观剧，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会深植于深受感染的观众心中。元杂剧中有一系列的公案戏，如《鲁斋郎》《陈州粜米》《蝴蝶梦》《生金阁》等。
其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权豪势要，鲁斋郎、葛皇亲、刘衙内、庞衙内就是他们的代表。《生金阁》中庞衙内上场白就放言：“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只我有权有势庞衙内。小官姓庞，名 ,官封衙内之职。我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个苍绳相似。”
③这些权豪势要可以随意地霸占别人的财物、妻子，可以随意地杀人害命，其根源在于他们享有封建特权，他们与无辜的普通百姓在同是人的层面上是不平等的。这样就不难理解《望江亭》中何以谭记儿失去了跟白士中自由结合的权利，他们要结合就首先要从杨衙内的剑下解救出白士中的性命，这实在是一出含泪的喜剧。这些剧目表面是对清官的褒扬和平民智慧的赞美，而彰扬的根本则是对特权的抨击、平等的呼唤和自由的渴望。
和谐，就广义上的理解，其与文明是具有因果关系的。随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的进步，国家才能够渐至和谐，和谐实际上就是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社会层面的平等、自由、公正、法制，以及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在具体操作上为达到这一追求而服务。此处仅就国家层面上狭义的和谐概念对元杂剧进行观照。《单刀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剧中关羽为国家的安定大局，单刀赴会，其英雄气概，千年而下，遐想即令人豪气干云、血脉贲张。然而追索其勇气自何而来发现，除开他本身所具有的英雄气质，他对于历史、战争的思考和儒家民胞物与的朴素情怀，才是根本的原因，而此剧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因素也肇始于此。最脍炙人口的【双调·驻马听】一曲中正末（关羽）唱曰：
水涌山迭，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带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④在慨叹破曹英雄、盟友已经魂飞烟灭的同时，感伤国家间对垒的持续、和谐局面的难觅。
这里没有对与错，只有英雄鲜血的流淌。沉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诗句，不由让人百味杂陈，感念和谐之可贵。
《渑池会》亦是家户俱知的名剧。它既讲述了国家间关系总以和谐为上，武力为下的故事，又兼及国家的柱石---影响国家安危、社会安定的文武首领之间也要和谐的主旨。剧中文臣蔺相如深知“一日干戈动，十年不太平”的道理，战端一启则“商贾每阻了行旅，庄农每废了耕织；将他这仓廪耗散，府库空虚，士卒疲弊”,所以他不顾个人安危，独自捧璧入秦、智赴渑池之会，不是为了“封官赐赏”,而是要“救苍生之苦”,“恐怕士马相残，庶民涂炭”,为了国家社稷。屡立大功后，蔺相如官封上卿，廉颇心中不忿，纵使人殴打相如，即便如此，他也不愿与武将廉颇内斗。吕成转述他的话说：“今秦国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我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⑤这就是后来人改编宣扬的《将相和》。
社会层面的公正与法制实是国家层面文明的具体体现。封建时代的王朝中，元代当为吏治最为黑暗的时期，所以普通民众对于公正、法制的渴求与追寻，剧作家对于公正、法制的感受与盘问就集中地体现在公案戏中。
《灰阑记》中的太守苏顺，做官的信条便是：“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以至于百姓赠以“模棱手”的雅号。⑥吏治腐败最为显着的现象就是具体办案的“吏”阶层的出现与表现。《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中六案都孔目岳泰云：“俺这为吏的，若不贪赃，能有几人也呵。” 为了陷害微服私访的韩魏公其与张千有此一段对话：
正末（岳泰）（云）张千，休教走了这老子，等我慢慢的奈何他。
张千云 哥哥，他诸般儿当诸般儿做，你可怎生奈何他？
正末云 你说我奈何不的他？我如今略说几桩儿，看我奈何的他奈何不的他！
张千云 哥哥，你说我听。
正末唱 【金盏儿】他或是使斗秤拿个大小，等个低高，（云）我禁的他么？
张千云 他不卖粮食，开个段子铺儿，你怎生禁他？
正末云 更好奈何他哩。（唱）或是他卖匹拣个宽窄，觑个纰薄。（云）我奈何的他么？
张千云 他也不做买卖，每日闭着门只在家里坐，你怎生奈何他？
正末云 我越好奈何他哩。（唱）或是他粉壁迟，水瓮小，拖出来我则就这当街拷。
张千云 他城里也不住，搬在乡里住，你怎生奈何他？
正末云 我正好奈何他。（唱）便是他避城中居乡下，我则着司房中勾一遭。（带云）他来的疾便罢；来的迟呵，加上个‘顽慢’二字。（唱）我着他便有祸，（带云）他依着我便罢；若不依我呵，我下上个‘欺官枉吏’四个字。（唱）我着他便违条。（带云）这老子是下户我添做中户，是中户我添做上户的差徭。
（唱）我着那挑河夫当一当，直穷断那厮筋；（带云） 我更狠一狠呵，（唱）我着那打家贼指一指，（带云） 轻便是寄脏，重便是知情，（唱） 我直拷折那厮腰。
张千云 哥哥，你这样做就没官府了。
正末云 且莫说是个百姓，就是朝除官员怎出的俺手？
⑦罪名就这样在秉持法律与公正的污吏手中罗织出来了。再加上由“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问讯理念派生的各种刑讯逼供，人间的公正与法律的尊严就如镜花水月一般难觅踪影了。
在此类剧目中，唯一的曙光就是清官与能吏的出现，比如包拯、王修然、张鼎等。但他们是皇帝的代表，都“奉圣人的命”、“采访下情”、“体察滥官污吏”、“随处审囚刷卷”,具有势剑金牌，可以先斩后奏，依据的仍然是“无私”、“无亲”的王法。可是“这个理想国是一个超阶级的国家。作者是按照超阶级的国家观创造出来的。因而，这个理想国，只能是一朵根植于现实土壤的不结果实的花”.
