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视，将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对于样板戏40年的研究，众学者或从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政治背景出发，阐释样板戏出现的历史动因与建构过程，如学者王锤陵认为样板戏的形成除了与当时左的政治思想路线有关，还从20世纪中国戏剧史内在逻辑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京剧样板戏是粗暴与保守的论争与特定历史环境相互融合的产物。
或从具体的文本入手，借用西方话语理论进行研读。如学者吴迪从叙述机制和叙述模式的角度对样板戏电影进行了解读。本文将以湖北恩施土苗自治州的野三关镇为例，从传播学的视域，通过对样板戏在“文革”期间野三关镇的传播方式、传播特点、传播背景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乡镇文化建设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互动关系。
一、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野三关文化空间透视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1955年提出“文化生态”这一概念，强调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作用，指出不同文化的形成是民众对环境适应的不同创造性过程。野三关的民间文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生态中形成的呢?
1．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地处武陵山，北临三峡、神农架，南濒清江、武陵源，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境内有支井河、鱼泉河、泗渡河、苦桃溪、两岔河五大水系，理论电能达5万kW。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原煤、煤矸石、铁矿、石灰石、锰矿、冰洲石、紫砂土等。
境内自然景观奇特，铁场荒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近5万亩，最高海拔1854m，年均气温10℃，属鄂西南的高寒地带，素有“南方林海雪原”之称。2011年5月23日，《光明日报》采访团四名记者曾来此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实地采风，他们认为，野三关是藏在深山的一位“靓女”，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并在8月1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载《野三关之路》，盛赞野三关是中国的“达沃斯”。
2．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资源
雄踞蜀道第一关的巴东县野三关镇，不仅自然资源得天独厚，还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镇。早在秦汉时期，巴人就在此形成了稳定的活动区域。野三关居民大部分为巴人的后裔土家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合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地域文化，如撒叶儿嗬、哭嫁、正月十五赶“毛狗”、五句子歌、唢呐等民间吹打乐以及住吊脚楼、喝罐罐茶等，充满着浓郁的土家族文化气息。1992年，野三关被录入《中国著名乡镇》丛书，并先后被文化部命名表彰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质资源，培育了土家族心胸开阔、善于学习的民族特性。随着中原农耕文化的传入，土家族文化中又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因子。北宋宰相寇准任巴东县令时，曾在这里劝农弃猎从耕，教唱《劝农歌》，人们为了纪念他，特意修建了一座劝农亭。这里还有义门九代屋场遗址。九代屋场因九世同居而得名，据田氏谱载及当地的民间传说，四世祖田思全执掌家政，倡导礼义仁智、诚敬孝友之家风，动物受其熏染，灵效于人，故有“家畜十犬同牢，一犬不至，九犬不食”之佳传，宋仁宗降旨钦封义门牌坊，御题楹联嘉勉之，由此得名“义门村”。
可见，中原汉族文化的因子已深深融入土家族文化。
到了明清之际，“湖广填四川”使得大批外地人口在野三关落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文化在小镇汇集。几千年的文明造就了丰富的文化，不仅给后人留下了蔚为可观的文化遗产，更留下了属于这个地域民族自身的记忆。数千年来，这里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相融相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民族纷争，共同创造出多姿多彩的民族区域文化。
3．历史悠久的教育传统
野三关虽地处深山，但自寇准劝农后，农耕文化在此生根延续。山路崎岖，却地处交通要塞，为躲避战乱或自然灾害，南来北往的人口在此汇集，野三关老街在新中国成立前店铺林立，小商品经济颇为活跃。农耕文化的延续，外来文化的融入，小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这个地处僻远的乡镇既有包容一切异文化的胸怀又有开阔的视界。乡镇虽小，却一贯注重教育。辛亥革命前以私塾为主，辛亥革命后，培育了无数人才的野三关小学成立。抗日战争期间，武汉中学又一度迁至野三关，不仅输入了新的师资，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也让野三关的教育从小学延伸到了中学，培养了更多素质较高的人才。
二、样板戏上演前的政治宣传
