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进一步强调：“词语本身就是关系，因为词语把一切物保持并且留存于存在之中，倘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那么物之整体，亦即‘世界',便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 包括’我‘,即那个把他所遇到的奇迹和梦想带到他的疆域边缘、带向名称之源泉的’我‘,也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
也就是说，语言以其命名的力量使事物得以存在，即有了语言，事物才得以存在，世界才得到了澄明和揭示。倘若没有语言，不仅世界会被遮蔽而无法显现，人也同样不能进入光亮的领域中，无法真正地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言决定着存在，是语言、词语本身开启了存在。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世界中，不可言说的“语言”与“存在”有了哲学意义上的关联，即所谓“存在自行澄明达乎语言，存在总是在走向语言的途中”.刘震云的“说话系列小说”当然无意进行哲学上的辨析，但他也将语言和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在他看来，语言远非人类交流的工具那样简单，他思考的人类语言是对存在的自我揭示的回应。换言之，他把语言和人的存在视为结构和形态相同的事物，在对语言的考察和思考中发现人的存在和心灵状态，无疑又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有了内在的勾连。
孟繁华指出，“说话”是一种交流，但更是一种“承认”.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人与人之间能不能“说得着”（即语言能否沟通心灵、交谈能否达到内心的契合）决定着个体是否可以得到承认，更决定着人的存在状态以及心灵能否有所依托。因为“说不着”,飘零、漂浮成为主人公无法消除的生命体验，而又正是为了“说得着”,他们努力抗争和寻找。小说设置了一个“寻找”的主题，上下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都在试图寻找一个“说得着”的对象，这个对象意味着被“承认”的可能、心灵的归宿或存在的意义，但他们都经历了“得而复失”、“无路可逃”的宿命轮回。作品上下两部的篇名分明就是关于宿命的隐喻，一“出”一“回”代表了“离乡”和“返乡”两种选择，但作品里的时间仿佛是停滞的，在主人公的寻找过程中，一切努力、抗争似乎都只能在循环往复中回到原点：杨百顺在家里与父亲、兄弟“说不着”,他的梦想是像罗长礼那样替人在葬礼上喊丧。但他的父亲无视他的理想，只想强迫他在家做豆腐生意，于是他选择离开。此后他分别跟着老曾学杀猪、在老蒋的染坊里挑水、成为传教士老詹的“徒弟”、到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在县政府大院里种菜、倒插门与吴香香结婚经营馒头铺子，直至继女被拐突遭变故逃离故土……他始终幻想着能够寻找到一个和自己说得上话的人，但每一次人生经历都因为无法与他人获得心灵上的沟通而不被承认和接纳，都在无法预计的情况下戛然而止，看似“偶尔”,实则“必然”.其生命只能频繁而徒劳地经历着空间上的迁徙而无所附着，屡次被迫离开是其生命的主旋律。
事实上，与吴香香结婚后改名为吴摩西的杨百顺曾经遇到了一个“说得着话”的对象，即继女巧玲。杨百顺与巧玲有说不完的话，他“在别人面前不会说话，但跟巧玲在一起，嘴倒变利索了”.不单单是杨百顺找到了说话的对象，他自己也成了继女的心灵寄托，巧玲不与自己的生母亲近，反而与杨百顺极为亲密，无话不说。哪怕是两人之间的日常对话、碎语闲谈却也成为小说上半部里最有温情暖意的话语：
吴摩西突然想起了什么：
“你不是怕黑吗？怎么跑这么远来找我？”
巧玲哭了：
“我想你了。明天该去白家庄拉面了。”
吴摩西潸然泪下。
杨百顺第一次感受到了被承认、被接纳甚至被依赖的幸福，杨百顺与巧玲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快乐时光。但这一切都像是一场美丽但短暂的梦，巧玲不慎被人贩子拐走，所有的幸福瞬间消逝。对杨百顺而言，这辈子“所有的坎坷加起来，都比不上巧玲丢了”,他不由得对天长叹，“老天，你这跟我下的是哪一出啊？”最终只得无奈承认，“事到如今，也只能讲命了”.“离开-寻找-离开”成为杨百顺无法挣脱的命运漩涡。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说出语言并不是为了单纯的“交流”,而是在完成世界同一性的展开，“本真存在的自我开启，是语言的最初言说，只有当人说话时，语言才在说话”.换言之，人类在听语言的时候也并不单纯在听语词，而是要让这些语词呈现出世界性。语言乃是人与世界的交融本身，只有在语言进行世界创造的过程中，个体才可以感觉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显然，刘震云对“存在之语言”的阐释并不是简单将思考过的精确的人类语言等同于存在，而是将这些语词作为使存在能够被认知的独特的差异性所在，即存在本身的自我证明。杨百顺在小说上半部中因寻找而离开延津，小说下半部中的牛爱国却同样因为寻找而回到这片故土，他们表面上都是在寻找一个可以说得上话的人，实质上都是在追寻自己与世界交融的方式，被他人“承认”就是他们心灵的依托与自我存在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只限于主人公，关于“说不说得着”、能否交流沟通的体认同样是小说中其他芸芸众生的追求与选择，他们为此甚至不惜私奔、流浪、抛妻弃子或者背井离乡艰难度日，进入海德格尔所称的“无家可归状态”,无疑超过了满足基本生存状态要求本身。荣格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不由自主地传达集体无意识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震云在小说中以平实冷静的笔触书写的那片乡土大地无疑是他为展示生活在此的生民之“心灵史”而建立的地域，延津成为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在这里虽然看不到沉重的历史和自然环境带给人们的生活重负，但辛酸、感伤的情调分明充溢在字里行间，言语上无法交流、精神上无法契合、心灵上无法沟通的郁积才是真正的宿命死结。
