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力”与“暴力叙事”何为“暴力”?
中国古汉语中只有“暴”与“力”的单纯词，没有“暴力”这一合成词，或者说有“义”无“词”.根据《辞源》，“暴”有突然、急疾、凶恶、短促、急躁、欺侮、徒手搏击等词义，“力”有力气，兵力、兵士、能力、威力、功劳、力役、劳役等意思。《辞海》将“暴力”定义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活动中使用的强制力量”“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等权利的强暴行为”两种意思。而《现代汉语词典》对“暴力”的解释是武力，强制的力量，特指国家的强制力量等。而在西方，“暴力”（violence）是一个具有复杂意义的词。据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其最接近的词源为古法文的 violence、拉丁文的 violen-tia--指热烈（vehemence）、狂热（impetuosity）等义。其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vis--意指力、力量。从13世纪起，violence具有“气力”的含义。
1303 年时，它被用来描述对神职人员的痛殴。其主要词义为“对身体的攻击”,常指“使用力气”,也可将暴力视为“一种威胁”（主要是武力的威胁）和“难以驾驭的行为”（包括精神情感欲望的难以驾驭），以及“遭受到暴力”.而在口语上，大声的或热烈的甚至非常强烈与持续的批评，一直被普遍描述为暴力，如语言暴力[1].在现代汉语中，“暴力”并无“热烈”或“狂热”之意，倒是古代汉语的“暴”字略有此意，“暴”的时间结构（暴起、突发）与情绪结构（急躁、爆发）应与此意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暴力叙事”、暴力启蒙一直是“热烈”或“狂热”的。而约翰·加尔顿则将“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或思想上实现他自身的潜力的限制”,他把暴力分为“直接暴力”（杀戮、残害、肉体折磨）“结构性暴力”（剥削、渗透、分裂、排斥）和“文化暴力”（指文化中那些被用来为直接性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2].而在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暴力”定义为“故意使用武力，对自己、他人，或者对一个团体、社区进行威胁或采取实际行动，造成或有较高的可能造成身体的、精神的伤害、死亡，发展为破坏或抢夺的行为。”
根据以上概念，本文的“暴力”内涵是“强力”与“武力”的结合，它主要指约翰·加尔顿的“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或者指雷蒙·威廉斯“暴力”概念的前三层意思，它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学史的尚武、尚力、排满、革命、阶级斗争、战争、民族复仇、翻身（批斗）等主题密切相关；另外，它还指“间接暴力”,如主张以上暴力（或以上述暴力为背景）的“观念暴力”或“精神暴力”（包括精神自虐、精神虐杀），等等。因此，“暴力”内涵丰富，感情色彩复杂，并非一个“暴”字可以概括。
那么，何为“暴力叙事”?这一基本概念主要是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推崇使用或表现“暴力手段”去进行政治启蒙或思想启蒙的一种文学创作倾向。根据以上的“暴力”界定，再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暴力叙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本文所述“暴力叙事”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是政治层面的“暴力叙事”,如对革命、战争、翻身等直接暴力及主张以上内容的“观念暴力”等的书写；第二个是文化层面，它与前一层面相联系，或者说以前一层面为底色，如梁启超倡导尚武尚力精神，战国策派主张尚力尚兵，等等，概言之是暴力文化精神。也有可能涉及第三个层面即心理层面，如张爱玲的《金锁记》中的精神虐杀（精神暴力）正与当时的战争暴力相呼应。
二、国内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暴力叙事”的研究综述
厘清“暴力叙事”的概念之后，有必要再梳理其研究综述，以求对中国现代文学“暴力叙事”的相关研究有整体了解。综述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按时间顺序不分巨细铺排而下，具有厚重感，但略显冗长；一是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逻辑顺序分门别类删繁就简，突出重点。本文的综述方法以后一种为主。
（一）关于晚清文学的尚武（暴力）叙事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大致有以下3种情况。
1.注重晚清社会尚武思潮的研究
如邓河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尚武思潮》（《山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忻平、赵泉民的《论辛亥革命时期新知识阶层的尚武意识》（《学术月刊》，2001 年第 9 期），刘一兵的《清末尚武思潮述论》（《历史档案》，2003年第4期），姜萌的《试析1903-1911年间中国的尚武思潮》（《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等等。这些论文所研究内容主要有：剖析晚清尚武思潮形成的文化影响（中日影响），尚武思潮的内涵（批评中国贱武传统，探讨中国尚武精神流失原因，提倡尚武精神，培养尚武精神），尚武思潮的实践与影响（从军、军国民教育、体育、反清团体、杀人、军阀混战等）。但以上论文一是过于注重尚武思潮在“社会”上的体现，而不注重其在“文学”上的体现与影响；二是虽然注意到中日尚武思想因子对晚清尚武思潮的影响，但是对晚清的日式教育、尚武精神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影响及其过程变化等均未深入探讨。
