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华盛顿与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总统，他们的宪法思想很值得深入研究。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既有相同点和一致性，又有区别点和差异性。
一、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之相同点和一致性
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之相同点和一致性，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探讨。
(一)在结构和内容上，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涉及完全相同的方面，呈现基本一致的特征
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围绕人的本性、人的权利、国家利益、宪法至上等四个方面形成理论体系。无论华盛顿还是林肯，都把人的本性作为其宪法思想的逻辑出发点，进而在其他三个方面使其宪法思想得到深入展开。1758年7月，华盛顿在谈到某次选举时，就人民的选择与自己的义务之关系表示，“把他们的利益看作我自己的利益(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并且尽我所能谋求国家的荣誉和幸福”。同年8月6日，华盛顿在致布凯上校的信中说:
“将军的命令或任何上级军官的命令，一经发出，对我来说就是法律。在服从命令方面我不会犹疑不决，但在命令发布之前，我认为有责任畅所欲言”。他坚持以“开诚布公、迳情直遂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成立，但是华盛顿的这些言论已经明确地提到人民、国家、法律等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民主与法制的关系等内容。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华盛顿主持制定了1787年宪法。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向国会两院发表的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愿上帝赐福，保佑美国民众的自由与幸福，及为此目的而组成的政府，并保佑他们的政府在行政管理中顺利完成其应尽的职责。”
他还着重提到1787年宪法，并对之进行了阐述和说明。1793年9月23日，华盛顿在致埃德蒙·彭德尔顿的信中真心诚意地申明:“我心中并不怀有与宪法和明显的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念头……在我充当民众公仆时，我唯一的愿望是了解我的主人的意愿，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他们的意愿。”
在这里，鲜明地提到了“宪法”“国家”“民众”三个概念。同华盛顿相比，林肯的有关言论对这些或类似概念的表达更加明确、结合更加紧密。林肯小时候就想过，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勇士们“为之战斗的东西一定不是一般的东西。那样东西，那样甚至比民族独立更重要的东西，那样给全世界千秋万代人民以巨大希望的东西，就是这个联邦、宪法和人民的自由”。林肯在第一次当选为总统以后，于1861年2月15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讲话中说:“我向你们所有参加这次热烈欢迎而给我带来荣誉的人，致以最真挚的谢意，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自由，为了宪法，为了联邦。”
同月21日，林肯在特伦顿市对新泽西州参议院的讲话中说:“这个国家由唯一的一个目的———使宪法、联邦和人民的自由传诸永远———团结了起来。”
完全可以说，在人的本性、人的权利、国家利益、宪法至上四位一体的基础上，形成了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之完整体系。
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具有三个基本一致的鲜明特征。
首先，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牢固把握宪政的本质和关键。
宪法的主旨是解决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从人民来说，他们要行使权利，其中包括选举、监督、撤换执政者的权利在内;从国家来说，管理机构要拥有必要的权力，这些权力彼此分立和相互制约，共同服务于人民。华盛顿强调:
“只要民众仍起作用，决无蜕化为君主制度、寡头政治、贵族统治或任何其他专制或压迫制度的危险。”
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关键性的”，“是整个机器赖以运转的枢轴”。林肯将“人民权利”视为“人民政府的首要原则”。他指出:“按照我们在其治理下的政府的体制，美国人民聪明地只给他们的公仆极小胡作非为的权力，并且同样聪明地只隔开很短一段时间就把那点极小的权力收回。只要人民保持他们的美德和警惕，就没有一个行政首脑能在短短四年任期内用最恶劣或不正当的手段来极其严重地伤害政府。”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坚持保障人民权利和限制公共权力，从而牢固地把握了宪政的本质和关键。
其次，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大体遵循对等的原则和精神。
保障人民权利和限制公共权力，需要解决众多错综复杂的问题。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向美国国会两院发表的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在我国的体制和发展趋势中，出现了……又尽义务又享利益;又有公正和宽仁的方针政策作为切实准则，又有社会繁荣昌盛作为丰硕成果的不可分割的统一;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里涉及相互对应的不同方面和内容，这种情况在现实世界中广泛地存在着。1859年4月6日，林肯将这样的世界称作“一个对等的世界”。他说:“谁要是不愿意做奴隶，就必须答应不占有奴隶。那些不给别人自由的人，自己也不配享受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主宰下，也不能长久地保持自由。”
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在许多方面大体遵循了对等的原则和精神，其中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最为典型。由于这种对等，美国宪法能够比较恰当地处理各种问题，使矛盾始终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之中，避免了专制统治的形成和长期动荡的出现，保证了二百多年来美国政权的总体稳定。
最后，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有效实现法治和道德的结合。
法治和道德既分属不同的领域与范畴，又能够相互补充与渗透。华盛顿与林肯以人的本性作为探讨宪法问题的理论基点，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必然既强调法治的地位，又重视道德的作用。1774年，华盛顿使用了“公德心”
这个提法。1775年，他指出:“……在我们这个事业中，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为了保卫个人与国家利益中最高尚、珍贵的一切。毫无疑问，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可以为国效忠的岗位，都应被看做是无上的光荣……面对这样的事业，那些微不足道的争议，不能服从整体的大利益，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夸耀美国人的团结精神和爱国主义?”
依靠团结精神和爱国主义，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1791年，华盛顿又说:“……勤劳节俭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风尚。民众安居乐业，他们以此来支持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就安如磐石。”依靠勤劳节俭的风尚，美国建设开始成功起步。
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指出:“品行或道德是民主政府的必要的源泉。这条规则的确或多或少地对各种自由政府起支配作用。”
“愿你们的联邦和兄弟般的情谊千古长存;……愿每个部门的工作将显示出智慧与德行”。这样，华盛顿就将法治与道德贯通起来了。在这方面，林肯继承和发展了华盛顿的相关思想。1862年11月15日，林肯在守安息日的命令中专门援引了华盛顿的有关言论:“‘在这万众忧伤的时刻’———借用华盛顿在1776年所说的话———‘人们可以在为上帝和祖国服务中找到足够的事情做而不必陷入罪恶和不道德的罗网。’国父在《独立宣言》后发布的第一个公告中指明了我们的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并应永远加以维护的精神。‘将军希望并且相信每一个官长和士兵都将努力按照基督徒士兵的身份去生活和行动，保卫祖国的最宝贵的权利和自由。’”
关于奴隶制，林肯强调它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错的”。他认为，人类需要获得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林肯在谈到戒酒革命时曾指出:“等到大功告成之后———那时地球上将没有一个奴隶也没有一个酒鬼———那个可真正自称为以胜利结束的两次革命诞生地和摇篮的国家的称号是多么令人骄傲啊。那些播种人类政治自由和道德自由并将其培育成熟的人民是多么了不起啊。”这样，林肯就将法治与道德统一起来了。一百多年以后，社会主义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德育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资本主义也是有的。”
(二)在根源和成因上，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存在一些相同与一致的地方
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存在三个相同与一致的根源和成因。
首先，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积极成果之形成，是总结试验和事实、崇尚科学和真理的结果。人的思想来源于实践，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也不例外。1796年，华盛顿说:“行使政治权时，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以便互相制约，并指定受托人为公众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这种相互制约的必要性早已在古代的和现代的试验中显示出来。我国也在进行某些试验，而且就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有必要进行这些试验，也有必要继续这些试验。”
适应这种实践的呼唤和要求，必须尊重和坚持科学。华盛顿曾向国会两院提出:“两院应该大力促进科学和文学的发展。在任何国家，知识都是公众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社会舆论可以直接对政府的措施作出反应。因此，有相应的知识水平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可以多种方式维护自由宪法:它可以使那些受托担任政府职务的人懂得，政府的每一重要目的都会得到民众通情达理的信任;它可以使民众理解并珍视他们的权利;使他们能预见到并预防这些权力可能遭受侵犯;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压迫，什么是必须行使的合法权威;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由于不顾他们的困难而加给他们的负担，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带来的负担;使他们分清什么是自由精神，什么是无法无天，使他们懂得珍视前者，避免后者，联合起来，尊重法律的不可违犯性，并保持警惕，防止人们犯法。”
华盛顿还曾提请国会考虑建立一所国立大学。他说:“这样一所大学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对我国青年进行有关政治科学方面的教育。在一个共和国里，还有什么别种知识能比这更重要?在这样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里，还有什么职责比赞助一项把这种知识传授给祖国自由的未来保卫者的计划更迫切呢?”
