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凤治日记》中的晚清官场演剧样貌

　　摘 要： 岭南远离中国的文化中心，清中叶以后岭南戏曲才迎来发展的高峰。同治、光绪年间，浙江人杜凤治在宦粤 14 年的日记中，较为清晰地记录了晚清广府官场宴戏及民间演剧的面貌，为我们触摸 100 多年前岭南戏曲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文献。《杜凤治日记》还以官员的视角展示官府禁戏的历史场域，重现各种禁戏指令出台和执行的始末，开显官方与文化传统、地方士绅及在华洋商等多重因素较力的隐幕。
　　
　　关键词： 岭南戏曲； 官场演剧； 禁戏； 杜凤治日记。
　　
　　一。
　　
　　近读中山大学图书馆庋藏的稿本《杜凤治日记》（ 下文简称《日记》） ,发现它较为客观地呈现出晚清广府地区官场演剧的样貌，可补古代官场演剧史料之匮缺。日记的作者杜凤治，生于嘉庆十九年（ 1814） ,道光甲辰（ 1844） 举人，卒于光绪八年（ 1882） 之后，浙江山阴人。《日记》共有 41 本，除第 2 本被跟班“失手落水”遗失外，其他都保存完整。第 41 本《闲居日记》封面钤有“张篁溪先生遗存”的方印，据此知这批日记为民国时期东莞籍学者张伯桢（ 1877-1946） 的旧藏，然入藏中山大学图书馆之始末则不得而知。《日记》稿本以小字行书书写，偶有涂改和补释（ 小字双行） ,或作者遇到心情不佳或政务繁忙，则字迹颇为潦草，辨识不易。桑兵主编的《清代稿钞本》（ 第一辑） 将之影印，题名为《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收入第 10 至 19 册。据这 10 册影印本的标页，《日记》共计 6 007 页，每页字数从三四百至五六百不等，取其常数（ 每页 500 字） ,总字数约有 300 万，可见体量之大。
　　
　　《日记》的价值还体现于它持续时间长且具连贯性。杜凤治从同治元年（ 1862） 以举人身份大挑二等，加知县，遵筹铜例捐双单月不积班选用，直到同治五年（ 1866） 才签掣广东肇庆府任广宁知县，结束了5 年的候选生涯。从这年十月抵粤至光绪六年（ 1880） 九月南雄登舟离开，杜凤治宦粤长达14 年，每日笔耕不辍，“以笔代心，重立日记”,“满怀愤懑郁憏，每于记中发之”,这 41 本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每天在官场上的各种经历及见闻。这些文字成为研究广东近代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重要文献，受到历史学者的高度关注。
　　
　　杜凤治不单深谙为官之道，对戏曲也颇为喜爱和熟悉，《日记》多记有宦粤期间观剧的见闻，然较少受到戏曲史学者的关注。杜凤治对戏曲的嗜好贯穿一生，他宦粤时追忆在老家随母亲何氏大年初一赶赴距村三里许鸡山大王庙观看神诞优戏； 后进京候选的 10 年间也没少接触戏曲，常常和友人一道看戏解闷，杜凤治在日记中说： “予在京时……大开门面，广交外官，优馆娼楼，日事笙歌欢晏，金钱如水，来去无凭”.即便是在铨选广宁知县、筹措盘费准备启行前，也常常去听京戏，如同治五年四月十三日在财盛饭店“请众友人听戏”,后应友人之请，两赴广德楼观看三庆部和春台部。启程之后，八月间过杭州偕家人进城“至金声园观剧”; 泊上海，应友人之邀登岸观剧，并记曰： “系女伎扮演，所谓帽儿戏也。前惟妓馆有之，今则居然在戏馆买（ 卖） 座公演矣。上海戏园正（ 真） 多，予以久闻帽儿戏之名，故特于蕊园请时诣观女戏，亦间有男脚，戏虽不佳，当亏他耳。皆昆腔，将晚归。”5 天后再次偕友人至“法国戏园聚美堂听夜戏”.从京城的黄腔到上海的昆戏，杜凤治都表现出浓厚的观剧兴趣，在长期的宦海生涯中历练为看戏行家。同治七年（ 1868） 七月间，时署广宁知县的杜凤治下乡巡视，在洋坡书院前泊舟，院前有广东土戏。他观后感觉行头大不及京戏鲜明，场上工夫不如京戏和昆腔，“甚无意味”.长期积累起来的观戏经验，使得杜凤治不自觉地将广府地方戏与京戏、昆曲进行比较，形成自己对于南北声腔、本地戏外江戏的艺术判断。若将视野延伸至官场，杜凤治多年来混迹宦场而养成的赏戏修养，亦如经营人脉、征输钱谷、缉捕听讼一样成为其作为基层官员必备的从业技能。从《日记》中可看到，这种修为与技能使得他在和督抚、巡按各色各等官员的戏剧娱乐交往中游刃有余，将各类饮宴演剧的公差办理得上下称赏，从而为他两次署理广东首邑优缺长达 6 年作出不小的贡献。