2.注重学者个人的尚武思想研究
主要是关于梁启超尚武思想的研究，如苏竞存的《梁启超的尚武思想与民族体育的醒觉》（《体育文化导刊》，1989第3期），乌晓东的《梁启超之“尚武精神”》（《体育文化导刊》，2004第4期），陈书月的《简论梁启超的民族尚武精神》（《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第4期）等。这些论文探讨梁启超尚武思想与民族体育觉醒的关系，尤其是关于梁启超对尚武精神的实质、作用、中国尚武精神流失的原因以及培养尚武精神的方法等内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阐述，但对梁启超尚武思想勃发的契机和精神资源研究不够深入。
3.注重晚清尚武暴力思想与文学的联系
如刘纳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单正平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论稿》（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刘纳认为晚清辛亥革命进步文学作者把个体确认为“国民”,而五四作家把个体确认为“人”.前者具有国家观念，敢于正面强力对抗，渴求生命力的强悍；后者具有个人意识，展现了其弱化性格倾向和非英雄特点，但是她没有注意到后者的特点持续时间甚短，并且迅速走向政治与暴力崇尚的思想变化，也没有注意到前者的精神资源与中日尚武思想因子的联系。单正平认为甲午战争是中国民族主义爆发与文学转型的引线，中国人由原来的民族自尊自大变为自卑，但是自卑中的觉醒让晚清作家大力制造“醒狮”意象，醒狮成为一个发出预言或启示的启蒙者，一个具有武力暴力的统治力量的象征，民族主义情绪更让晚清作家塑造源于仇恨与自尊的“黄帝”神话，这也导致了社会上的自杀与杀人、文学上的铁血诗文（如秋瑾）的出现。可以说，该书对晚清民族主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可惜对其精神资源（尤其日本尚武影响）和“暴力叙事”关注不够。
（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暴力叙事”的研究
1.比较视野中的“暴力叙事”研究
较早涉及中国现代文学“暴力叙事”研究的是王德威。1993年他在《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中，以一篇《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开启了现代文学“暴力叙事”研究的先河。在该文中，他认为鲁迅的砍头书写有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逻辑秩序，注意身体与精神、社会与礼教、国家与国魂的逻辑连锁关系，是一种象征，以身首异处的断裂象征着中国社会文化的断裂，痛斥国民劣根性，看到了中国社会民心以及“中国”道统象征土崩瓦解的局面。而沈从文并不预设象征逻辑，反而注重“寓意”的表达，偏重具体经验、符号间的类比衍生，将内烁意义作无限延展，让语言、形式、身体这些外在的东西蓬勃扩散，不沾不滞，不附属于意义、内容、精神之下，注重文字与想象本身，注重与砍头共在的大千世界。在该文的结尾部分，王德威指出五四以后的作家多数接受了鲁迅的砍头情结，由文学“反映”人生，力抒忧国忧民的义愤；沈从文则把人生“当作”文学，以其文采想象对文字寓意进行不懈探索。
2004 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与小说写作》，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它采用的是一种“泛暴力”的概念，把饥饿、瘟疫等都算为暴力，作者运用阶级、族群、性别等理论，在揭示政教暴力加诸人身心的创伤上，颇多新见。第二，把近代和现当代，中国大陆、港台、新马和海外联系起来，着眼于跨时空的纵横比较。第三，从具体的暴力而言，在《邀约砍头》一章中抽取晚清忧患余生的《邻女语》、五四时期鲁迅的《呐喊》、后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本、世纪末舞鹤的《余生》为切入点，将斩首症候视为关于文明与野蛮以及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争议的源泉。
王德威这两篇论着的缺憾在于：第一，在概念上过于宽泛，把饥饿、瘟疫等都算为暴力，只能说是一种“泛暴力”的概念。第二，在对象和作用上，过于注重“砍头”这一具体暴力现象的人文内涵，而忽视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暴力”与“启蒙”、民族自强情绪的广泛联系，以及暴力在建构民族国家中的历史作用。即使是对沈从文的论述，也太过注意其暴力杀戮的表象，而对其暴力生命观、雄强人生观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质没有丝毫关注。
2“.现代性”研究中的“暴力叙事”研究