“样板”一词，最先出现在1965年3月16日的《解放日报》。1967年5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将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称为八个“革命样板戏”。经过全国的政治风向标———两报一刊的宣传，样板戏开始在全国各地上演。野三关虽地处偏远的鄂西山区，样板戏同样迅速地取代了原有的民间文化，这与“文革”前的政治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政治宣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巩固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中国传统治理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并形象地称之为“双轨政治”。历代王朝都是将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经过各地各级的行政管理机构延伸到广大农村。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基本掌握在乡绅手中。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我国国家性质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乡村社会的整合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1958年，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国家开始通过人民公社体制试图把任何社会的、民间的力量都纳入自身的统一的支配之中。国家力量通过县、乡基层政权和中共农村基层组织，将其权力延伸到了自然村，并运用各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手段高度集中地控制了社会资源及其流动，使国家力量在农村得到加强与巩固。
新中国成立后的野三关同全国其他乡村一样，进行土地改革，成立农村公社，国家力量在野三关得到加强和巩固。
2．乡镇新一代文化精英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传播主体
新中国成立前野三关的店铺、土地主要集中在谢、王等大族乡绅手中，每逢红白喜事，乡绅会请端公、道士、儒士到家念经做道场，农忙时，请薅草锣鼓田间助兴。过年玩龙灯、舞狮子、唱堂会等民间娱乐也大多由乡绅出资捐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力量借助反复的政治活动和宣传，把农民的思想高度统一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新一代文化精英成为野三关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传播主体。
新一代文化精英主要由回乡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等组成。20世纪60年代，国家受到三年大旱灾的严重影响，工厂、学校、机关大量精简。一部分在外地读书和工作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回到野三关，这些知识青年向野三关区公所申请成立“野三关园林场”。他们以园林场为活动中心，成立了业余剧团。
在访谈当时的业余剧团队长周公时，他回忆道:我们当时有30多人，乡镇领导给我们拨划了100多亩山林，我们怀着绿化荒山的理想和热情成立了园林场。我们以园林场为主，自发组织了业余剧团。业余剧团由野三关区委领导，区委宣传委员参加节目的审定和安排演出。区长、区委书记都亲自参加文艺晚会的服务工作。
周公，高中毕业，因根正苗红，能歌善舞，大家推举他为剧团队长。总编导谢公，恩施师范毕业，负责剧本的写作和节目的编排策划。编导之一侯公，野三关文化站前站长，初中毕业，会作曲、拉奏二胡。他们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乡镇新一代文化精英，成为野三关民间文化的传播主体。他们中间成分各异，有的是贫下中农，有的是地主子女，在区委会的领导下，都把宣传社会主义新文化当作自己的责任。
3．乡镇新一代文化精英是报刊等大众媒介的主要解读者
乡镇新一代文化精英对报刊等媒介的解读，一方面是通过读报的形式，70来岁的张伯回忆:“当时三五家农户组成一个小组，文化站提供报纸，读的有《人民日报》，还有省州县的党报。内容都是由文化站指定的。只要中央有会，大家就聚集在某农户家里，边一起干活，边听有文化的人念报纸。”文化精英通过读报的形式将党中央的会议精神直接讲述给其他民众听，其中，还伴随着他们自己对报刊的解读。
另一方面是组织业余剧团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寓于娱乐之中传递给民众。“我们当时都是一批怀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我们宣扬的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对一切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都是持批判态度的。”谢公在提及当年组织业余剧团的事时非常激动。乡镇新一代文化精英接受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并自觉地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宣传者和鼓吹者。他们编排了话剧《清江壮歌》，歌剧《箭杆河边》《焦裕禄》，还有歌舞剧，基本都围绕着阶级斗争，以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
这些话剧、歌剧的剧本有的是根据小说、杂志改编，有的是结合当时报刊内容进行的即兴创作。
业余剧团除坚持平时每周一次的文艺汇演，进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还在文化站停办后自发组织春节期间的灯会。“文革”前基本每年都玩灯，节目形式、曲调与新中国成立前差不多，如花鼓子戏、玩龙灯、划采莲船等，但唱词发生了改变，男欢女爱的情爱唱词减少，大多被剧团编导根据学习报刊、小说的内容改成宣扬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唱词。
三、样板戏的传播方式
经过“文革”前期乡镇新一代精英的政治宣传，此期间的民众都具有极强的革命热情，演样板戏是光荣的革命任务，观看样板戏也成为人们自觉接受革命教育的方式，演样板戏、看样板戏成为乡镇民众唯一的文化生活。此期间样板戏的传播方式呈现出以下特点:
1．业余文艺宣传队:样板戏初期传播的主要方式
“文革”期间，野三关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战斗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砸、抢、批、斗以后，造反派执掌野三关红色政权的领导权，成立了野三关区革委会。伴随区革委会组织的成立，野三关业余剧团解散。春节期间的玩灯，平时逢结婚生孩子等喜事时的打花鼓子、二人转以及老人去世时跳撒叶儿嗬等民间传统文化都停止了，业余剧团宣扬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每周演出也取消了。所有的文艺活动都围绕样板戏进行。“文革”初期剧场演出和巡回演出等专业性演出队伍主要是在大城市进行，野三关样板戏的传播主要是依靠区革委会组织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进行演出宣传。