与所有这些情况相联系，华盛顿说，“我的公务活动”，“证明我所追求的目的只是为了真理和正确的决定”。同样地，林肯宪法思想也非常重视实践和科学。林肯强调“用事实”来说话，并使用过“爱真理”、“代表真理”这些提法，相信真理归根到底“必然会占上风”。他指出:“我必须研究明摆着的具体事实，弄清楚哪些事情是可能的，哪些事情是明智和正确的。”“我一旦发现错误，就努力克服，一旦发现某些新的观点是正确的，就立即采纳。”早在南北战争爆发以前，林肯就强调“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是“真理”，是“一个适用于一切人和一切时代的抽象的真理”。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为抵制奴隶制扩展、扞卫联邦共和国而采取的措施和行为，受到欧洲工人们的坚决支持。1863年1月19日，林肯指出，欧洲工人们的这种态度“的确是关于真理的固有力量”。总结试验和事实，崇尚科学和真理，成为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积极成果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积极成果之形成，由美利坚民族的构成和特征而决定。在美国土地上生活的居民，其构成在独立战争以前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况，除了土着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以外，基本都是欧洲人，这些欧洲人分别来自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德国、瑞典等国家，分属于不同的殖民地。要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强大、持久的联邦，制定出有效、管用、稳定的宪法，必须起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各州及其公民既要求权利、追求好处，又相互妥协、讲究团结;二是中央政府既具备应有权力、一定威信，又实现权力合理划分、相互制约。这两个条件非常重要，但是其实现并非一帆风顺。美国宣布独立以后，曾有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邦联条例》。然而，这个文件生效以后，前面提到的两个条件并没有产生，国家出现了危机，华盛顿本人也忧心忡忡。于是，华盛顿对《邦联条例》提出了批评。1783年3月31日，华盛顿说:“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指出现行宪法的一些不足之处。”
“在美国，没有人比我，或能比我更痛切地感到有此必要对目前的邦联制度加以改革。其他人不可能对邦联制度的弊端比我感触更深。因为，战争之所以长期不能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战费开支，完全由于邦联的缺点和无权所致。”
同年7月8日，华盛顿在谈到美国的前途时进一步提出，国家机器虽然在运转，但是进展缓慢并且经费增加，“大部分原因即由于我所指责的《邦联条例》缺乏活力所造成”。所以，他希望“能召开代表大会，赋予它以活力”。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在华盛顿主持制定1787年宪法和该宪法被批准的过程中，各州及其居民既追求好处又相互让步，联邦政府既被赋予应有权威又实现权力相互制约，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问题。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指出，通过这部宪法，“这对结成亲密无间的联邦以及对有效地处理你们共同关心的事来说，估计要比你们前一部宪法好。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经过选择的产物，不受外力的影响与威胁，系根据全面调查和经过深思熟虑而后选定的，它的各项原则以及它的权力的分配完全是自由的”。“为了有效地处理你们共同的利益，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如此辽阔的国家里，一个既充满活力的、自由的又能一贯得到充分保障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
华盛顿对合众国人民还说:“不论是出生于或选择住在这个共同的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有权要求你们感情专注地爱它。美国人这一名称是属于你们的，你们都是国民。这个名称必须永远凝聚应有的爱国主义自豪感，要高于任何因地域差别产生的名称。你们之间尽管有一些差异，但毕竟有相同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政治原则。
你们在共同的事业中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65年后，林肯于1861年3月4日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就自然条件来说，我们是不能分离的。”在南北战争爆发以后，林肯于1862年12月1日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又说:“一个国家可以说是由它的领土、人民和法律组成的。领土是唯一有一定持久性的部分。‘一代人逝去，另一代人降临，但领土却永远存在下去。’充分地考虑和估计这个永远存在的部分是极其重要的。美国人民在地球上占有和居住的这片土地只适合作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家园，而不能作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大家庭的家园。它那广阔的幅员和多样化的气候及物产在过去时代不管曾对多少个民族有利，现在却只对一个民族有利。
随着蒸汽机、电讯等现代文明的到来，一个统一的民族会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我们国家的内乱不是起源于我们永久存在的部分，不是起源于我们居住的土地，不是起源于我们民族的家园。要分离就只会使我们中的灾难增加而不会减少。就它的一切适应力和自然倾向来说，只能联合，不能分裂。事实上，不管分裂将会流多少血，损失多少财富，它总是非很快重新联合不可。”
所有这一切说明，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积极成果之形成，是由美利坚民族的构成和特征决定的。最后，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积极成果之形成，与他们两人共同的品格和风范相联系。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具有伟大的品格和崇高的风范，创下杰出的成就和辉煌的业绩，对林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积极影响。林肯曾说:“在我小时候，我刚开始识字的最早日子里，我弄到了一本小书……这就是威姆斯写的《华盛顿传》。书中关于争取我国自由的战场和斗争的所有记载我都记得……这些早期的印象比任何其他印象保持得更加长久。”
在林肯心目中，华盛顿作为“开国之父”和“高尚的先辈”，“是天下最伟大的名字，在公民自由事业上早就是最伟大的，在道德改良上仍然是最伟大的”。因此，林肯“尊崇”和“敬畏”华盛顿，能够由华盛顿的诞辰日联想到“最高利益”并为之而奋斗，从而形成了与华盛顿相同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
