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意味着治国理政思路的创新。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建，则意味着中国治理体系从局部开始探索新路。没有创新，就没有当年“春天的故事”和今天的深圳特区。而在中国创新需要整体注入新观念、新动力、形成发展新机制的今天，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总书记对依法治国作了全面阐述，历史性地提出了全新的执政理念—“依宪治国”。我相信，群贤毕至的“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必将沿着此次全会指引的方向，为“春天的故事”续写新的篇章。
今日之中国，来自久远的历史时空。一部中国史，自从有朝代更迭记录以来便是一部人治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乃至人治思维深深植根于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在古代社会，这种治理方式曾使中华民族几度辉煌，却始终走不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这一特点成了文化短板，导致中华民族迟迟不能进入民主与法治轨道，在现代化过程中几度跌扑，举步维艰。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人治仍在，法治未立，不得现代治理之要义。
我以为，改革开放的深厚动力一直潜伏在中国社会，它需要历史契机，需要推动力。历史契机是“文革”结束，第一推动力是拨乱反正。
没有拨乱反正，“文革”即便结束，也有可能再来，因为当局者有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设想。有了拨乱反正，才摆脱了历次政治运动带给中国社会之乱途，把整个中国推上正路、新路，释放出巨大的潜能，从此开始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直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我们成绩显着，却也代价沉重。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信誓旦旦：凭借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既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也不会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如今，30多年过去，我们的制度一如既往，而贫富差距、环境污染情况怎样？事实俱在，无需多言。
看来，理论上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也不能先天避免某些重大社会问题。正是由于我们迟迟没有走上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轨道，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封建顽疾因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才给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新添了这么多乱。
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释放出十分强烈的拨乱反正信号，它将直接影响已经写进决议的“依宪治国”能否真正写进现实、写进人心、写进历史。
克服宪法xuwuzhuyi倾向，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治国总章程。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宪法颁布以来，实施现状并不理想。社会成员对宪法普遍欠缺敬畏和尊重之心。一些领导干部公然违宪，公权滥用，执法犯法，尤其是决策失误等现象大量存在却不得依法追究。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宪法未能有效发挥救助功能。更有甚者，每逢矛盾激化、群体事件，一些官员就把原因归结到宪法文本，声言给“刁民”太多权利，全然一副无辜、作难心态。
法制之谓，首先是约束公权力，约束政府，管束官员，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第二是保障公民权利；第三是治理社会。因此，依宪治国，必须从执政党、政府和官员做起，培养宪法精神，确立法制意识。过往普遍存在于官员中“法治即治民”的观念，务须尽快清除。同时要全面清理违宪违法的规章制度，检讨众目睽睽的违法治国、违法行政之弊端，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摒弃权大于法的封建理念，营造独立司法、公正司法的执法环境马克思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独立之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这句话说明独立之司法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的司法理念，而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法制的基本准则，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障。这是政治和法治的基本常识，不应视为敏感问题。
党的领导必须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应该说更多体现为政治、组织领导，而不应干预个案—这一点，既有深刻教训，也是基本原则。加强党对司法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切实把司法改革作为依宪治国的先决区域，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保证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将有效杜绝公权力“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终结掌握公器者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恶劣作风，树立依法用权的现代权力意识，才能彰显中国特色法治的优越性。
革除阶级斗争的革命思维和唯GDP经济思维，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识习总书记最近对建设平安社区作指示说：
“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我想，要坚持法治思维必须扭转两种典型的非法制思维。一是斗争思维—有些官员遇到矛盾、分歧，不是以法制思维寻求解决，而是惯用专制体制下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来应对，导致频繁出现违宪违法的强拆、圈地、截访、无故抓人等暴力维稳现象，使人民内部矛盾敌对化，触发混乱，撕裂社会。二是近30年来愈演愈烈的唯GDP经济思维—认为我国所有的矛盾、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做大蛋糕”
就能迎刃而解。事实证明，蛋糕越做越大，GDP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贫富差距却越拉越大。
中国社会已是多元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有争取自己权益的自由，但不能侵犯他人权利。和谐共处需要公认的规则，求解最大公约数的有效途径就是代表公平正义的法律。
重塑律师职业尊严，纠正冤假错案并依法追责律师职业曾令许多学子向往，因为律师是法制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律师的正当辩护，法律天平得以扶正，冤假错案少有发生。
律师职业本是崇高的、令人尊重的。但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对律师制度的政策和理解存在着偏差甚至扭曲，如公检法系统排斥打压律师，甚至把依照法律程序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律师等同于犯罪嫌疑人，视为异己，逐出法庭。
诚然，就个人而言，律师自尊、行业自律、尊严执业是首要的。但如果社会环境真像有人形容的那样，“当下律师仍然处于一种几乎在战战兢兢中苟且偷生的境地”，则是中国法制的悲哀。律师堂堂正正在社会上立足，才是法制国家的标志。摈弃人治、以法为尊，法律自然有力量、有尊严，律师尊严也就顺理成章。而当前的突破口，或是纠正冤假错案，以振法律尊严，方能令人诚服。
毫无疑问，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实际推进，将开启中国发展史上的新纪元，这一前景是振奋人心的。而面对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巨大历史惯性，彻底扭转将是艰苦卓绝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必须具备足够的清醒、勇气、韧性和执着，具备足够的责任感和历史担当。实现执政党制订的目标，到2020年，依宪治国切实赢得国人口碑。到2049年，我们能够向世界提供比较成熟的新型政治文明建设经验。
在结束演讲之前，我重温一段有关深圳特区创新的往事。31年前，深圳经济特区初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深圳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4句话，16个字，代表了当年执政党和全国人民的改革意志，体现出改革思维，蕴含着改革智慧，震响着当年拨乱反正的时代强音。如今，当“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被历史性地提升到治国方法论高度的时候，我听到了“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再次回响，见证了30年前后执政党改革精神的一脉相承。我热切期待，“依宪治国”的全新理念成为执政党的高度自觉，遵法、守法成为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共同信仰，带来新型政治文明的步步构建，带来一个崭新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