　　
　　杜凤治对戏曲的个人嗜好，有意无意地引导他以戏曲观众和官员的双重视角审视周边上演的各种戏曲活动。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在肇庆府的广宁、四会及罗定任上，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杜凤治对祀神演剧活动所采取的禁与不禁的微妙态度； 在长达 6 年的署理南海任上，他长袖善舞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为我们呈现出省城广州官场演剧的景像。《日记》对戏曲活动的记载持续时间长，涵盖范围广，涉及官场演剧、官府禁戏、剧种流变、戏班伶人等多个方面，为我们了解同治、光绪年间广州乃至岭南地区戏曲演进历史提供了文献支撑。
　　
　　二。
　　
　　在晚清的广府官场上，督抚各司及府县往往制造一些名目来设宴演剧。演戏的名目既要冠冕堂皇，又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认同度，最佳的状态是东主官员还能从中收获额外的物质利益，实现名利双收。如此背景下，最妥帖的名目就是为尊者祝寿，因此《日记》中所载官场演剧最多的类型就是寿戏。
　　
　　瑞麟嗜戏如命，署理两广总督长达 10 年，几乎笙歌不断。往年都以母亲寿辰的名义接受属僚的送戏，然同治十二年（ 1873） 是他65 岁生辰，在几番推辞之后，他接受了司道府县送戏三日的请求。寿戏由杜凤治具体筹办，在炮局搭台演出。事后，瑞麟对寿戏的安排表示“甚惬心怀”,认为“戏固佳，灯亦佳，菜亦佳”; 并反馈所搬演戏目《击石缘》“甚有情节”,而《白罗衫》“多费工夫”.此次演剧足显瑞麟之伪善，先是对属僚的送戏三番两次的谢拒，但众人坚持为其献戏祝寿后又深表惬意，办差的杜凤治事后感叹： “藩台必要再三做成此事，真得此中三昧，盖深悉中堂情性者也”.这次寿宴演剧突破了瑞麟一般不为自己举办寿戏的“向例”,更为重要的是前来祝寿者极多，“靡不送礼，且厚”,让嗜戏好财如命的瑞麟既有颜面又有丰厚进项，故他随后又决定假借原班伶人和原有戏台再演戏三日“还席”,答谢为他庆寿的文武官员和幕友，而一切事务和费用自然再次落到两县头上。
　　
　　既然一切开支用度和筹办事务多由南海、番禺两县承担，加之总督瑞麟开启官员竞演寿戏的风气，省城的其他高级官员如抚、藩、臬、学及海关司皆堂而皇之地相互攀比，举行各种寿辰戏宴，戏台越搭越宽敞，寿筵规模越搞越大。同治十二年正月按察使孙铸热心促办抚台张兆栋的母亲寿宴，巡抚的属官司道至两县合计后，决定投其所好以共同名义送戏三日。杜凤治则“发票传第一班普丰年”来酬演，并特意传外江桂华班在内房承应眷属观看，正日寿诞的晚上还特备闹热的灯戏“供老太太一看”.巡抚之下是布政司和按察司，两司也借助寿宴联络同僚感情并暗中收受属僚寿礼。十二月二十五日虽然是孝庄文皇后忌辰，但按察使孙铸将自己的寿宴推后两天照常举办，在署内花厅搭建戏台、篷厂，盛邀“各官早辰来道喜”.由于赴会官员众多，南海、番禺两县各派二十余家人去伺候，“碗筷盘碟办得最多”,杜凤治则亲偕崇祥同班进贺，一连伺候两日。学台、道台也不甘人后，在《日记》中可以看到同治十二年九月学台章鋆为母亲举行三日戏宴的记录，次年七月初二肇罗道台方浚师以母亲寿辰为名演戏邀宾，杜凤治除送干礼、水礼外还“送一日戏”.