2004 年，复旦大学的陈润华在其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想象的现代性--“虚无、暴力与乌托邦”的世界性因素》中，认为文学史的意义不会自动呈现，它需要想象和阐释。20世纪的中国文学现代性，在“虚无、暴力和乌托邦”的经验上，由于它本身是人类现代性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在人类的现代经验中成为了个性化的一部分，是现代性在文学领域和文学形式上的现实之一。他把“暴力”等称之为“世界性因素”.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首先面对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线索。然而，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想象只是其显在的一面。论文通过“二十世纪的国家想象”这一现代性经验，以鲁迅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暴力”的历史经验，认为中国的经验是一种现代的可能，中国这个“旧邦”,在具体的现实和历史经验中，再次成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总之，论文突出暴力与文学想象的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的关系。在该论文涉及“暴力”的第三章第二节--“对历史的虚无和暴力想象”中，他认为历史的所谓“意志”包括其复仇的倾向，正是现代之前向现代转型时的xuwuzhuyi精神，历史是必须被复仇的对象，这正是“虚无”与“暴力”的联系。
在第三章第八节“虚无、暴力与乌托邦的经验同盟”中，他认为国家与暴力存在密切关系，无论是即将完全消失的旧邦，还是即将来临的新政，都与暴力相关。在第六章第四节“精神暴力与现实暴力”中，他强调启蒙本身并不必然地成为绝对国家主义，但是随后出现的“暴力化”因素（由现实的危机和暴力刺激了精神暴力，新的精神暴力又刺激了更广泛更大规模的现实暴力），使得暴力被称为启蒙的结果。而在第四章第六节中，他通过分析《复仇》和《药》，认为鲁迅用暴力对旧邦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进行复仇。
该论文不足之处有：第一，在概念上，它将“暴力”等认为是沟通旧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经验，但是前现代的暴力也具有这一作用，对如何区分这些历史经验的前现代性与现代性这一点上，阐述不深；在“暴力”如何成为“世界性因素”方面也论述得不够充分。第二，在对象上，论文注重“暴力”等在建构民族国家上的抽象作用（破旧立新），更近乎是哲学论文，而不注重“暴力叙事”及其精神资源的分析；表面上是以鲁迅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实际上论文的7章内容中，第一、三、六、七章总共4章的内容都甚少论述鲁迅。
3“.身体”研究中的“暴力叙事”研究
2005 年，武汉大学黄晓华的博士论文《身体的解放与规训--中国现代文学身体意识论》，其第一章第二节“刑罚-示众：他者的身体”指出示众与国民性批判的联系，论述了其中所体现的国民性的冷漠残酷，欣赏杀人的“艺术”心态，将他人视为他者的麻木和残忍，缺乏将他人命运当作自己命运的承担和反思意识。同时，通过对公刑和私刑的区分，论述了作家对社会和政权的质疑和反抗以及对民众与政权合谋的思考。而在第四章第二节“同志-敌人：祭坛上的身体”中，作者指出身体的革命等级：自己人受难的身体被神圣化、崇高化，敌人的身体仅仅是告慰革命的祭品。
2005 年，四川大学李自芬在其博士论文《小说身体--中国现代性体验的特殊视角》的第三章第二节“国家解放叙事：革命小说对阶级身体的型塑”中，主张革命暴力对威胁性的身体欲望的压抑以使个人身体完全臣服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又指出革命暴力与仇恨的关系一方面是一种对自己身体存在感到无能为力的自卑感的极端反映，另一方面又被赋予了正面的价值，是中国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新生力量。并发现了作家对暴力的困惑与质疑：人的拯救与解放最终变成对人的压抑与异化。
4.单个作家的暴力书写研究
王德威等对鲁迅、沈从文的“暴力叙事”阐述如上，其研究不够集中深入。2006年，兰州大学刘青汉的博士论文《希伯来文化关联中论鲁迅在暴力面前的困境》则有了新的开拓。他认为希伯来文明的重要因素与鲁迅精神的构成因素之间有着广泛而微妙的回应关系，该文探讨鲁迅在面对暴力存在时的心理状况、思想状况、生存经验状况、行动状况，论述了鲁迅面对暴力的基本态度、观念和精神操守，以求更好地继承、发扬和实践鲁迅精神。他认为鲁迅自身与希伯来文明有关联，这种关联是一种思想关联而不是生命经验关联，是文化、理性和人性关联，而不是信仰和神性关联。就鲁迅自己而言，这种关联是主动的、积极的。他认为鲁迅面对暴力存在的复杂心理至少有3个显在状态：一是否定、厌恶、警觉、躲避和揭穿；二是期望、呼吁并利用它来驱赶凶兽，驱除黑暗；三是进退维谷，茫然、困惑时，以无辞的言语向天呐喊。面对暴力存在时，鲁迅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审视，指出其中经历的“王”“匪”“寇”“和平”几个时代，并通过对“火与剑”“刺客”的论述来探讨鲁迅对暴力行动的态度。
可惜的是，该论文后6章脱离论文题目，脱离鲁迅，大谈暴力与现实、历史、战争、和平的关系，大谈人们对暴力的态度而非鲁迅对暴力的态度。另外，过于注重鲁迅的“非暴力”思想，一是对鲁迅所“非”的暴力主要是统治者的暴力缺乏深入认识，二是对鲁迅从晚清以来所受的日本尚武文化影响，以及在此影响下所提倡的暴力革命、暴力复仇思想缺乏深入思考。
5.战争文学中的“暴力叙事”研究