华盛顿与林肯共同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就在于他们都深情地热爱人民和国家，始终地追求公平和正义。
华盛顿对人民和国家怀有深厚和巩固的感情。1756年，华盛顿在谈到敌人在边境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时曾说，如果自己的鲜血或者生命能制止敌人的这种行动，“我宁愿作那些野蛮人的牺牲品，任凭他们千刀万剐以拯救我们的人民”。华盛顿曾任弗吉尼亚州下院议员。当殖民地与英国发生争执时，华盛顿在地方立法机关和殖民地议会上暗中给予激进党以真正的支持。在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说:“我作为一个战士，如果事业失败，我的财产可能视为敌产而被没收;而且作为一个公民，我希望国家的自由立于不败之地，我财产的保全也有赖于军事上的胜利。”
又说:“如果牺牲我的全部产业可以取得有价值的目的，我将毫不犹豫地作出牺牲。”
他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事业”，而正义的事业必然胜利。正因为如此，华盛顿才为美国的独立作出持久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华盛顿又进一步为人民的权利与国家的政体而呼吁和奔走。在华盛顿的推动下，美国确定、实行和巩固了共和政体。1798年，华盛顿说:“……我整个一生都在为祖国效劳。在我有限的残年，如我所珍视的一切均处于危险之中，我不应追求安逸，而且更令我满意的是:我是为了祖国所需而牺牲自己的安宁的。”
后来，林肯曾说:“华盛顿将军自己如果始终做一个英国臣民的话，也不会吃这么多苦。但他却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从事于造福他的种族的工作，为同胞的孩子们做事情，自己却一个孩子也没有。”
与华盛顿一样，林肯也热爱人民和国家，追求公平和正义。他曾使用过“公正原则”、“公正机会”、“公正影响”、“公正的判断”、“公正和慷慨的同情”等提法，坚信公平和正义必然胜利。大约在1839年12月20日，林肯在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众议院会堂一次政治讨论会上发表了演说。他指出:“许多自由国家已经失去了自由，我们的国家也可能失去自由;但如果它失去自由，我最值得骄傲的是，并非是我最后一个丢弃了她，而是我从来没有丢弃她。我知道，华盛顿的那座大火山，受到在那里称王的恶势力的激发和支配，正在喷发出腐败政治的岩浆，来势汹涌，以惊人的速度扫荡全国，所到之处，可能寸草不生，生物灭绝;而在祖国的胸膛上，那股恶势力的小妖怪们正在像魔鬼在地狱的波浪上一样驰骋，穷凶极恶地辱骂所有那些敢于徒劳地抵抗它那些破坏性进程的人;我知道这一点，我不能否认一切都可能被毁掉。我也可能被它冲垮，但我决不向它低头。我们可能在斗争中倒下，但决不能因此而阻挡我们去支持一项我们认为是正义的事业;它阻挡不了我。如果我什么时候感到我的灵魂升高和扩张到并非完全与全能的造物主不相称的地步，那就是在我思索祖国的事业的时候，祖国被所有外界的人抛弃了，而我只身勇敢地站出来与那些胜利的压迫者们对抗。在此，不问后果如何，面对苍天，面对全世界，我发誓永远忠于我的生命、自由和爱情所隶属的国家的正义事业。哪一个和我有同感的人会不大无畏地采取我立下的誓言呢?自以为做得对的人只要谁也不畏缩，我们就会成功。但如果我们终于失败了，那就这样吧。我们至少可以骄傲地安慰自己的良心和祖国失去的自由说，当我们赞许的事业，我们衷心崇敬的事业处于灾难、戴上镣铐、受尽折磨、濒于死亡之际，我们没有畏缩不前，而是挺身出来保卫它。”
林肯的这些话语很重要，极其生动地说明了他服务于人民和国家的执着信念，非常清晰地反映了他献身于公平和正义的坚强意志。林肯后来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实践，就是这样走过来的。1858年11月19日，林肯指出:“我相信我已经留下了一些影响，在我去世以后很久，它们还会为公民自由事业说话。”
1860年2月27日，林肯在纽约库珀学会发表演说时强调:“我们要坚信正义即力量，并且在这个信念的指引下，敢于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把我们的责任履行到底。”在第一次当选为总统以后，林肯于1861年2月11日在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向当地人民发表了告别演说。由于当时清醒地估计到自己即将承担的重任和面临的危险，他说，“我现在要走了，不知道哪一天能回来，或者是不是还能回来”。在上任途中，他于2月22日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讲话时专门提到了“《独立宣言》所体现的思想”。他指出:“这个国家能从那个基础上获救吗?如果能够的话，如果我能够出力拯救国家，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如果国家不能从那个基础上获救，那才真正是可怕的。但如果不放弃那个原则就不能救国家，那我要说，我宁愿在这里被刺杀也不愿放弃那个原则。”
在讲话即将结束时，林肯再次强调:“……我所说的话，我都愿意为之而生，如果天意如此，也愿为之而死。”最后，林肯为扞卫人民和国家的正义事业献出了生命。华盛顿与林肯共同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还在于他们都正确地对待权力和职责，真正地做到诚实和质朴。
热爱人民和国家，追求公平和正义，在一定条件下会涉及权力和职责问题。青年时代的华盛顿，就坚持纯洁和高尚的动机，“没有争名逐利之意”，唯有事业中的“戮力不懈与勤于职守”。1758年7月，他在谈到人民时曾表示:“……我……要竭尽所能听从他们的指挥。我现在作此永远信守的承诺，而不是流于形式的承诺。”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作为这场战争主要领导人的华盛顿廉洁奉公，使权力得到正确的行使和运用。独立战争初期，大陆会议充分考虑到当时的危机，认为“华盛顿将军的智慧、热情与正直足堪信赖”，决定允许他在六个月内拥有指挥军队及军事行动的无限权力即最后决定权。1777年1月1日，华盛顿在致大陆会议某委员会罗伯特·莫里斯、乔治·克莱默和乔治·沃尔顿的信中说:“我以军职，蒙会议以最高及近乎无限的权力相托，深以为荣。但议会对我的信任决不会使我忘记作为一个平民所应尽的义务。”
1778年，华盛顿表示，自己是自由人民的代表，由于他们的许可，自己得以有幸行使职权。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任何对个人的礼敬之词是不可接受的。我一直遵守这一原则，并避免在这一方面有任何触犯”。“除促进公众的利益外，我并无其他目的，只要不是国家认可的荣誉，我也从不希求。”
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华盛顿本来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他拒绝王冠、力促民主。在实行共和政体以后，又出现了总统人选问题。1788年4月28日，华盛顿在致拉法叶特侯爵的信中强调:“不让一个被公认为能在最危险的时刻、最有能力为公众服务的人担任职务，是错误的。”
同时，他又说:“总统职位并无使我入迷的魅力。”“(在我有生之年，就我的情况而言)由于日益年老体弱，并日益酷爱清静，除想……在自己的农庄上生活和结束此生之外，别无他求。让那些野心勃勃、追逐虚名和来日方长、尚可一享其乐的人一显身手吧!”