到了后来，广州官场寿戏之风日盛，原拿老太太寿辰作开戏名目的遮羞布已荡然无存，寿戏的范围也扩展到官员自己及太太甚至是其他亲属。《日记》记载，总督瑞麟在任职后期每年不单在母亲寿日演戏请客，而且还在三月二十九、七月二十日分别为自己及太太做寿演戏收礼。广州知府冯端本也曾借省城官员公宴戏台为自己演周天乐班； 粮道贵珊亦想借自己六十整寿演戏，只因杜凤治有其他重要事务而终止； 更有甚者，同治十四年（ 1875） 正月初三，将军长善居然以嫂太太的名义演剧请客。省城高级官员热衷举办寿宴除了能精神娱乐，更深层次原因是能借机敛财，如光绪三年（ 1877） 肇罗道台方浚师“为母上寿称觞，所属皆到，演剧十余日，礼物丰盛，且有送金如喧者”,开宴演戏已然成为官员以邀宾看戏为名、行收礼敛财之实的借口和工具。
　　
　　官场中的寿戏尽管常常出演，但对于每个官员而言，即便算上家人寿宴，毕竟每年只有三两次，因此制造其他演戏的机会来满足看戏的需要，是隐藏于省城每个高级官员内心中公开的“秘密”.于是节庆演剧浮出水面，成为仅次于寿戏之外最常见的一种官场演戏名目。首先是借助皇帝或皇后万寿节普天同庆的名义发起演剧。七月八日是慈安皇太后寿辰，总督瑞麟在署演戏请客三日，第一日请三司、粮道、候补道、广府； 第二日请四营将、二厅、二县，第三日请幕友。三日演戏及演戏，都由南海和番禺“两县备办”,所费“不轻也”.时间一长，万寿演戏成为“常例”,也成为嗜戏总督瑞麟演剧的最好借口； 同治十年（ 1871） 瑞麟还主持修建了万寿宫，成为搭建戏台的又一场地。十月初九是慈禧皇太后万寿，瑞麟“照例演戏”三日，“正本乃《聊斋志异》中之胭脂一事”.同治十一年（ 1872） 皇上大婚，瑞麟借此在万寿宫“办理演戏三出，彩棚悬灯甚多”.皇帝大婚、皇太后寿诞，普天同庆，以演戏并大开筵席既能很好表达对京城皇权的忠心，同时又能在精神和物质上获得实际的满足，可以说无论是名义上还是舆论上都能做到顺理成章。
　　
　　节庆演剧居其次的名目是春节戏宴。在晚清的广府官场上流行正月和二月请春客，宴宾必有戏。戏宴分为公宴和私宴两种。同治十一年瑞麟在万寿宫东侧新建炮局，这里成为继督府、大佛寺、万寿宫之后又一优选的戏宴场所。次年正月，瑞麟就在炮台举行团拜公宴。在杜凤治看来，“公宴戏台搭至五间之阔，陈设华丽，洵属盛举美观”,但所惜数日经营“只作一日之用”,奢靡而浪费。正月十三，瑞麟又在新建的万寿宫旁大摆酒席、演戏团拜，较之以前常演的大佛寺场地更为开阔，但“搭戏篷较多费”.瑞麟可不管这些，早定下连演三日，“指要尧天乐（ 第三班） ”应承。瑞麟作为总督举行团拜演剧也带动了各级官员的仿效，渐渐在省城形成行政长官设戏宴款待属僚的官场风气。
　　
　　春节过后私宴更多，元宵节省城官员多开戏宴招待同僚下属，“各大宪但互相请年酒”.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五，海关道崇受之在府厅请客，“他家旗人为多”,上演的戏班是外江女档子班。次日，总督瑞麟在署中请客演剧，请将军、海关、右都司道、候补道台及广州知府。随后，省城官员在炮台团拜演普丰年班，藩台与粮道、运台等官员编织名目相互怂恿在抚台母亲寿戏之后请宴唱戏，例如倡议粮道以“衙门新葺”的名义演剧，藩台因缺优、花厅有戏台等由头举办戏宴。《日记》记载为迎合上司及同僚宴乐观剧的嗜好和官场风气，同治十二年在瑞麟举办团拜演剧后的二月初四，杜凤治也假借别人家的戏台举办小规模的宴会酬答同僚，尽管这一日是其母忌日，本不应出门见客，奈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反而宴请海关等同僚四席，次日又请官太太宴一日，两日都有堂会演剧。事后杜凤治对自己未能克守古人之戒，躬亲预祭之事，内心“黯然”.公私戏宴助长了官场奢靡之风，同治十二年新到的学台章鋆就感叹： “到广未久，看情形奢华极矣”,广东官场奢侈之风“迥异他省”.对于这种“奢华淫纵，日甚一日”的现状，作为具体办差的杜凤治深表忧虑又无可奈何，时常感觉到力不从心，“省中官往送奉见者如织，靡不应酬周到，满额汗流，且闻气喘”.
