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的《文学的真实性》、《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现实主义试论》、《关于文学大众化》等文章，是此期左翼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论文。这些文章引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矫正"拉普"文学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偏误。在前期郭沫若等左翼文学理论的主体框架下，提出和补充了文学的"从属论"、"典型论"、"真实论"等具有鲜明政治色彩和左翼思想特征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与前期的理论主张结合，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占据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核心位置，其《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开启了中国左翼文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武器，建设自己理论平台的新窗口，也为以后强调和普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做了理论铺垫。
周扬的理论成就与郭沫若文艺观的承续性主要反映在：
第一，将文艺阶级论与文艺政治论相融，将文艺阶级论置换为文艺的政治"从属论",强化文艺的政治话语和左翼思想特性，拓展了文艺表现论的内涵。文艺从属论成为以后中共在国家文化管理方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政策、中心任务服务的理论基础。周扬也因此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解释人和代言人."从属论"提出文学从属于政治、从属于政党。这一观点不仅仅是继承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的思想，更是延伸了早期郭沫若主张的"阶级论"、"工具论"的观点。周扬的文论逻辑显示： 政党是阶级的代表，政党意识即阶级意识，文学的阶级性也即文学的政党性、党派性、政治性，文艺即是政党（ 党派） 意识的工具。周扬解释"党派性","实际就是阶级性的更发展了的、更深化了的思想和实践".[4]（ P. 8）
政党意志成为文学的指导思想，必定凸现文学属性的政治身份。周扬认为，"在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4]（ P. 9）,据此观点明确规定文学服从政治。文学为政治、政党、政策而用的基调成为左翼文艺融入左翼政治文化和革命运动的理论纲领。既建立起文学"从属"身份的合理性，周扬进而站在阶级性、党派性的立场，来阐述文学"真实"的本质---不仅要通过具体形象去达到客观真实，还要将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联系起来。凡不从属于党派性、阶级性的文学，就不是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的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必须是"以彻底地贯彻自己的阶级性、党派性，…… 就愈是有客观的真实性的文学。"[4]（ P. 8）周扬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左翼理论：文学的阶级性 = 文学的党派性= 文学从属于政党和政治= 文学的真实性于是周扬在他的政治立场上遮蔽文学本质的内核，而代之以政治的实质，为左翼文学巩固其从属身份和工具性质消除了障碍。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逻辑成立后，文学的创作或批评必以党性原则为基础，文艺批评或创作就易转向政治理念的传达和政治思想的评价，从而导致中国左翼文艺一直被政治话语笼罩。在其后来论述到文学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时，涉及生活的真实、塑造典型化人物的问题时，周扬在"从属论"基础上形成的"真实观"发挥了极大影响。而且，依据这一政治逻辑的合理性，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加直接地规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地位---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为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限定了更具意识形态性和政策规范性的标准。
第二，对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深入和拓展。30 年代初期，左翼文艺家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将文艺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重大问题"提出来，针对文学如何"大众化"展开过热烈讨论。讨论中的倾向性观点大多沿袭着"革命文学"时期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主张。当年郭沫若、成仿吾等提倡的"大众文艺",仅是"普罗文艺"的代称，主要解决如何在观念上引导民众的政治立场问题，从而需要走近工农大众。周扬的视角显然更广更深一些。周扬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与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积极组织开展了三十年代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影响很大。在讨论中，周扬将郭沫若时期的大众文艺观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的"大众论"内容丰富，路径明确，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对创作者而言，要求"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4]（ P. 268）,包括形式、语言和内容、题材方面的大众性。二是对接受者而言，"文艺大众化"还意味着文艺化大众：
"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组织大众，鼓动大众".最终让工农大众的创作替代"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显然，周扬的文艺大众观除了强调文艺形式的大众化、文艺内容的化大众，还包括文艺创作的写大众与大众文艺大众写的理论。这些观点主张不仅涉及文艺创作观，还涉及文艺工作的管理、文化政策的实践等文道意识。