然而，在人民和国家选择华盛顿做总统以后，他只好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在总统岗位上，华盛顿崇尚实干、反对空谈。他曾谈到要花费许多宝贵时间“接待无聊的和礼节性的拜访者”的问题。对此，他表示:“因为我下决心不贻误工作，所以不得不选择一种解决办法:不是一概拒而不见，就是安排一定时间来接待他们。”
这就是说，领导人不能整天陷于事务性活动和礼仪性交往，而要集中精力想大事、做实事、解难事。在总统岗位上，华盛顿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他主张成立一所国立军事学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多种方式建议立法机关重视此事。后来，他回忆说:“对建立这样一所学校的具体组织工作，我从未插手。我将这一任务留给他人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关心这类学校工作安排的人，因为他们更能胜任这项工作。”
这就是说，积极履行职责并不意味着包办一切。在总统岗位上，华盛顿保持谨慎、听取意见。1793年9月23日，他在致埃德蒙·彭德尔顿的信中说:“我最真诚地向您保证，您对政府任何重大措施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无论这种意见是对人还是对事，我都能接受。而且，我希望对我的意见，应比对其他人的意见，更能言无不尽。”
在总统岗位上，华盛顿不恋权势、适时引退。1793年，他指出:“我可以真心诚意地申明，我……退返林泉的愿望远远超过任何尘世的希求。”1796年5月，他又说:“除非出现重大事件或紧急情况(我希望并相信不会发生)，我的引退将损及荣誉，否则，其他任何考虑都不能阻止我到时公开宣布，请选民在今年12月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时不要投我的票。”
在卸任以后，华盛顿一方面继续关注国家命运，另一方面不愿意再度出山。1799年7月21日，也就是在距离自己逝世不足五个月的时候，华盛顿于芒特弗农在致乔纳森·特朗布尔的信中说:“如果确实有人想要我来作他的继任者，则我感到十分遗憾。……虽然我有充分理由感谢上帝保佑我身体健康，但我并非不知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缺陷。”
他认为，自己如果出任“将是可耻的，因为尽管这是我国同胞的愿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当选并任职，但另一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却会因此去职”。他表示:“在我垂暮之年(年将七十)，在不能为国作出重大贡献，也不能符合预期要求的情况下，我应该慎重考虑，并谢绝我的朋友们的一切意在使我重任总统的善良然而是错误的想法。”
同时，他又强调，“我热切地希望在我退休期间能够宁静地住在这里，度过余年，除非奉召保卫国家(那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华盛顿在这里指出的特殊情况，在他引退以后确实出现过。1797年至1798年，美法两国虽未正式宣战，但是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已近两年。在这种背景下，华盛顿曾被提名任命为美国军队总司令。1798年9月25日，华盛顿于芒特弗农在致合众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信中专门谈了任命与权力问题。他说:“我想跟您谈的问题，不仅是我所感兴趣的，而且性质相当微妙。这就是您指示的关于变动我通过陆军部长向您提出的几个少将军官的军阶问题。在我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您在某个陆军副官长的第一次提名遭到拒绝后，作了第二次任命，假如第二次任命又遭到拒绝，您还准备任命第三个。”
他又说:“既然我已被提名任命为合众国的军事主帅(事先未征求我的意见)，现在再来跟您说这个任命使我处于十分为难的地位，就变得徒劳无益了。如再不厌其详地诉说我因被迫放弃退休生活而苦恼的情况，更没有什么好处。我曾天真地希望能在我息影的地方度过有限的残年，在那里我即使不能生活得很宁静，但至少能做到摆脱一切公务。如果您在提名之前能了解一下我对此事的想法，我就会很坦率地(我希望这种坦率将一直表明我性格的特点)告诉您我将在什么条件下同意任命，而您在那时就能决定这些条件是否能被接受。”“但是，在公开宣布我的任命前，我一直没有机会来表示我的意见，我所能做的只是在事后来表白自己。当陆军部长给我看了您的7月7日的信，向我说明了他的权限，并提出了委任名单时，我就明确地阐明了下述观点，即将级军官和总参谋部人员的任命应经过我的同意。我没有进一步提出要求，但表示在为各团挑选优秀军官时，我将提供各种情况，并在我的权力范围内尽力效劳。”
他指出:“我和陆军部长商定，由以下三位担任陆军少将职务:他们是汉密尔顿，平克尼和诺克斯。我希望此项委任能以此为序，并选定日期予以公布。我认为此项任命必定合乎参议院议员的意愿，也必定是所有那些与我交谈过的人士所期望的。但您却命令将第一位和最后一位互换位置。在临时军队的四位旅长中，有一位系我从未闻其为军事人才的人却被提名任命了。而另一位，凡与他在革命中共过事的人无不熟知，因此，这样的任命只能令人产生恶感，而且会使那支军队中许多优秀的军官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诺思先生已被任命为陆军副官长，万一不接受，则将任命另一位。但是，您提出此项任命不仅未和我商量，而且连风声都未透露一点。虽然我在7月4日写信感谢您在6月22日给我来信时就已表明了，但在同日给陆军部长的信中(我知道他的下属根据指示已将此信转呈给您)，我又更为强烈地试图向您表明我的下述观点是极为重要的，即这位军官(除了其他条件外)应该是总司令所中意的，并能得到他的完全信任。”
华盛顿表示:“我恳求您相信，我内心里从未想过要扩大总司令的权限而削弱总统的权力。在我即将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时，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能得到称职的助手。此系公众利益所需，亦必为我们两人的共同愿望。”
华盛顿还指出:“根据我从各方面并通过各种渠道所了解到的情况，我毫不怀疑国会议员，尤其是那些新英格兰的议员们，都赞成汉密尔顿上校担任副司令。在议会中一些值得尊敬的议员表示十分明确的态度后，我的印象更加深了。我曾亲自会晤过这些议员，并同他们就此事交换过意见。”“如果不让汉密尔顿上校在军界服务，则他原定要担任的职务将不易找到人代理，我敢说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虽然汉密尔顿上校从未担任过将官，但他充当过总司令最主要、最心腹的助手。这使他能比某些人视野更广阔地看待一切问题，而那些人的注意力局限于师或旅。他们对总司令与外界的通讯联系一无所知，也不了解送往总参谋部的各项命令及其他有关事务。汉密尔顿上校的这些优点和他在旧国会和全国代表会议的卓有成效的贡献，以及他以公认的才能和诚实主管政府一个最重要部门的经历，所有这一切使他处于优势，并使他成为合众国，甚至欧洲的一位惹人注目的人物。”“此外，还有一点不可轻视的理由。正如他在自己本行中的丰富收入可肯定他最值得信赖，他能放弃这些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说明他值得信赖。在某些人眼里，汉密尔顿上校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因此是个危险的人物。我完全承认他是有野心的，但这是一种值得赞扬的雄心壮志，它促使每个人做任何事都出类拔萃。他具有作为军事人才必不可少的品质，富有进取心，理解力强，而且有很强的直觉判断力。因此我重复地说，如失去了他，损失将是不可弥补的。”“我对诺克斯将军是怀着敬意的。说实话，在合众国我和他的关系一直是最为亲密的，我对他的爱最为诚挚，我和他的友谊也最为深厚。
但是当我觉察到我们和平生活的敌人意在征服和奴役我们的祖国，而且我们的一切都可能危在旦夕时，尊敬、热爱和友谊都不会对我的思想产生任何影响。”
这些言论，再次真实而生动地说明华盛顿是正确对待权力和职责的典范。在对待权力和职责的事情上，华盛顿表现出诚实和质朴的作风。他坚决相信诚实“对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都同样地适用”，明确表示自己“作一个诚实人”。
华盛顿的诚实和质朴，在他的文风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华盛顿领导了独立战争，并且在独立战争胜利以后主持制定了1787年宪法、担任了美国第一任总统，但是他并没有大部头的理论着作，他的宪法思想散见于大量书信和若干演说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书信最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情况。华盛顿的通信，有的是给亲人的，有的是给朋友的，有的是给官员的。在这些书信中，华盛顿不隐瞒看法，也不兜圈子，而是使用简洁的语言，坦白率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就包括许多关于宪法问题的思想。至于华盛顿的演说，数量不多，篇幅不长，而且直接切入主题，干净利落，没有空话、废话、套话。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发表了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在这个相对来说篇幅长一些的演说中，华盛顿深谋远虑地为美国的长治久安着想，语重心长地向美国政府和人民提出许多忠告。总的来说，华盛顿在文笔方面并不擅长，但是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他的宪法思想正是通过简洁而真挚的语言表达出来，收到清晰明了、事半功倍、感人肺腑的效果。