　　
　　随着官员职位的变化而迎来送往本是官场常态，但由于晚清广府官场上弥漫着凡宴必演戏的奢靡之风，下属为迎合上司所好，往往在接风或饯行时都要举行戏宴，故而在《日记》中也时有此类迎新送旧宴会演剧的记录。以同治十二年五月海关道崇受之离任为例，各级别官员轮番为他饯行演戏。先是省里“各大宪”在炮局按照瑞麟生日的戏宴规模搭台演剧为崇氏饯行，继而是府厅及两县也循样在炮局演尧天乐为崇氏送行，紧接其后的是崇氏又在同一地点设宴还席，酬答为其饯行的各级官僚。类似的为官员到任或离任举行戏宴的记载在《日记》中还有不少。本来为到任离任官员洗尘饯行是官场常态，但当按照不同官阶和群体分层设宴演戏，加上东主酬宴娱宾，便营造出繁缛奢华的官场生态，而演剧在其中担任着重要的载体和推手。故而，当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督抚又下令两县筹办戏宴为新旧学台接风和饯行，杜凤治牢骚满腹： “向来送主考学台无演戏之事，亦为近年中堂高兴，故克意承旨，两县更难矣。”
　　
　　举试戏宴也是晚清广州官场较为常见的演剧名目之一。乡试每三年一试，由朝廷指派主考统理，发榜之时文举要办鹿鸣宴，武举要办鹰扬宴，杜凤治分别在同治九年（ 1870） 和同治十二年见证了两次科考戏宴。同治九年他奉调入闱署理乡试事宜，经过几个月的忙碌，考试结束时为新进举人举行庆祝仪式，照样要演剧酬谢主考。同治十二年九月乡试揭晓，抚署举行鹿鸣宴，并在炮台搭台演尧天乐戏班，同城官公宴主考。参加戏宴的同城官员有八席，赀费逾千金，亦悉由两县“垫账”,后来这笔开支科场厅并不认账，仍由南海、番禺两县给付。十一月武举揭晓，抚台参加鹰扬宴，同样演剧三出以酬谢主考。尽管科场谢师宴演剧，场次不繁，但涉及面广，所费银两也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两个首邑的经济负担。
　　
　　督抚两司等省级官员所举办的戏宴都由南海、番禺两县承办，耗费大量银两，故而受到杜凤治的抱怨： “中堂（ 瑞麟） 大婚时又要演戏，每演戏一次，两县必费去千金。今年演戏独多，此等花费，中堂知之乎？”此处“大婚”是指瑞麟借着同治帝新婚之机演剧自娱，照例将筹办事务和经费支出转嫁给省城两个首县头上。按惯例，省城各上司衙门办差经费以及部分日常用度由首县承担，南海负责六成、番禺负责四成。以《日记》所记同治十一年为例，杜凤治为上司衙门支出的银两分别为： 督署 11 114 两、抚署 3445 两、藩署 823 两、臬署 1 355 两、粮署 265 两、府署 460 两、学署 825 两、将军署 113 两，共计 18 400两，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支付各种宴会及演剧的开支。小型的戏宴一般需数百两，而大型的团拜戏宴或督抚寿宴动辄花费千两白银，给南海和番禺两位知县带来事务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
　　
　　杜凤治署理首邑南海 6 年，此间《日记》直观再现了广府官场上高级官员如何巧立宴会演剧名目，竞相攀比戏宴规模，垄断岭南优质戏曲资源等多个场景，而下层官员疲于应对官场戏宴、实现官场演剧资源配置的图景也得以复原。透过《日记》可看到，在清末广府官场上，“戏”成为与各种干礼、水礼同等价值的贿赂物，它演化为官员体面交往的重要载体，戏筵场面大小、时间长度和戏班的名头都成为不同官员身份的象征物。戏宴发起者与参与者、组织者的权力博弈，在多个不同演剧场景里生动上演并最终趋于稳定，从而共同构筑出晚清广府官场演剧独特的历史场景。掀起官场演剧的帷幕，是政治窳败、民生艰疲、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在此背景下以瑞麟为代表的广府高级官员反而穷奢极欲地追求个人享受，借演剧之机大肆收受贿赂； 两幅幕景的强烈对比，折射出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真实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