第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引介与阐释。这应是周扬承续郭沫若"社会主义写（ 现）实主义"主张后最有建树的深入和发挥。郭沫若要求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文学，仅只限于一种粗简的意识或者说口号式的概念。真正作为一种文艺理论给予深入详尽探讨、阐发其理论特征和内涵意义的，是周扬于 1933 年 11 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此文的发表，"标示着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汇入并左右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由此出现一个新的姿态。"[5]（ P. 187）文章在分析并否定"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机械论和宗派性实质时，强调艺术家世界观表达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周扬依据苏联吉尔波丁等人的理论，并按自己的理解，发挥性地阐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
一是坚持真实性原则，强调真实性不仅是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发展的、动态的。二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必须具有"大众性单纯性".即作品既要写得大众能理解，又要对"大众读者的精神、心理、意识给予强力的教育和影响"; 做到语言单纯、明确，人物形象鲜明具体，故事特殊亦"接近大众的表现性",既是工农大众的文学，又不是迎合工农低级趣味的文学。三是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包括革命的浪漫主义。纠正了早期左翼文学否定"浪漫主义"文学观的主张。"'革命的浪漫主义'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立的，也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立的，而是一个可以包括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的，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正当的、必要的要素".[4]（ P. 28）
周扬对苏联文艺理论的吸收抱有客观清醒的态度，取之所需，为我使用。文章还指出： 苏联提倡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具有其国家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我们不应"生吞活剥"照搬，而应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结合我国我党的实际运用。这些理论介绍和阐释反映了周扬对中国文艺事业的清晰认识以及对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建设的辩证思考与客观态度，是对郭沫若提倡的"社会主义的写（ 现） 实主义"论的深入细化、纠偏补阙、发扬光大。
三、后期阶段毛泽东文艺理论的主导性与权威性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标志着左翼文艺理论由"革命文学"、"左联文学"时期的概念化和模仿说进入到具有中国政治革命理论特色的建设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话》继承并发挥了"革命文学"时期和"左联文学"时期形成的左翼文艺理论成就，并结合中国左翼革命实践，有进一步的发展、稳固和政治着色。
郭、周论述的"无产阶级大众文学"被毛泽东限定为： 工农兵文学。工农兵文学最终成为中国左翼文论的最高典范.《讲话》还在前述左翼文艺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创作上确立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批评标准，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积极推动文艺与现实结合，对前期的"阶级论"、"工具论"、"从属论"、"典型论"、"真实论"、"大众论"等左翼文艺观进行更富政治倾向性的发展和固化，以适应共产党治国方略的实施，反映出政治性与实用性结合的理论特征。随着革命大局的形成和建国新政的实施，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思想不仅在文艺实践中成为文艺工作者自觉遵循的原则，而且往往借助政权的意志，甚至通过周扬忠实的传达、宣讲、督促，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而对新中国的文艺工作发生决定性作用。
总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内涵，在承续郭沫若、周扬理论方面有两个更具政治性和实践性的突出特征。
其一，更突出政治性在文艺思想中的领导地位、核心地位。毛泽东将文艺放置在特定政治视阈中理解和解决相关问题，强调文艺的政治和阶级的从属性，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个"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不论革命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个人的行为。"[6]（ P. 54 -55）警示文艺家选择政治立场亦即代表着哪个阶级说话的本质性。要求文艺服从于政治，党内文艺家要自觉利用文艺团结党外的文艺家，从事斗争事业，帮助和批评小资文艺家克服缺点，转移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毛泽东与郭沫若、周扬一样坚决主张文艺的政治功利性，指出： "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的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6]（ P. 53）,而文艺的功利目的则自然是也必须是让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6]（ P. 53）
这种以政治为灵魂的思维，使得文艺的路线方针、文艺创作、文艺管理等都以从属于政治、服从于阶级和党性为基本点，从而规定了文艺在歌颂与暴露、文艺创作的对象、文艺家的思想改造等具体工作的实施要求。巧妙且有政治远见地将文艺理论的问题转化成政治文化和政治策略的问题，使左翼文艺理论的政治特色更加明确化和具体化。之后，这种政治文化的思维和文艺政治化意蕴，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内涵，使中国当代文艺一开始就反映出与西方和古代文艺思想的巨大差异性，以及对政治的亲近感和依附性的独特思想特征。