关于战争文学，成果较多，主要有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年版；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修订再版），陈颖的《中国战争小说史论》（福建师大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马立新的《红色理性与革命战争文学》（山东师大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刘俐俐的《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与成长》（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沐金华的《论战争背景下的40年代女性小说》（南京师大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张全之的《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新星出版社，2006年），房福贤的《中日抗日战争小说史论》（黄河出版社，1999年），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徐文广的《中国现代战争小说创作论》（山东师大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靳希光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初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陈辽、方全林的《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史略》等一系列成果。
对于战争文学，研究者大致持以下4种态度。
一是从功利主义角度肯定抗战文学的积极意义，注重“抗战”宣传而不注重“文学”特质，注重作品的“武器”意义而非“文学”意义，缺乏反思其负面作用。例如，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倡导以笔为武器，实行“前线主义”;反对创作自由的言论，反对不写战争的作品，以一种道德的优越感凌驾于要求创作自由的作家之上，批评“自由人”及“向创作要求自由”的作家是逃避社会、落伍的表现，当自由主义作家“一喊出要求创作自由的口号，便落在现实的齿轮后面，沉为时代的渣滓了”,甚至堕落为汉奸（如穆时英、刘呐鸥等），而且先后灭亡，自绝于时代国家；将“抗战加恋爱”的作品称为“黄色文学”,将徐訏的《鬼恋》等贬为“低级趣味”、充斥“糜烂人性”的作品。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虽然客观地指出《保卫卢沟桥》这部宣传作品艺术上的缺陷与不足，但强大的功利主义思维让其迅速转向：“如果仅仅从艺术技巧上评论和认定这部剧作（以及当时和后来许多类似的抗战文艺作品）的高低优劣，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其在特定时代社会氛围中的特殊的艺术贡献与历史价值，显然是片面的。”显然，这是从功利主义角度（如观众反应等外部条件）而非由文学本身来断定战争文学的价值。
二是探讨战争与人性、阶级性、民族性的复杂关系。如张全之的《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该书首先以胡适、老舍、沈从文为例探讨了中国现代文人对战争的态度；其次探讨战争与人性、阶级性、民族性的复杂关系，反省功利主义（民族敏感的自尊）对战争文学写作与研究的负面影响。但该书对现代文学（特别四十年代文学）作家群体的战争暴力的精神资源、主导思想、文化影响和叙事模式关注不够。
三是以二元对立的红色理性来分析战争暴力。如1988年陈思和的《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上海文学》，1988年第6期）。虽属当代文学范畴，但也可给现代文学研究以启发，他较早提出中国当代文学观念中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战争文化心理，这不仅影响战争文学的写作，更成为整个当代文学的一种创作观念和创作心理。2004年马立新的博士论文《红色理性与革命战争文学》，首先对中国战争文学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回顾，梳理了现代革命战争文学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轨迹，发现了迥异于其他战争文学并足以表征革命战争文学特质的现代理性精神--红色理性；接着作者以建基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理性和中国社会革命具体实践结合之上的红色理性为哲学坐标，分析论证了它的本体特征和特殊规定性，建构起了以“暴力革命论”为核心的理念，以革命人道主义为其深邃内涵的理性哲学体系。并指出新中国“十七年”作家以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作为文本建构的基本思路，及其在文本的主题意蕴、人物性格、美学意义等方面的体现。只是该论文主要系统地考察了建国“十七年”时期的革命战争文学的总体风貌和生产传播规律，对中国现代文学战争“暴力叙事”及其尚武文化影响因子论述不够。
四是从史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战争文学（小说）进行线索梳理和类型论述。2003年徐文广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战争小说创作论》将现代战争小说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进行勾勒、梳理、阐述，不仅纵向展示出对象本身的面貌特征，还横向揭示出文学史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层次性，以及它们之间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和互动影响。论文先从战争本身的实践含义和美学含义说起，阐述中国古今战争观之间的差异。接着对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发展脉络、作家群体分类以及总体特征（危机拯救、英雄塑造、叙事模式、史诗风格）等进行了阐释。2004年陈颖的博士论文《中国战争小说史论》将战争小说视为题材相对独立、有着丰富的文学积淀与深厚的文化内蕴的一种小说品类。
