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言语的行为、说话的内容能否贴心决定了人1“真”“假”的辨析和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信任与否成为关系、情感延续、断裂的关键。为了钻计划生育政策的空子生二胎又不让丈夫的工作受影响，李雪莲与丈夫秦玉河商量好假离婚，结果在秦玉河找到新欢之后却“弄假成真”,不仅原有的夫妻关系断裂了，李雪莲还被贴上了“潘金莲”的标签；为了证实事实真相和摘下这个在旁人看来无疑带有侮辱性质的“标签”,李雪莲持续上访，付出了长达20年光阴的代价。在证明真相的告状、上访过程中，她从县法院的法官一直找到了专委、院长、县长、市长，最后找到了北京，惊动了国家级领导人，与这些本来同自己毫无交集可能的官员打着交道。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下一级官员轻视冷漠的态度、对李雪莲所说事实的不理解、对李雪莲放弃上访真实想法的不信任，这个农村妇女不得已只能一层层地向上寻找。换言之，从官员层次级别来讲，这个草民与官员的关系也是在延续中断裂并在断裂中延续的。
在上述两部小说中，“说话”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交流，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否，他们决定着关系、情感的延续或断裂，最终决定着心灵是否有所依托。刘震云曾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因此在两部小说中，言说自我，言说世界的欲望超越了家庭亲情、肉欲性爱和金钱利益等欲望，人无法承受的是言说欲望无法实现而带来的恐慌和伤痛。换言之，人尽管被淹没在日常的琐碎庸常之中，但我们无法忽视深埋心底的困境，即外界或自身对言说自我、言说世界欲望的压抑，这种压抑、阻碍无处不在，它可能来自于个体记忆、家庭矛盾，也可能来源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冲突，更可能来源于人类与生俱来、无法逃脱的心灵上的孤独感或荒谬感。刘震云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满足于对这种心灵状态的揭示，而是努力探寻笔下的人物在命运的漩涡中寻求超越的可能。
三
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在试图实现言说的欲望，寻求被承认、被理解的可能，进而寻找到存在的意义和心灵的依托，但他们实现欲望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杨百顺分明有着言说的欲望，自始至终都在渴望一个“说得着”的、能够真心交流的对象，但他并不去主动寻找，而是被动地在生命漂泊历程中发现这种对象存在与否。单从姓名本身的符号意义来讲，杨百顺这个名字本身似乎就是隐喻和暗示，表明他似乎只能顺从他人或命运的安排。事实上，杨百顺的大部分人生历程，都是为了维持生计而迫不得已地被动承受动荡和漂泊，几乎毫无任何主动意味可言。从性格上来说，杨百顺沉默、胆小的性格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在他与吴香香短暂的婚姻中，吴香香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他基本上都是逆来顺受。让杨百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被动承受命运的过程中，他遇到了继女巧玲，言说欲望终于得到释放。在与巧玲的短暂相处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正试图与自我、与世界和解的杨百顺，他不再封闭自己，生活难得出现了些许亮色。但是，命运并没有让这个以不变为主的人物就此摆脱困境，巧玲被人贩子拐走，这个难得的交流对象从此不知所踪，杨百顺因此走出延津，在主观的不变之中被迫承受着不得不变的压力。
潘金莲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极具反叛精神的形象，李雪莲虽然一直在努力排除附加在身上的这个“符号”,但是她们在某些性格上是相同的。李雪莲固执、执拗、有很强的个人名誉感，更重要的是，她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因此仅仅为了讨一个说法、纠正一句话，她可以坚持上访20年。在纠正一句话的背后，是她言说自我的强烈欲望，她要告诉大家过去的离婚是假的，她自己不是潘金莲，这显然代表一种主动建构的欲望模式。问题在于，尽管李雪莲一直在主动寻求他人的理解和信任，以上访的方式主动求“变”,但在漫漫20年里，哪怕她上访告状的事情被国家领导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及，其最终目的仍然没有实现，根本没有人可以真正从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她言说的目的与事情的结局总是有着荒诞性的矛盾冲突。前夫秦玉河的意外死亡，李雪莲便在“变亦不变”的咒语中回归了原点，一切反抗的努力只能意义归零。
当语言与世界的交融遇到阻碍无法融洽时，心灵上的孤独与痛苦便随之袭来。如果说在《一句顶一万句》及《我不是潘金莲》以李雪莲为主角的“序言”中，主人公身体的放逐和心灵的流浪都无法实现对心灵困境之超越的话，《我不是潘金莲》的“正文”部分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给出了解脱之道。
萨特认为，“存在的精神分析法的主要结论应该是使我们放弃严肃的精神，……严肃精神统治世界的结果，就是使人像用一张吸墨纸吸字迹那样，用事物的经验特质来吸干事物象征的价值；它把被欲望的对象的不透明性放在面前，并且在它本身中把对象作为不可还原的可欲望的东西提出来。于是我们已经处在道德的水平上，但是连带的处在自欺的水平上，因为这是一种以自身为耻并且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道德；这种道德把它所有的目的都隐蔽起来以便解脱焦虑。”
在了解了世界的荒诞之后，只有放弃“严肃的精神”,以荒诞、游戏的态度对待这种荒诞处境，才能真正实现对于心灵困境的超越。刘震云在《我不是潘金莲》中设置了两个具有启示意义的情节。李雪莲在小说的最后因为极度的痛苦和无助而试图以自杀求解脱，但是她却遇到了一个承包果园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在了解到李雪莲的自杀动机后，并不像平常人那样以严肃的话语劝说李雪莲放弃自杀，相反却出乎意料的以若无其事的态度让李雪莲换棵树上吊，因为“换棵树，耽误不了多大工夫”,李雪莲“噗嗤”一笑，自杀本身所包含的一切严肃、沉重的意义被瞬间消解无余。可以想象，李雪莲心内郁积多年的沉痛就在这笑声中消散，心灵重负瞬间得到了释放。
如果说这个情节只是小说“序言”部分结尾处的一个引子的话，接下来关于前任县长史为民的小说正文部分则将“以荒诞对付荒诞”的超越之道加以铺陈。
史为民是因为李雪莲上访事件而被撤职的，但他从未被此所累，卸任后反而有着超然于世俗之外的生活态度，生活比当县长时期更加轻松、幸福。而造成他被撤职的上访这一行为，不仅未给他的生活造成任何羁绊或阻碍，反而成了他在春运期间得以按时、舒适回家的手段，“玩儿呢”是他面对生之痛苦的解脱之道。反倒是负责遣送他回家的两个协警老董、老薛在了解了史为民假上访的真相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颇严肃地编造了一个史为民经过他们的教育放弃上访的情节，他们认为“一件严肃的事，可不能让它变成笑话”.就在这种严肃精神与游戏态度的巨大反差中，刘震云表明了其心灵探索的最终指向。
有论者曾说，刘震云的小说凝聚着民族精神生活中最重要也最痛苦的信息，他把自己整个切进了民族生活的关键部位，与鲁迅有着精神上的接续。
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过多包含了论者的主观倾向，刘震云的确将其探索深入到人类心灵的最深处，体现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