林肯曾说，“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处置得当”。在对待权力和职责的事情上，也需要如此，或者说更需要如此。1832年，年仅二十三岁的林肯竞选伊利诺斯州议员时，在自己的第一篇公开演说———在新塞勒姆对伊利诺斯州桑加门县人民的演说中强调:“……我最大的抱负就是真正受到我的同胞们的尊敬，办法就是使我自己值得他们尊敬。……我年纪轻……出生于而且始终处于最低下的阶层。我没有富有的或有名望的亲友为我推荐。我的情况完全取决于国内有主见的选举人;如果我当选，这就是他们给了我恩惠，我将不遗余力以求报答。但是，如果善良的人们高见卓识，认为我以隐居幕后为宜，那我反正已习惯于失意，不会过分懊丧。”
结果，林肯在竞选中失败了，但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在人民直接选举中落选。1834年至1842年，林肯四次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会众议员。1836年6月13日，林肯在给《桑加门日报》编者的信中说:“我主张，凡是帮助政府挑担子的人都要分享政府的特权。”
又说:“如果我当选，我将把全体桑加门人民看作我的委托人，反对我的和支持我的都一视同仁。作为他们的代表，对于一切事情，凡是我有办法知道他们的愿望何在，我将唯他们的愿望是从;否则，我认为怎样能最好地促进他们的利益，我就怎样做。”
林肯除了曾任伊利诺斯州议会众议员，还于1847年至1849年任国会众议员。1848年1月8日，林肯在给威廉·H．赫恩登的信中说:“你说有些人希望我重新当选，我心里很高兴。我衷心感谢他们对我偏爱;我可以说，就像克莱先生谈到得克萨斯的并吞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反对’
重新当选，尽管我当时认为，现在仍旧认为，一届任期结束后，我最好还是重操律师旧业。我曾声明在先，不再参加竞选，这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原因，而是想公平地对待别人，在我们的朋友之间保持和好，不让选区落到敌人手里;所以，万一没有其他人愿意当选的话，我无法不给人民再次委派我当议员的权利。但是如果要我去同别人竞争，或授权任何人让我去参加竞争，却是我的诺言和名誉所不允许的。”
1860年，林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此前一两年，他曾表示:“我有光荣的职守，不能考虑过多。”
但是又明确指出:“我认为自己不能胜任总统这个职位。”
在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后，林肯说，“我几乎希望这种责任已落在某一个其大名已提交代表大会的远为杰出的人和有经验的政治家身上”。当选为总统以后，林肯深知自己将承担着庄严的使命。1861年2月13日，他在哥伦布市对俄亥俄州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参议院主席说得对，美国人民的选票要求我去担任的职位的重大责任已经落在我的身上。我深深地意识到那个沉重的责任。”
同月21日，他在特伦顿市对新泽西州参议院发表讲话时又指出:“你们为我举行的这个欢迎会，据我知道，是不分党派的。我知道，组成这个集体的大多数先生们，在运用他们的最佳判断选择一个最高行政长官时，并不以为我是理想的人选。虽然如此，我知道他们前来欢迎我，是把我作为根据宪法选举出来的合众国总统，他们作为合众国公民来迎接一个人，这个人目前是国家的最高权力的代表”。后来，他对第166俄亥俄团还曾说:“我有幸暂时入主白宫。我是一个活的见证，证明你们每个人的孩子都有希望到这里来，就像我父亲的孩子已经来到这里一样。”
在总统岗位上，林肯切实履行神圣职责，放手行使公共权力，团结同事一道工作。1864年7月14日，林肯在向内阁宣读的备忘录中说:“你们当中每一个人留职多久，或何时去职，都应该由我本人来决定。如果我发现你们当中有人力图使一个人去职，或以任何方式当众破坏他的名誉，将使我非常痛心。这种做法对不起我，而且更严重的是，对不起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希望你们谁也别提意见，谁也别提问题，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别处，现在还是今后。”
就在此前不久，林肯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在对全国联邦党代表团祝贺此事的答词中说:“……我有资格享受的那部分赞扬，只是代表大会和全国联邦党的这样一个见解:我并非完全不配担任我在过去三年中所担任的职位。但是我不允许自己认为代表大会或联邦党已断定我若不是美国最伟大的人物就是美国最优秀的人物，毋宁说他们已断定在过河中途换马并非上策，而且还进一步断定，我这匹马并非驽弱不堪，换马也许得不偿失。”
在一段时间里，林肯以为自己极可能不会重新当选。所以，他于8月23日在一个便条中写道:“我有责任和当选总统合作，以便在从选举到就职典礼这段时间里保全联邦，因为他所以当选的基础就是他今后不可能保全联邦。”
9月4日，他进一步强调:“在这进退两难的当口，有人选择了进路，有人选择了退路。对于那些本着良心向我呼吁的人，我已经凭我的良心，按照我对法律立下的誓言尽力而为，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尽力而为。”
正因为如此，林肯受到人民的赞许和信任，再度当选为总统。对于人民的赞许和信任，林肯深为感激。11月9日，他说:“我的感激是不带任何个人胜利色彩的。我并不责怪任何反对我的人的动机。对我来说，战胜别人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在对待权力和职责的事情上，林肯表现出诚实和质朴的作风。这种诚实和质朴，在他的文风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林肯不喜欢“无聊的做作”。在第一次当选为总统以后，林肯于1861年2月11日在上任途中经过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时，在有关方面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在这个欢迎会上、或者直到我抵达华盛顿以前，我都不打算作长篇讲话。”
在任期间，林肯于1864年4月18日在巴尔的摩一次保健义卖会上强调，“像我这样地位的人作长篇演说是不太适宜的”。1865年3月4日，林肯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在第二次宣誓就任总统的时候，我没有必要讲得像第一次那样长。”
林肯形成诚实和质朴的作风，同他出身贫寒的垦殖农民家庭有关，也同他长期从事雇工、店员、助理土地测量员、邮务员等普通劳动人民的工作有关，还同他担任律师的经历有关。大约在1850年7月1日，林肯在一篇有关法律讲演的笔记中指出:“我不是一个有造诣的律师。”
但是，他又明确强调:“选择法律作职业的年轻人……无论如何要决心作诚实的人;如果你自己觉得不能成为一个诚实的律师，那不作律师也一定要作个诚实的人。如果你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预先就同意作一个恶棍，那你还是宁可另外选择一个职业为好。”
林肯的这种态度，是难能可贵的。综上所述，华盛顿与林肯都深情地热爱人民和国家，始终地追求公平和正义，正确地对待权力和职责，真正地做到诚实和质朴。其中，深情地热爱人民和国家，直接地涉及宪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基本因素;始终地追求公平和正义，客观上要求保障人的权利和实现国家利益，而这两个东西恰恰分别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和目标指向;正确地对待权力和职责，进一步提出保障人的权利、限制公共权力这个宪法的主旨。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宪法这个中心词来进行的，都要求重视宪法的地位和发挥宪法的作用，从而使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之理论体系得以展开。华盛顿与林肯诚实和质朴的作风，则潜移默化地但又极其有力地影响和推动了这个发展进程。
(三)在地位和作用上，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意义
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解决了美国宪政实践当时面临的最紧迫课题。
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之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同华盛顿与林肯的人生历程相同步。但是，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之系统展开和趋于成熟，在时间上要相对集中一些。从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到1797年华盛顿退出总统岗位，前后共计22年;在这22年内，华盛顿宪法思想得以系统展开和趋于成熟。与此相比，林肯宪法思想的系统展开和趋于成熟所经历的时间要短暂得多，基本上是从1861年林肯就任总统到1865年林肯遇刺身亡这四年时间。这两个时间段，虽然处于不同的时期，并且在长度上相差悬殊，但是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特点，那就是都面临过严重的危机。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在当时分别解决了宪政实践面临的最紧迫课题，实现了美国历史上的深刻变革。