该文从历时性的角度对中国战争小说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审美与文化相交融的研究。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流变论”着重梳理中国战争小说的发展脉络，分析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战争小说作品，探寻中国古今战争小说的发展继承关系。下篇“文化论”从文化学的视角观照中国战争小说，分别以中华民族的政治伦理观、英雄崇拜意识的演进、中国兵学文化等作为切入点，研究中国历代战争小说与上述文化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塑造民族精神的重大作用。这两部论文对中国现代战争“暴力叙事”及其尚武文化影响因子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及，对日本的影响只字不提，对其如何影响20 世纪 40 年代战争“暴力叙事”的传统主流、多样资源的主导思想也少有论述，换言之，其对思想暴力和战斗暴力都缺乏高度关注。
6.政治文化、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中的“暴力叙事”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论着主要有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韩毓海的《锁链上的花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宋剑华的《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朱晓进等的《非文学的世纪》（南京师大出版社，2004年）、方维保的《红色意义的生成》（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苏光文的《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研究》（重庆出版社，2004年）、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华夏出版社，2005年）、孔范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导言》，等等。
1993 年韩毓海在《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本质是中国传统的“教化”,它具有一种“冲突和破坏的力量”,但其关注重心是人文启蒙而非政治启蒙；他又在《锁链上的花环》中指出在民族危机的压迫下，民族难以具有冷静思考世界和自身的理性的超越能力，而只是“本能地去转而相信在苦难和复仇的流血中会产生新的世界和新的人”,但并未充分论述从晚清到40年代文学的暴力情怀、暴力类型、精神资源以及暴力崇尚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等重要问题。1997年孔范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导言》指出“从梁启超把文学革新推崇为实现政治目的直接的根本的途径，到毛泽东把文学视为革命的重要一翼……几乎一个世纪，就其主流而言，文学都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服膺于政治使命”.1999年，宋剑华在《论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提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是“以传统来反传统”,即作家以传统的急功近利心态反对传统文化，并且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把自己视为社会革命的战士和社会危难的拯救者；而在其2002年的《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中，他继续将这一观点细致阐释为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对集体主义精神理念、阶级斗争人生哲学、思想启蒙角色的转换、理想主义浪漫情愫、英雄主义完美意识的推崇与追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意味、政治意味与战斗品格有着深入的阐述与细致的分析。2004年，朱晓进等着的《非文学的世纪》一书，考察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该书以政治文化（其狭义上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兼及广义上的政治规范、制度和体系）为基本概念，认为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和审美特性没有得到充分地张扬与重视；文学革命伴随着思想、政治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它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潮难以完全剥离，而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旗号，政治化趋向初露端倪。大革命后，文学的政治化终成主潮。此后的文学发展，虽然随政治形势变化而呈现不同态势，但始终未能脱离政治化的浪潮，从题材、题旨、文学观念、文学目的上都如是。该书将民国文学时期视为非整合模式（对官方意识形态持不认同、淡漠、对抗态度），将共和国建立到80年代时期视为半整合模式（协调与限制），将80年代末以来视为前整合模式（文学的政治化相对缓解，文学自足发展空间相对扩大）。