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国的大地上有着万物复苏前的暗流涌动，也不乏刚刚解放出来的浮躁和激情，社会上普遍洋溢着一种简单乐观的氛围。孙少安在1975年前后因在生产队私分猪饲料地而被公开批斗，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受到官方批判的孙少安反倒在民众中增长了威信，说明极"左"思想在当时已经非常不得人心。这更坚定了他要带领全村人走出一条致富路的决心，在这里集体主义的生活理想和个体实现的生命尊严融为一体。
"双水村"发生的故事是和改革开放的"新启蒙"叙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将其看做是农村发生的改革文学。像上个世纪80年代张洁《沉重的翅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样，改革文学着力塑造在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改革英雄，这些新时代的"生产偶像"身上既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新人改造旧世界的激情，也有《创业史》中梁生宝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柳青讴歌的是从单干户--互助组--合作社农村集体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是集体主义的英雄；而孙少安却是从合作社--互助组--包产到户土地个人化运动时代的人物，是个人主义的英雄。他和梁生宝献身截然相反的事业，但是社会主义精神却一脉相承。少安、少平都以劳动为最光荣，将勤奋诚实的劳动作为自我救赎的利器。
如少安在拒绝润叶的爱情后顶着烈日到村外田野去劳动，在艰辛而繁重的劳动中，他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样，暂时忘掉精神痛苦，将痛苦升华为扎实于脚下道路的生活热情。
以诚实劳动为中心的自我救赎不仅是社会主义英雄谱系的延续，也正面应和了改革开放以来"新启蒙"历史话语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为未来的农民企业家，孙少安像鲁滨逊一样筚路蓝缕，通过到城里去拉砖赚取事业的"第一桶金";他也像浮士德在海边围海造田一样，在双水村赤手空拳建造起砖厂。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受新教伦理影响，是一种禁欲、勤奋、创新、耐劳的奋斗精神[9];在孙少安和孙少平身上，人们能够充分体会到改革时代资本主义精神带来的正能量。
更为可贵的是，作为"自我奋斗"的典型，他们并非像《红与黑》中的主人公索雷尔·于连一样，一心只顾自己沿着社会扶梯向上爬，孙少安是"发家不忘村里人"的农民企业家代表。他还深受传统儒家美德影响，有"众爱亲仁"的家庭责任感和"达则兼济"的主人翁意识，他们是那一代青年理想主义精神的代表，以自己的形象汇聚到时代精神的洪流中。
为了自觉成为时代的鼓手，塑造时代弄潮儿，作者让孙氏兄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断得到上天之手--那些好干部的眷顾和帮助，这也部分迎合了普通读者希望"好人好报"的朴素愿望。和现实主义小说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有异曲同工之处，路遥的写作也是概念先行的，因此他的主导叙事也有谢晋电影中常见的问题，那就是"泛道德化"--在行文中不自觉地化约了生活中更为复杂的矛盾，把很多制度深层的冲突归结为领导人道德、情怀和工作作风问题。于是许多领导人物的塑造难免有理想化和脸谱化之嫌，比如乔省长坐公交车体察民情、田福军多次下乡等。像那个年代的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一样，该作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时代政治的浪漫主义乌托邦色彩。
四、爱情救赎的理想主义色彩
路遥的主人公一部分心灵磨难来自爱情。在男主人公和他的恋人之间，总是隔着厚厚的现实障壁，他们心灵相通，在生活身份地位上却相差悬殊，比如孙少安和田润叶、孙少平和田晓霞。少安、少平贫瘠艰难的人生，唯有这些美丽可爱女子忠贞的爱情，才给他们困苦中的激励，让他们敢于同命运去抗争。孙少平在工地上过着城市揽工汉的沉重生活，田晓霞的几次来访让他的虚荣心得到莫大满足，即使他无法看到他们爱情的最终归宿。同样，孙少安虽没能接受田润叶的爱情，却被这种美好感情深深鼓舞，更坚定了他通过努力脱贫致富的决心。孙氏兄弟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严肃的、负责任的，为了成为恋人眼中的那个自己，他们百折不挠。"爱情救赎"成为主人公突破生存困境的重要精神源泉，这些美丽可爱的女性在固定的爱情模式里充当了苦难"拯救者"的角色。
她们像下凡的仙女一样没有自私，也不会怨艾，心甘情愿为心中的恋人做出牺牲。不管小说还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总体爱情模式是以孙氏兄弟为中心的，非常老套的"才子佳人模式".路遥没有正视爱情中的艰难，写出爱情中心的风暴；它塑造了理想的爱人，而非现实的爱人；写出的是完美的女神，而非真实的女人。没有男女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一旦相爱，忠贞不渝，从不会有背叛和不忠。
作者倾心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看不惯文艺青年杜丽丽的那种现代女性生活方式。
故事安排田润叶一直到婚后还在固执地为孙少安守贞，以至于让自己的家庭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不幸的阴影。并且男女主人公往往只可以同患难，很难共享福。除了兰香的爱情之路比较顺畅外，孙家兄妹几个人的恋爱或多或少都带有自虐或受虐色彩（如润叶在丈夫车祸瘫痪后才爱上了他）。小说中爱情好像只有"恩主"与"拯救"的关系，如孙少平和田晓霞，田润生和郝红梅等，而没有现代爱情的独立和平等意识。
少安和润叶相爱多年，却很容易地和秀莲结了婚。他拒绝润叶的理由，看似因为家累，实则掩盖了他内心想为家人找个健壮媳妇来干活的男权心理。秀莲有丰满的身材，健壮的体魄、能干而充满热情，妻子的实用性在这里超过了一切，他在心里很快放下了润叶，而润叶却为此背上沉重的感情十字架终身痛苦。在少安和秀莲的感情天平上，也是以秀莲的付出为主。没有秀莲娘家的一次次帮衬，就没有少安事业的绝地重生，然而他为了秀莲的一点小私心，竟忍心拳头相向，这些叙事都或多或少带有男权中心的影子。在孙少安的内心，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作者无法想象中年富贵之后这对患难夫妻将如何走下去，于是只好安排秀莲得了绝症。
孙少平的爱情也有类似自恋模式，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从对郝红梅的苦涩初恋，到拒绝跛女子侯月英的大胆追求，以及和田晓霞从情投意合到倾心相许，最后安排晓霞在洪水中救人牺牲。
这个忍痛割爱的结局暗示了超离现实土壤的爱情是无法存活下去的，之后金秀的暗恋表白似乎只为填补空缺而来，生硬而显得突兀。《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叙事最有光彩之笔，在于少平接受了失去丈夫的惠英嫂，而润生接受了成为寡妇的郝红梅，虽然仍有恩主和拯救色彩，但作者通过这样的结合揭示了命运的反转无情，弘扬普通人身上患难相守的情义和力量。两位男主人公的选择，也实现了从"女神拯救"爱情模式中的突围。他们坚强地接受命运的挑战，收获苦难平凡中丰实的人生。《平》作结尾孙少平离开繁华的城市，走向艰苦的矿山，去和惠英嫂、小明明团聚。这个结尾看似平淡却意味深长，其间或许融入了作者自身苦涩的婚恋体验，也饱含了他对普通人生的美好祝福。
正如路遥自己所说，他尽心尽力完成了这部泣血之作。"我的确是放开了胸魄，一丝不苟完成这部作品的；它的不足即是我的不足，也是中国现实主义的不足。"[10]路遥的写作既彰显了现实主义的恒久魅力，也展示了其自身的局限，它永远激励着逆境中的人们，用昂扬不屈的意志超越苦难，通过个人奋斗获得精神救赎，在平凡中铸就伟大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