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主要从巴东二中、野三关小学、野三关卫生院和一些机关单位调集。访谈中得知参与样板戏演出的演员出身成分各异。各单位业余文艺宣传队挑选演员的标准是既具有一定文艺才能，还要和剧照上的演员长得比较像。虽然对演员资质有挑选，但参与人员的出身成分却相当广泛，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其他人都可以参与。
在对部分当时没有参与样板戏的人进行访谈时，有人提到是因自己家庭成分不好。如谭家村的某女老师谈道:“成分好的人喜欢演样板戏，也喜欢看样板戏，我是臭老九子女，没有演过样板戏，也不敢演，怕演得不好，会被人打小报告。”但这种因家庭成分不好而没有参与样板戏演出的大多是个人心理原因，从整个乡镇社会氛围来看，阶级矛盾已经转为不同派系的冲突，样板戏演员的挑选并不以阶级成分为重。样板戏演出人员参与的广泛性为样板戏的迅速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
业余文艺宣传队每天组织排演《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大型革命样板戏，每逢乡镇重大政治活动时，业余文艺宣传队就以巴东县二中或野三关小学为文化空间搭台演出。除此之外，业余文艺宣传队还在其他地区巡回演出。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是样板戏传播初期一个不可忽视的传播方式。
2．样板戏演出本:样板戏得以传播的重要工具
为了保持样板戏演出的“完整”性和“标准化”，出于对众多地方演出团体的复制水平的担忧，由国家出面，为每一台样板戏出版了一部内容极其详尽的供复制演出需要的样板戏演出本。参与样板戏演出的韩公的回忆也说明了当时图书是样板戏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当时教我们样板戏的有省艺术学院下放的老师，还有中学的音乐老师。有专门的样板戏剧本，舞台道具有什么，里面附有乐谱，怎么跳，动作怎么样，老师照着剧本教，我们跟着老师学。”当时的演出本除了有剧本、主旋律乐谱外，还有大量的彩色剧照、详尽的舞蹈动作说明及图示，以及人物造型照、人物造型图、舞台气氛图、舞台平面图、布景制作图、道具图及道具表、主要道具制作图、灯光布光图及灯光说明表、舞台效果图等。据统计，“1970—1975年，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样板戏、书刊，累计印数达三千二百多万册，各省的加印不包括在内”。
在人人以唱样板戏为荣的年代，样板戏演出本等书籍在没有剧院、没有专业演员的偏远山区成为人们学习样板戏必须借助的工具。
3．样板戏电影:推进了样板戏的广泛传播20世纪60年代初期，野三关成立了农村电影放映队。电影经费由区乡政府包场，电影在野三关小学的操场放映。样板戏电影在野三关的放映基本和全国其他地方同步，大致在1972年前后。问及看样板戏电影的感受，好几位老人都很兴奋:“那时候没什么可看的，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有时在小学放露天电影，大约个把月有一次吧，大家都会提前搬着凳子去占座。好多农村的还走十多里的山路到镇上来看。”个把月才会有一次的露天电影给乡镇民众单调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新鲜的精神食粮，放映电影犹如乡镇的庆典仪式，他们以一种庆祝节日一般的心情，甚至赶上很远的路去看一场电影。老人还告诉我:“电影比宣传队演的好看多了。有时候人太多了，站在后面看不清楚，但听电影里面的人说话也很有意思的。”乡镇民众为了满足自己的文化饥渴，有时一部电影重复看多遍，很多人还会乐此不疲地从一个村赶往另一个村去看。可见，样板戏在乡镇的传播中电影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结论
第一，样板戏的全民推广不仅仅是政治强力单向推动的结果，还与那个时代特有的民众文化心理紧密相关。民众的这种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文革”前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有着紧密的关系。传播学中媒介议程设置理论认为，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承担。
在政治的推动下，大众媒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传播者，它以大众传播的形式将阶级斗争等社会意识形态传播给关心政治、关心时事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再以人际传播的形式传播给身边的民众。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相结合，“文革”前的政治宣传调动了民众极大的革命热情。
第二，全国各单位广泛地挑选演员组成样板戏宣传队，严格地以样板戏演出本为演戏剧本。电影的放映，更是以形象生动直观的形式将样板戏的内容传递给乡镇民众，大众媒介的累积性、广泛性、共鸣性的特点推动了样板戏在全国的深入传播。各种媒介的同一声音的长期宣传，赋予了样板戏突出的社会地位，为民众设置了议事日程，将民众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样板戏的演出和传播上。
第三，地处鄂西深山的野三关，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样板戏借助大众媒介的宣传在此地迅速取代原有的民间文化，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退出舞台。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大众媒介能赋予某一文化现象突出的地位，使得该文化现象广泛传播，但如果单一的声音长期传播，容易因一枝独秀、百花凋落而引起审美疲劳。样板戏从普及到退出舞台，固然有其政治因素的影响，内容的模式化、形式的单一化也是重要的原因。由此，在当今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中，要合理地利用大众媒介，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宣传、传播，让本民族民众爱自己的文化，进而自发自觉地挖掘、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民间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还要不断发展、充实，处理好文化的多样性和同一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民间文艺宣传队的作用，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结合起来，推进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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