总之，全书都以政治文化为核心概念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2005年，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实质是政治哲学的文学阐释，它以梁启超、鲁迅、蒋光慈、陈铨、路翎5位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细致深入地论述朝向“未来”的“新中国”想象、革命的魅惑与死、革命的必然谱系、民族主义的政治正当、绝望于未来的抵抗等几个主题。但该书一是缺乏历史感或历史意识，只以5位作家为代表，而未提及与之同一系统的作家，未提及演变的轨迹，缺乏史的厚重感；二是概念不清，“民国时期文学”这个概念下限不明，因为1950 年左右中国还在打仗，大陆的“民国”还没有结束，而国民党到了台湾后还沿用“民国”称号，这些是否还是民国时期的文学呢？而且论者在论述时，把晚清梁启超的作品和思想也算在民国时期文学里，这是有待商榷的。综观之，这几本论着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重视对政治“意识形态”性质而不重视其“暴力”性质的论述，未能发现推崇暴力是现代文学的一大特征；二是忽略或不注重精神资源的追溯（宋着除外），对中日尚武思想因子关注不够；三是以文学来阐释政治哲学。
三、中国现代文学“暴力叙事”的意义
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暴力叙事”的相关研究之后，重审其概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说中国现代文学“暴力叙事”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政治或思想启蒙，必先厘清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暴力”与“启蒙”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暴力叙事”或“暴力启蒙”的意义问题。
（一）“暴力”与“启蒙”的关系
其一，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处在一个暴力频繁的背景上。如蔡元培所言：“直到清季，与西洋各国接触，经过好几次的战败”“嗣后又经庚子极端顽固派的一试，而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渐博得多数信任，于是有辛亥革命，实行‘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宣言，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保皇尊孔的旧习，似有扫除的希望，但又经袁世凯与其卵翼的军阀之摧残，虽洪宪帝制，不能实现，而北洋军阀承袭他压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兴未艾。在此暴力压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兴，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陈独秀的《新青年》。”
也就是说，当时启蒙的背景是暴力战争与暴力压制（晚清以来的重要暴力事件频仍，如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的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等等），这给启蒙思想家们一种“暴力”的心理暗示，为以后推行“暴力启蒙”或政治启蒙创造了可能的心理动因。例如，《新青年》一方面进行人文启蒙，另一方面推崇革命，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实是现代中国暴力启蒙的一个缩影。其二，不牵涉暴力的思想启蒙与暴力是否有关？答案是肯定的。如，郭沫若少年时代进行立宪演说，他和老巡警展开了这样的对话：“国会国会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说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管国家的大事，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来说话。”“怪不得我们的署长老爷说你们要造反啦！”他后来反思“这个泛泛的插话，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有趣味。我们在请愿早开国会，而当时的支配阶级说我们在造反，那位老巡警也承认我们在造反。
我在当时不消说还替他解释了一下，怎样怎样，如此这般的并不是造反，然而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不真正是在造反吗？造反就是革命，现在想起来那对于封建社会的支配阶级要求立宪，不就是革命的行动吗？当时的所谓‘革命’是‘灭满兴汉',乃至是投炸弹、拉手枪，甚至于有时指斥要求立宪的行动是保皇党的行动；但由现在看来，两者在促进社会的变革上不正是同一的吗？”
曹聚仁也认为晚清的改良派也是革命派[5].因此，可以说思想启蒙意味着可能发生的暴力行为。在此意义上，1986年李泽厚所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是大可商榷的，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在救亡（包括革命）中启蒙，不存在谁压倒谁的问题，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革命的力量，也没认识到现代中国的启蒙不仅仅是人文启蒙，更主要是政治启蒙；中国式的启蒙是与革命、救亡、翻身等“暴力”关系密切甚至是一体化，启蒙可能引发暴力，而推行暴力进行思想启蒙就更与暴力相通。换言之，启蒙与暴力的关系是启蒙引发暴力，以及启蒙运用暴力，“暴力”是手段“,启蒙”（尤其是政治启蒙）是目的。