⑧然而，这其中体现的对于主持正义、公正无私、为民请命、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的精神的歌颂，却是现实中人民的要求和爱憎的反映，自有其光辉灿烂。岳伯川借剧中人孙福之口曰：“人道公门不可入，我道公门好修行。若将曲直无颠倒，脚底莲花步步生。”⑨就是对于公正、法制社会的渴望与期许。
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具体而微的道德规范。封建社会讲求三纲五常，也是着眼于人的道德品性。身处乱世中的文人，既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道义，又感受着时代激荡的风云，所以元杂剧就成为他们战斗、宣泄、激扬、批判的阵地，于中充溢着的是对于美德的宣扬和反道德的抛弃。《单刀会》中的关羽、《渑池会》中的相如、《霍光鬼谏》中的霍光、《周公摄政》中的周公，都是爱国者的代表，是作者宣扬的对象。尤可注意的是郑廷玉的《楚昭公疏者下船》，其中虽然写到了兄弟、夫妇、父子之情，但申包胥那种执着的、复兴国家的精神无疑给人更为深刻的印象，应是作家的着力之处。
古代社会，自给自足，民众按职业基本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元代虽然较为复杂，但无非是这四类的扩展而已。士阶层“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途径，已被打破，元杂剧中表现的官僚已经是昨夜星辰，显得遥远而陌生，所以谈为官之道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农工阶层，作为职业在元以前的文学中似乎都没有作为过主体，敬业也就无从谈起。倒是商人阶层，在元代蔚然勃兴，在不少元杂剧中留下了鲜明的敬业的商人形象。着名者一为武汉臣《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中的刘从善，一为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中的东堂老李实。剧中讲述刘从善经商的历程：（正末唱）【正宫·端正好】则被你引的我来半生忙，十年闹，无明夜攘攘劳劳。则我这快心儿如意随身的宝。哎，钱也，我为你呵，恨不的便盖一座家这通行庙。
【滚绣球】我那其间正年小，为本少，我便恨不的问别人强要，拚着个仗剑提刀。（卜儿云）咱人父南子北，抛家失业，也则为这几文钱！（正末唱）哎，钱也，我为你呵，也曾痛杀杀将俺父母来离，也曾急煎煎将俺那妻子来抛。（卜儿云）老的也，你走苏杭两广，都为这钱。
恨不的你死我活，也非是容易挣下来的！（正末唱）哎，钱也，我为你呵那搭儿里不到，几曾惮半点勤劳？遮莫他虎啸风 律律的高山直走上三千遍，那龙喷浪翻滚滚的长江也经过有二百遭。我提起来，魄散魂消。⑩东堂老李实评说道：“那做买卖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当赌，汤风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风怯雨，门也不出。所以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只子贡善能货殖，遂成大富。怎做得由命不由人也。”
刘从善说辞中均道出了经商所必须的敬业精神，除了辛苦，还要担惊受怕，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李实更道出了商人还应具有的不信命的信念，这是十分可贵的。
诚信是人类的普遍道德要求，自古以来全民遵守的信条，适用于指导生活的众多方面。
在杂剧中更是弘扬的主题。《东堂老》中，扬州富商赵国器，看到儿子扬州奴不成器，临终把五百锭大银和儿子托付与好友，人称东堂老的商人李实，东堂老本以“才德俱薄，又非服制之亲，当不的这个重托”,无奈赵国器竟挨着病，向他跪了一跪，东堂老只得应承了。后来扬州奴果然败家，经过艰辛，浪子回头，东堂老才把账目财物，一一交割，尽显世间志诚人---这是商人的诚信。
宫天挺《死生交范张鸡黍》中，范式与张劭有九月十五的鸡黍约定，可是张劭先死，托梦给范式，等其主持丧礼方能安葬，范式仅凭一梦，即不远千里，风霜而来，体现了“二十年死生交同志友”之间诚笃的信任---这是朋友的诚信。
萧德祥《杨氏女杀狗劝夫》中，哥哥孙荣结交了俩个狗肉朋友，虽然酒酣耳热之际，有“三人结义做兄弟，似刘关张一般。只愿同日死，不愿同日生。兄弟有难哥哥救，哥哥有难兄弟救，做一个死生文书”的说辞，但所谓的朋友，危难之中，对他弃而不管；生死关头，各奔前程。
而平日里看不上眼，非打即骂的弟弟孙华则顾念着一母同胞之情，兄弟手足之义，愿意为他赴汤蹈火、甘受刑戮---这是兄弟的诚信。
元杂剧通过各种故事的演绎，通过各色人等的表现，在褒扬中宣传诚信，在鞭挞中谴责伪善。