其次，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推动了美国宪政实践的持久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从华盛顿逝世至今，已有210多年;从林肯逝世至今，已有140多年。长期以来，华盛顿与林肯受到美国人民的尊重和崇敬;时至今日，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积极成果之精神，仍然保留和贯穿在美国宪法之中。这部宪法，紧紧围绕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确认、巩固和扩大了公民权利，保障、规范和制约了公共权力，促成了美国宪政实践的持久发展。在这个基础上，美国的综合国力逐步上升，以至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现在，这个超级大国虽然也有许多问题，但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正可谓衰而不败，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完全可以说，在美国宪政实践持久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发挥了动力源、指南针和稳定器的作用。
最后，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在华盛顿的领导和推动下，美国独立战争得以逐步进行和最终胜利，美利坚合众国实现成功创建和最初发展，开辟了以资本主义宪法为主要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新时代;在林肯的领导和推动下，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度，维护了联邦统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资本主义宪法为主要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新时代。与此相联系，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以及体现这些思想的美国宪法，对资本主义宪政的长期演化发挥了巨大的示范功能和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资本主义世界，有些国家采用了全国普选和三权分立制度;有些国家即使没有采用这样的制度，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中若干有益的经验;有些国家虽然没有采用这种制度，没有借鉴这些经验，但是起码不能忽视和否定这种制度和这些经验的存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也产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就拿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来说，它们在宪政事业上被美国比下去了。今天，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正在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当然这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二、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之区别点和差异性
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之区别点和差异性，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一)在时代背景上，华盛顿宪法思想与林肯宪法思想有很大不同
华盛顿生于1732年，卒于1799年;林肯生于1809年，卒于1865年。他们生活在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虽然相距很近，但是不能不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以前，华盛顿于1774年7月20日说，英国“政府为了剥夺我们的宪法权利与自由，正以牺牲法律与公正为代价，推行一条既定的政策”。独立战争爆发以后，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的代表于1776年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告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认为，发表《独立宣言》
是“一项在性质上最鼓舞人心的措施”，是“必然会促进我们幸福的步骤，是完全应该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努力”，“将为我们赢得英国政府违背上帝的意志与宪法的规定所曾拒绝给予我们的自由”。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制定和实行了1787年宪法，土地辽阔的美利坚合众国在一个共同的政府管辖下开始迈出发展的步伐。华盛顿认为，“这是十分值得的一次公正而又全面的试验”，“这次试验是可行的”。1837年1月27日，林肯在对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坚强、勇敢和爱国的，现在已与世长辞，深受哀悼。
他们的任务(他们极其出色地履行了这个任务)是为他们自己从而也为他们的子孙占有这块美好的国土，在它的千山万谷之上建立一座自由和权利平等的政治大厦;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好的国土和政治大厦传诸千秋万代，要使美好的国土永远不受侵略者脚步的玷污，要使政治大厦永远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坍塌，也永远不因篡权而损毁。”
完成后一个任务，需要实现持久的发展;同华盛顿时代的初步发展相比，林肯时代实现了长足发展，美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林肯在担任总统期间，领导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与独立战争虽然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是又分别具有各自的特征。1861年3月4日，林肯第一次就任总统时，国家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就任前夕，他清醒地估计到:“我面临着的任务比华盛顿当年担负的还要艰巨。”
就任以后，他在致国会特别会议的首次咨文中说:“我们的人民政府常常被称为一个实验。其中有两点我们的人民已经解决了，那就是成功地建立政府和成功地治理政府。有一点尚待解决，那就是成功地维护政府，防止它被可怕的内部势力颠覆。现在应该由他们来向全世界表明:那些能够公平地进行选举的人也能够平定叛乱;选票是枪弹的合法与和平的继承者;一旦选票公平地和符合宪法规定地作出了决定，就休想再成功地诉诸枪弹;在以后各次选举中，除了诉诸选票本身，再不能成功地诉诸其他任何东西。这是和平的一个伟大教训:它教人们懂得，不能靠选举获得的东西也不能靠战争获得;教所有的人懂得，发动战争实在愚不可及。”
在战争中，林肯的责任是扞卫共和政体与维护联邦统一。在反对英国压迫的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在国际社会上一度很孤立。林肯曾说，《独立宣言》发表时，美国还处于“单独一个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强大压力下”。然而在林肯领导的这场战争中，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始终得到很大支持。1863年1月19日，林肯在给曼彻斯特工人的信中说:“我充分理解自卫的责任完全落在美国人民身上;但同时我也一直意识到，外国的赞成与否对于扩大或延长我国正在进行的对不忠分子的斗争有很大影响。”“我知道曼彻斯特和全欧洲的工人都不能不在这场危机中受尽苦难，对此我非常痛心。有人常常故意这样声称，推翻这个建立在人类权利基础上的政府，并代之以一个完全奠基于人类奴役的政府的企图很可能获得欧洲的支持。由于我们不忠公民的行为，欧洲的工人们一直受到严峻的考验，目的在强迫他们认可这个企图。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把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坚决态度当作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最崇高的基督教英雄主义的一个例证。这的确是……关于正义、人性和自由必将最后在全世界获胜的有力的和鼓舞人心的确证。……我毫不犹豫地向你们保证，你们的这种思想感情将会在美国人民中间激起赞美、尊敬和最共同的友好感情。因此，我为这种感情的交流欢呼”。同年2月2日，林肯在给伦敦工人的信中说:“美国人民的资源、地利和力量是极其巨大的，他们因而也担负着同样巨大的责任。他们似乎需要考验一下:一个建立在人类自由原则上的政府到底能不能抵挡住那种要建立一个完全以人类奴役为基础的政府的企图而存在下去。他们将和我一同欢庆你们的活动所提供的新的证据，即他们正在表现的高尚行为已经获得国外真正热爱自由和人道的朋友的公正评价。”