其三，暴力启蒙的实例。如法国大革命，但是必须注意到这种改革性的、革命性的启蒙体现出来的对独断专行的国家体制所进行的批判，并且根据天赋人权和政治民主构建出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思想[6],它所蕴含的西方人文精神和中国教化式的政治启蒙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因此，可以断定“中国式的启蒙运动更近乎一种卢梭式的启蒙主义……这种启蒙主义助长了一种冲突的和破坏的力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萌芽、滋长和猖獗”[7]是一个武断的结论，这忽视了中西方的差异，没有注意到所谓“卢梭式”的启蒙并非西方式的启蒙，而是与中国作家受东洋“尚武”文化以及中国“侠--士”传统（侠、士结合的传统）的影响密切相关的（所谓“侠”并非单指武侠、侠客，而是如梁启超的《记东侠》一样，将战士之武、侠士之武和文士之武统称为“侠”,而“侠--士”也并非侠客、武侠，而是“侠”与“士”的结合，“武”与“文”的结合，将“侠”的尚武尚力、除暴安良、敢于复仇、拯救意识与“士”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教化意识、忧患意识、入世意识等互相联结）；再加上当时对日本尚武而强、中国尚文而弱的深刻认识而产生的民族自强情绪，政治启蒙（暴力启蒙）的汹涌实属必然，而这也是本研究的中心线索。
（二）“暴力叙事”或“暴力启蒙”的创新意义
鉴于以上对“暴力叙事”的概念、相关研究和关系所进行的梳理，我们可以指出“暴力叙事”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种审美现象，还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的一种文化现象。
笔者的创新之处有：一方面在于视角独特。学界往往只强调西方的人文精神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深刻影响，而人为地忽略暴力启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实际作用，进而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价值取向简单地理解为西洋模式。而笔者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新回归历史原场并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全面分析“暴力叙事”在中国现代启蒙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并将“暴力叙事”纳入到启蒙叙事中加以考察，最终还原长期被人为遮蔽了的思想启蒙的历史真相。
另一方面在于视野开阔、线索准确。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暴力叙事”的精神资源主要包括欧美、苏俄、日本和中国传统的尚武与入世精神，其中日本居于外来资源的中心，它善于别择欧美和苏俄（此两者的思想文化大多经日文译本再翻译到中国），大批留日学人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础。日本文化因子与中国传统属于表象与本质的关系。着重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尚武”思想的历史因子，并注重研究中国古代“暴力叙事”文学的现代影响；与此同时，更注重分析东洋留学生对日本近代“尚武”文化的积极引进，以及东洋“尚武”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启蒙的巨大历史推动作用。突破过去只着重单一文化影响的研究模式，辩证、深入地分析中日“尚武”文化、入世思想是如何共存而又有所侧重地分别影响不同阶段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暴力叙事”:它呈现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整体上是现象（日本影响）与本质（中国传统）的关系，具体则分为日本浪潮与中国传统暗涌（晚清、五四）、日本表象与回归传统（三十年代，如左翼、新感觉派、准左翼作家、沈从文等）以及传统主流与多样资源（四十年代）等方面；进而充分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暴力叙事”在现代民主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现实意义与潜在影响。
尚武与入世精神催生了暴力情怀，无论是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还是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暴力抗争与“尚武”倾向，以极其强烈的民族自强情绪，充分地表达了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在“弃医从文”理想幻灭之后，进而追求“弃文尚武”（轻文重武）的政治启蒙理想和功利主义心态。尤其是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暴力叙事”更被赋予了全民族思想政治启蒙的合理价值，最终获得了现代文学审美形态的合法地位。因此，本文的实际研究意义，就是拟将客观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全过程的“暴力叙事”现象，与民族文化的特殊历史背景相结合，以求深刻地揭示“暴力叙事”与思想启蒙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去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价值观的获取方式与民族情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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