其二，将文艺大众化问题纳入文艺的创作内容、创作主体、接受对象三位一体的思考中。在《讲话》中，毛泽东将大众及其服务的需要分为四个等级： 工人、农民、八路军等革命武装力量和城市小资阶级与知识分子，前三种人即工、农、兵最应该成为文艺服务的对象、表现的对象。作为小资的文艺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造思想，将立足点转移到工农兵这里来。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实践中为工农兵创作的具体要求。这些要求，比郭沫若和周扬的观点更为详尽，更具操作性。首先是文艺家应深入工农兵生活，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在进入创作后，心中有工农兵，文艺作品反映的生活就"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真实，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6]（ P. 49）如此，才是"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其次，文艺大众化要解决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毛泽东以政治哲学的逻辑来解释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6]（ P. 51）另外，针对创作主体---文艺家、知识分子，毛泽东出于政治性和为工农兵服务的考虑，要求创作主体不仅要改造自己，转变立场，培养对工农兵的感情，还对作家在写人性、写爱、歌颂与暴露、创作情绪、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解说和政策性规定。
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现了政治家的独特眼光和思维，反映了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左翼文艺理论中影响至深。政治话语、党的方针、政策、原则贯穿了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创作活动和理论宣传，与党的思想路线保持高度一致，以致左翼文艺理论的政治色彩、政党意识相当鲜明突出。由于郭沫若、周扬的文艺思想都表现出自觉的、鲜明的左翼政治色彩，深得政治家毛泽东的认肯，所以毛泽东的文艺观自然显示出与郭、周文论思想特征一致的承续性。"阶级论"、"工具论"、"大众论"、"典型论"、"真实论"等文艺观在毛泽东时期获得了更多政治滋养； 另一方面，由于强调文艺要与现实斗争生活联系，文艺的"大众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被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在中共思想方针的影响和指导下，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政治思想基础越加夯实。理论依附政党思想、政策思想，成为左翼主流文艺理论建设的自觉意识。
总体而言，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前述文艺本质观、文艺反映论、文艺创作论有深入发展和政治化的发挥，为中国左翼文艺确立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在创作原则、文学批评标准、对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要求等方面，建构起一种政治化的文艺理论形态，其理论的终极落脚于中国的政治革命，更具政治哲学的思维特征。
四、郭沫若、周扬、毛泽东文艺观的差异性
总结中国现代左翼文艺理论的成就，可以看出，郭沫若、周扬、毛泽东等人的文艺思想均建立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在涉及具体的思想主张、观念意识时，各自都受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的影响。郭沫若、周扬二位留日海归，还深受苏俄和日本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在具体阐述中，郭沫若的文艺观具有强烈的诗人气质的主观性、情绪性和即发性。其理论观点的形成往往基于现实的刺激、启发、推动。因而其理论呈现浅表化、简单化、主观化的特征。虽然他提出的阶级论、工具论、大众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成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构建的四大支柱，但未有学理上的具体而细致的理论阐述，终究未形成他个人独立的深刻的理论学术体系，影响受限。周扬的左翼文艺理论的特征是具有理论家的学理性、辩证性和逻辑性、其理论观点的提出往往基于对文学创作现象的观察、归纳、概括、提炼，基于对文艺实践与政治实践的总结。另外，周扬对政治的敏感和兴趣，使他能在政治与文艺之间搭起二者相通的桥梁，显示出对苏俄、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富有政治趣味的解读和灵活运用，理论逻辑繁复、细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主要建立在他对中国政治革命的经验、领悟和实践上，反映出政治家的深刻性、全瞻性和唯实性的特征。毛泽东以政治家的胸怀吸纳了他人的理论之长，并作了具有自我政治视阈的扩展和提炼。在表达个人的文艺思想时，更多对文艺政治功能的考虑，具有极强的文道功利意识，丰富了左翼文艺理论的政治意蕴和政治话语，并形成了具体而系统的、可以覆盖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涉及理、人、事多个方面的理论体系。
此体系借助毛泽东个人的领袖影响力和政权意志力而获得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稳固和贯彻。同时，还在以后数十年文艺实践和文艺运动中不断发展、补充、强化，成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主脉。
尽管在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茅盾、瞿秋白、钱杏邨、胡风等人也参与其中，积极贡献，建树颇大，但是郭沫若、周扬、毛泽东三人因其文艺理论思想脉络的一致性、理念内涵的相生相辅性，以及左翼文学创作实践的可操作性与普及性而尤显其影响的巨大、深远。他们的文艺理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了启发性、指导性作用。郭沫若的四大文艺主张构建起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主体思想； 周扬的文艺理论成就对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内核与形态具有纠偏、充实的意义，尤其关于文艺本质和创作论的观点，为左翼文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性、导向性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道统一，成为新中国文化治国方略的基本观照和必循的总路线。他们的左翼文艺理论思想，以压倒一切话语的姿态，成为当代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话语，使得文艺与政治、政党与群众、国家管理者与文艺创作者和文艺接受者在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创作行为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亦导致过去较长时期内的文艺创作呈现单一化、概念化和政治化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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