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的主人公是在追寻被“承认”的存在意义的话，《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则是寻求众人所言与实际情况的统一和自我言说被“理解”的可能，希望借此获得心理的平衡和慰藉。李雪莲持续20年坚持上访，不过是想澄清一个事实，即当初的离婚确实是假离婚。可事情并没有朝她想象的方向发展：事实不但没有得到澄清反而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她本人却又被无端安上一个“潘金莲”的名号。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之存在”之于语言，有一种归属关系：语言当然不能够完全涵盖人的本质，但人的本质的体现总是在语言中展开。作为群体性存在的人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交流需要语言，评价别人和塑造自我都需要语言，即所谓“人言”是“此在之存在”的方式。
“人言”并不是海德格尔认为的语言的本质，他又提出“道说”是“存在之语言”的运行和展开，即“人言”并不等同于语言的真实存在，“道说”才是本真的语言，其本质是“澄明着和掩遮着之际把世界端呈出来”,因此众人所言当然不能等同于语言的本质和事物的本真。在刘震云的笔下，由于人们对本真存在的遗忘，现实中的“人言”与“道说”并不一致，这是造成人物心灵创伤的本源。小说中，李雪莲显然不是那个带有特定暗示的“潘金莲”,但人言可畏，在他人语言的“绑架”中，这个无疑具有特殊指代的符号像一块巨石般成为她无法解脱的精神重负。不论是各级政府官员、朋友、同学、情人还是亲身女儿，身边所有人都不理解所谓“人言”带给她心灵上的痛苦，上访20年甚至找到了国家级领导人，面对这种困境她束手无策，深深感到“无路可逃”,最终只能想到以死解脱。
二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系统的、静态的，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不能独自创造或改变语言，它凭借着社会成员间的契约而存在。“人类的言语活动贯穿在人类生存的各个层面，从生物性层面，到社会性层面，到精神性层面。”
语言决定着人的存在意义和心灵状态。如上文所述，获得“承认”、实现“人言”与“道说”的统一是个体心灵的依托与自我存在的依据，这就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要想获得“承认”,要想寻求言说的本真状态，就势必要与他人建立和谐、融洽的关系。
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而说话的行为和内容当然就是人际关系、情感之间的链条和纽带，各种关系的建立需要通过语言或说话得以实现。在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作为历史向度中的脉络存在，“说不说得着”决定着关系、情感在断裂中延续和在延续中断裂。
杨百顺是小说上半部的主角，因为在家里与家人无法交流、沟通，亲情和家庭关系渐渐弱化并最终断裂；与杀猪师傅老曾本来能够“说到一起”,杨百顺一度想从此安心杀猪，但又是因为口无遮掩数落老曾续弦的妻子而被逐出师门，师徒关系从此断裂；接着偶然与染坊的伙计、从前的同学小宋聊天，通过介绍进到染坊干活儿，却又因为与掌柜老蒋的宠物猴子说话入迷致使其逃跑而被迫离开，雇佣关系断裂；然后为了生存而通过一句并不由衷的话成为名义上的天主教信徒，改名杨摩西，与传教士老詹之间所谓的“师徒关系”一开始便名存实亡；后来稀里糊涂地与吴香香结婚，妻子与自己没有共同语言，两者之间的情感关系一直都是脆弱的，最终吴香香因为与隔壁银饰店掌柜老高“说得着”而一同私奔，夫妻关系断裂；又由于有共同语言，杨百顺与并无血缘关系的继女巧玲延续着“父女关系”,一起感受到生活中难得的生机与幸福；由于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巧玲被人贩子拐走，杨百顺最终改名罗长礼，离开了延津，切断了自己与故土的一切关系，开始了身体与心灵上的双重放逐。
小说的下半部同样有着这样“延续-断裂-延续”的关系主线。因为与冯文修、杜青海、陈奎一、李克智等朋友能够说知心话，牛爱国先后分别找寻过他们，试图延续曾经的友情和交往。但时过境迁，牛爱国与他们的交流似乎也出现了障碍，短暂接续的联系最终走向断裂。牛爱国是巧玲（后改名曹青娥）的儿子，就在其深深感受到精神困境的时候，为了寻找姥爷罗长礼（即改名前的杨百顺）临终前的一句话，他回到了延津，以另一种“返乡”的方式跨越时间、空间的界限延续了小说上半部被杨百顺人为割裂的精神联系。他最终决定去寻找曾经遇到的红颜知己章楚红，延续前此阶段被自己强行切断的感情经历。
如上文所述，在刘震云的小说中，语言与存在有着某种哲学上的勾连，而具体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语言具有神秘的、不可预知的巨大力量，决定着人际关系、情感的延续或断裂。只要能够交流，能够说得上话，相隔万里都能成为好友，素不相识的异性可以突然成为知心爱人，毫无血缘关系的继女可以成为生命的依靠；但又因为无话可说，家人、好友可以成为陌路，朝夕相处的夫妻可以离异决裂。在延续与断裂中，历史呈现出循环往复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