完全可以说，华盛顿宪法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同赢得国家独立、建立联邦政府、实现初步发展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而林肯宪法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则同实现长足发展、平息国内叛乱、扞卫共和政体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
(二)在理论结构上，华盛顿宪法思想不如林肯宪法思想明确而系统
华盛顿宪法思想与林肯宪法思想分别得以产生和成熟的不同时代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在理论结构上有所不同。虽然它们都以人的本性、人的权利、国家利益、宪法至上等四个基本方面分别作为理论基点、核心内容、目标指向、根本保证，从而形成完整的结构，但是，同华盛顿宪法思想相比，林肯宪法思想在基本方面范围内对若干层次的划分更明确一些。例如，在人的本性方面，林肯宪法思想从自私与爱好正义相互区别和冲突、相互联系和交织、相互转化和更替等三个层次进行系统阐述，但是华盛顿宪法思想的有关论述则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而是显得比较集中和概括。又如，在人的权利上，林肯宪法思想从权利的科学内涵、主体力量、实现途径、诸多类型等四个层次进行系统阐述，华盛顿宪法思想的有关论述则没有这样明确和全面。也就是说，华盛顿宪法思想在理论结构上不像林肯宪法思想那样明确而系统。
(三)在具体内容上，华盛顿宪法思想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同林肯宪法思想有一定差距
华盛顿宪法思想与林肯宪法思想分别得以产生和成熟的不同时代背景，还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
首先，在人的权利上，华盛顿宪法思想存在很多局限性，而林肯宪法思想则使其得到相当程度的弱化和克服。人的权利，是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之核心内容。华盛顿注重公民权利，具有公民意识，曾使用过“伟大美国的公民”、“善良和爱国的公民”等提法，但是，华盛顿宪法思想在事实上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承认了奴隶制度在美国独立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占有一席之地，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这些情况相比，林肯宪法思想有很大的不同。1836年6月13日，林肯在谈到白人的选举权时，认为妇女也应该包括在内。尽管这里只涉及白人妇女，还是很了不起的。在黑人权利上，林肯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虽然他对黑人曾抱有比较严重的偏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偏见毕竟有了明显的变化。1858年9月18日，林肯说:“各州在合众国宪法规定下，有权使黑人成为公民，只要他们愿意。”
南北战争期间，林肯于1864年3月13日在给迈克尔·哈恩的信中说:“我祝贺你作为路易斯安那第一任自由州州长而名垂青史。现在你们即将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要做许多事情，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确定选举权。我提一个建议请你个人考虑:
可不可以让一些黑人参加选举———例如那些才智出众的黑人，特别是那些在我们军队里英勇作战过的黑人。在今后的考验时刻，他们也许会有助于在自由的大家庭中保住自由之宝。但这仅仅是一个建议，不是对公众，而只是对你一个人提出的。”
在南北战争结束的背景下，林肯于1865年4月11日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中进一步强调:“路易斯安那州的新政府所依赖的选民数，目前仅为一万二千人左右，如能增加到五万或三万，哪怕两万，可以说大家就会更满意些。有些人对于没有把选举权给予黑人这一点也感到不满。我个人宁愿现在就把选举权给予那些很有才智的以及曾在军队中为我们的事业效命的黑人。”
最重要的是，在林肯的推动下，美国于1865年1月31日提出的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在合众国境内或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但作为对于依法判罪之人所犯罪行的惩罚除外。”“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
当然，应该承认，在林肯时代，妇女权利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黑人权利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不能遗忘与否定林肯为此而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此外，林肯还提出关于资本是劳动的成果，劳动应该受到更多尊重的观点;关于资本拥有者中少数人完全不劳动，多数人既亲自劳动又雇用别人的观点;关于资本有它的权利，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着互利关系的观点。这些观点，涉及资产阶级、劳动人民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林肯宪法思想在论述人的权利的过程中，将人的权利与革命联系起来，提出了关于革命的相对的伟大意义要由它减轻大量人类的痛苦而只造成少量痛苦来估计的论断;在论述人的权利的基础上，又将人的权利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使用了“人民主权”和“自由国家”
这两个概念，阐述了自由国家的真谛根源和存在于人民主权的原则;在论述人的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的权利与宪法至上结合起来，表达了关于一个受到宪法的检查和限制的约束、总是随着公众舆论和思想感情的慎重转变而顺利转变的多数派，是自由人民的唯一的真正统治者的思想，以及多数派不能仅仅依靠人数就剥夺少数派的任何一种明文规定的宪法权利的思想。这些论断、原则和思想，使林肯宪法思想关于人的权利的论述更加科学和深刻。所有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弱化和克服了华盛顿宪法思想在人的权利问题上的局限性。
其次，在外交政策上，华盛顿宪法思想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而林肯宪法思想则对美国的侵略和霸权行径提出非常严厉的谴责。
华盛顿宪法思想在外交政策上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在华盛顿时代，由于美国尚处于实现民族独立和初步发展的过程中，外交政策上的实用主义倾向还没有演化为现实的霸权行径，但是确实为后来美国的侵略行为提供了便利、埋下了伏笔。随着国力的增强，美国终于开始了对外扩张。
华盛顿逝世以后到林肯执政以前，美国的霸权行径主要有:
建立利比亚殖民地，入侵墨西哥，与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对于这种行为，林肯曾提出尖锐的批评。1848年5月21日，林肯在给J．M．佩克牧师的信中说:“昨晚我收到一份《贝尔维尔鼓吹者》，……上面刊有你在布埃纳维斯塔战役庆祝会上发表的演说……”“演说中煞费苦心就墨西哥战争的起因为当局辩护，使我感到失望，因为这还是第一次有一个我认为是聪明、正直和不偏不倚的人作出这样的努力。……我认为你摆出的事实是对的，但是太简单了，没有把一些在我看来对于作出公正结论是十分重要的事实包括进去。”“有些事实被你忽略了。美国军队在开往里奥格朗德时，开进了一个和平的墨西哥新拓居地，把居民们从他们的家园和正在生长的谷物地里吓跑，这是事实。马塔莫拉斯对面的布郎要塞是美国军队在一块墨西哥棉花田里构筑的，当军队到达时，棉花幼苗正在生长，却全部被毁掉了，而棉田本身也被沟渠和路堤之类严重地和永远地破坏了，这也是事实。当桑顿上尉和他的部队被墨西哥人俘获时，他们是在另一块墨西哥田野里被发现和俘获的，这又是事实。现在我用这些事实提请你注意，并且要弄清你对它们考虑的结果。如果你否认它们是事实，我想我可以提供证据来使你相信自己是错的。如果你承认它们是事实，那我请你指出哪一种语言的法律、州的法律、国家的法律、道德的法律、宗教的法律，任何人间的或天上的法律，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权威，说那些事实‘没有构成侵略’。”“你可能认为那些事太细小了，不值得注意。如果这些事是地球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对我们最下等的人民干的，你敢这样认为吗?我知道你不敢。那末，我要问，难道‘推己及人’这句格言已经过时了吗?没有力量了吗?没用处了吗?”