友善是人与人交往中的一种态度，亦即友好善意地对待他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它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增进人际的友谊。元杂剧中也多有体现。张国宾《相国寺公孙合汗衫》即是一部对于乐善好施，急人危难的精神的赞歌。剧中讲述了南京人金狮子张员外张义，接连救助了俩位穷困潦倒之人，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最终全家团圆，获得善报的故事。通过戏剧，殷殷地告诫世人，“哪里不是积福处”,即使对于那些囚锁缠身、不得风云、困在埃尘之人，也要尽力救助。并通过对于如张虎一般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之徒的痛斥和鞭挞，要求民众以“一饭莫忘怀，睚眦休成忿”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尚仲贤《洞庭湖柳毅传书》中，柳毅落第归来，心中尚自懊丧不已，但是当听闻了龙女三娘悲惨的遭遇，看到其风吹日炙、折到憔悴的容颜，却难觅捎寄家书之人时，当即不顾“水路上风波恶，旱路上程限紧”,愿意受辛勤，为其奔波。并云：“我乃义夫也。闻子之言，气血俱动，有何不肯！”
最终使龙女三娘脱离苦海。这其中也体现着对于与人友善精神的赞美和褒扬。而郑廷玉的《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则是对为富不仁、悭吝成性，反友善道德之人的谴责与讽刺。剧中贾仁，想到“那等骑鞍压马，穿罗着锦，吃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我贾仁也是一世人，偏我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起的，无那晚夕的，烧地眠，炙地卧”,于是向神灵抱怨。并真诚地许诺：“但有些小富贵，我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可也舍的。”当神灵借来周荣祖家的富贵，让他掌有二十年时，他却“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悭吝苦 ,“若有人问我要一贯钞呵，哎呀，就如同挑我一条筋相似”,落了一个“悭贾儿”的名号。当穷困潦倒的周荣祖被迫卖孩子时，他竟然心生奸诈，图赖人家的恩养钱，仅付一贯钞，而这“便买个泥娃娃儿也买不了的”.最后，贾仁仅仅做了二十年的看钱奴，全部财富又归了周家。这种辛辣的批判，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元杂剧中还有更多的值得挖掘的传统美德，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补充。如刘唐卿《降桑椹蔡顺奉母》中对于孝道的宣扬；秦简夫《宜秋山赵礼让肥》中对于手足之情的赞美；无名氏《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中对于夫妻深情的褒奖；张国宾《薛仁贵荣归故里》中对于自强不息的鼓励；李直夫《便宜行事虎头牌》中对于公私分明的彰扬；狄君厚《晋文公火烧介子推》中对于人格独立的钦佩；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中对于反抗精神的歌颂；包括众多爱情剧如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白朴的《裴少俊墙头马上》、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郑光祖的《迷青琐倩女离魂》等对于美好爱情的勇敢追求……可以说，元杂剧是传统美德取之不尽的宝库。
当然元杂剧毕竟产生于近千年以前的时代，许多观念都打着深深的时代印痕，有着阈限性，但其能够作为美德传承下来，说明了它包含着全人类的共识与追求，并且在其不断的搬演过程中、在与观众的交流过程中、在广大戏剧创造者不断的改编中、在时代的变迁中其内涵也在发生着改变、丰富与延伸。2 月 17 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讲话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文史工作者在元杂剧的研究中既要注意善于挖掘有当代价值的美德，又要注意鉴别、辨析其中的精华和糟粕，这样才能达到“古为今用”的研究目的，让具有情感教育与沟通功能的元杂剧更好地负起“高台教化”的责任，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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