十多年后，林肯又说:
“我们都听说过青年美国人。他是当代最时髦的青年。有些人认为他傲慢自大，可是他难道没有理由对自己抱有一种较全面的看法吗?他难道不是今天的创造者和主人、未来的唯一希望吗?世界各地的人和物都在伺候他。只要看一看他身上的衣着，你就会看到曼彻斯特和洛维尔出产的棉织品，爱尔兰出产的亚麻布，西班牙出产的毛料，法国出产的丝绸，北极地区出产的裘皮，外加一件洛矶山脉出产的水牛皮大衣。在他的餐桌上，除了家乡的普通面包和肉类以外，有路易斯安那出产的糖，热带地区出产的咖啡和水果，特克岛出产的盐，纽芬兰出产的鱼，中国出产的茶和印度出产的调味品。太平洋的鲸鱼供给他烛光。他手上戴的是巴西出产的钻戒，加利福尼亚出产的金表，嘴里吸的是哈瓦那生产的西班牙雪茄烟。所有这些东西不但供应充足，品类繁多，而且千千万万双手还在忙着生产新的物品，另外千千万万双手把这些物品送到他的手里。铁马喷着气，迫不及待地要把他送往每个地方，电报时刻准备着在一刹那间把他的信息接收下来再发送出去。他根据所有权占有着世界很大一部分，其余部分他有权要，而且打算占有。如同柏拉图形容灵魂不灭一样，青年美国人有‘愉快的希望，天真的欲望和对领土的向往’。他对于‘新事物’有强烈的爱好，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特别喜欢新人上任，还有《启示录》中提到的新土地，那里由于海没有了，陆地一定比目前多三倍光景。他是人类的伟大朋友，他对土地的欲望不是自私，而仅仅是扩大自由领域的冲动。
他非常急于为解放被奴役国家和殖民地而战斗，假如它们有土地，而且不喜欢他加以干预。对于那些没有土地，乐于接受任何方面帮助的被奴役国家和殖民地，他认为它们满可以再等上几百年。他知识特别丰富。凡是可能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倾向于相信降神会上的把戏，是‘命定说’的公认的创造者。他最讨厌的是一切老的东西，特别是‘老古董’，如果有什么老东西他可以容忍的话，那最多只是威士忌老酒和陈年烟草罢了。”
“青年美国人”是斯蒂芬·道格拉斯的支持者们的战斗口号，他的年轻曾被作为企图不让他担任最高级职位的理由。在他们控制的《民主评论》中，他们利用了这个把卡斯、布坎南等人叫“老古董”的主意。他们是门罗主义、“命定说”以及任何种类领土扩张的热诚支持者。
但是，在林肯执政时期，美国却没有或几乎没有对外扩张的表现。当然，这同美国当时正处于内战之中这个状况息息相关，然而与林肯担任总统这个事实也紧密相连。林肯逝世以后，美国又很快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而且变本加厉了。
最后，在宪政意义上，华盛顿宪法思想主要立足于美国利益来考虑，而林肯宪法思想则较多地在美国和世界的结合中来估量。
华盛顿宪法思想的若干论述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美国宪政的意义。这些论述，有的就美国谈美国，有的则谈到了国际。现在来看两个谈到国际的例子。1781年1月，华盛顿认为“有绝对必要由各州选派最能干的人，即完全了解国家宪法、政策与利益的人，参加大陆会议，并将足够的权力赋予这个会议”。他强调:“我们能否获得独立取决于此;我们在欧洲能否为人所尊重而且有所影响，取决于此;我们今后能否成为强国也取决于此。”
1783年3月31日，华盛顿指出，各州需要根据相互忍让和永久性的原则团结起来。他强调的这一点，乃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必要条件，与宪法问题息息相关。华盛顿认为，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即会变为我们的敌人和欧洲列强手中的工具”。这两个论述虽然涉及国际，但是还没有明确涉及全世界，而是指向或主要指向欧洲，并且是基于美国利益而讲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从来没有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论述美国宪政的意义。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指出:“愿你们在自由的庇护下，认真维护并慎重使用上帝的赐福，各州人民享有更美满的幸福。使你们获得把你们的宪法介绍给其他各国的荣誉，使这部宪法为那些对之还十分陌生的国家所赞美、爱慕和采用。”
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进步的、伟大的国家。它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虽然如此，华盛顿宪法思想并没有过多地从人类的高度来论述美国宪政的意义。与此不同的是，林肯宪法思想较多地在美国和世界的结合中来估量美国宪政的意义。1837年1月27日，林肯在对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发表演说时强调，把共和制度传诸千秋万代，“意味着对前辈感恩，对自己公正，对子孙尽责，还有对全人类热爱”。
1861年2月22日，林肯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讲话时指出:“我所抱的一切政治思想，都是从产生于这个大厅并从这个大厅传播到全世界的思想尽我力之能及吸取来的。从政治上说，我所有的思想感情，没有一种不是来源于《独立宣言》所体现的思想。……我常常问我自己，使得这个联邦如此长久地结合在一起的究竟是哪一种伟大的原则或思想。这不仅仅是殖民地脱离本国的问题，而是《独立宣言》中那种不但给我国人民以自由，而且还给未来全世界人民以希望的思想。”
1862年7月12日，林肯为用赎买方式解放奴隶向边界州议员们呼吁:“我们的共同的国家正处于极大的危险，要求以最崇高的见解和最勇敢的行动使它迅速得救。一旦得救，它的政体就为全世界保全了，它的被热爱的历史和珍惜的记忆就保住了，它的幸福的未来就有了充分的保障，将变得难以想象的美好。”
同年12月1日，林肯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又指出:“我们说我们是赞成联邦的。全世界不会忘记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怎样来保全联邦。全世界知道我们确实知道怎样来保全联邦。……我们给了奴隶自由，同时也就保证了自由人的自由———我们给奴隶以自由，维护自身自由，都是同样光荣的。我们将高贵地保全或卑劣地失去人间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其他方法也许会成功;这个方法决不会失败。道路是清楚的、和平的、大度的、公正的———只要走这条路，全世界就会永远赞美我们，上帝一定会永远赐福我们。”
1863年1月19日，林肯强调:“适当地研究一下历史就可以证实这样一个信念:美国以往的行为和影响一般都被认为是有利于人类的。”
这自然包括美国宪政在内。1864年11月9日，林肯认为:“所有今天为联邦操劳的人都是为国家和全世界的最高利益服务，不单是为了现在，而且是为了将来千秋万代。”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林肯宪法思想论及宪政意义时，既十分强调美国的利益，又非常重视人类的利益，实现了二者的紧密结合。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在宪政意义问题上的区别和差异，同它们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区别是相互呼应和贯通的。在这里，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宪法和宪政虽然具有巨大的进步性，值得别国学习和借鉴，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不等于照抄照搬。社会主义宪法和宪政必须对美国宪法和宪政进行扬弃。
［参考文献］
［1］华盛顿选集［M］．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林肯选集［M］．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中外宪法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