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新春伊始，叶兆言推出了他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驰向黑夜的女人》.这篇小说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有二，一是人物的命运轨迹和故都的兴亡更替；二是叶兆言在小说里多次自陈为创作它而长期怀着的无法去除的犹豫和忐忑。叶兆言塑造了与众不同的人，书写了别开生面的城，并对它们的命运怀抱着强烈的不安和焦虑。
一
《驰向黑夜的女人》（下文简称《驰》）以竺欣慰和冷春兰的人生历程贯穿全篇。小说分阶段书写了她们自太平洋战争前夕至“文革”后期近 30 年的人生起伏。欣慰和春兰分别来自金融世家及知识分子家庭，其中，竺家属于典型的政治暴发户，而冷家则是衰相渐露的文人世家。两位民国少女的父亲出于对昆曲的钟爱，令她们共同拜在昆曲大师朱绣心门下，使她们得以相识相知，从而缔结了终身的友谊。欣慰和春兰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学问修养都带有明显的贵族文化色彩，并培育了她们能够成为闺秀所必备的基本素养。
以结成闺蜜关系为起点，欣慰和春兰的命运轨迹便开始以时而缠绕交织，时而各循路径的面貌被时间的洪流裹挟向前、一波三折。几十年中，欣慰在社会身份上完成了三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从富家女变成学生运动的先锋，第二次是从旧家庭的大小姐变成人民政府的公职人员，第三次是从造反派头目变成“文革”的祭品。与此相同步，欣慰在情感生活上则屡遭风波，从最初的清纯少女变成卞明德的妻子，接着是义无反顾的离婚和再嫁吕逵，之后又成为不折不扣的出轨少妇，直到死于非命，她的故事都如同是一部传奇。春兰则从小家碧玉、女大学生依次成为新政权的支边人员、中学女教师。其间，她由单身大龄未婚女青年沦为强奸犯的猎物，并最终离奇地做了奸污者的第二任妻子。为了解释欣慰和春兰得以完成各自人生转型的原因，叶兆言找到的切入点是彼此的性格：
相比较春兰的喜欢安静，冷若冰霜，欣慰性情活泼性格开朗，她像一团火，更愿意结交一切朋友，喜欢和陌生人说话，爱憎分明……她们的人生态度有着巨大反差，一个仿佛冬天，一个好像夏天，或许正是这样的反差，两人的性格差异反倒形成了互补。
正是基于迥异的性格，欣慰思维活跃，充满外铄的因子，偏于感性，心志易被外部世界的新变化所牵引，为人处世敢想敢做、不计后果、执着到顽固不化的地步。春兰却老成持重、不温不火、冷静理智。个性驱使她们离开她们曾经的成长环境、建立自己的政治立场、规划自己的情感生活。尤其是欣慰，作品不止一次强调了性格对她命运的操控能力：她好不遮掩自己对卞明德的好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将暗恋提升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国共内战开打之后，欣慰迅速在学生运动中找到了新的刺激和强烈的快感，她“越来越进步，思想也越来越左倾，一有机会就批评春兰，说她落伍了掉队了，说她不应该只知道埋头读书，不关心民间的疾苦”.延续着“左”的思维方式，欣慰在新政权甫一立足之后便加入党组织，同时要求春兰积极争取入党，因为“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一刻都不能放松思想改造，一定要跟着时代一起进步”.在“四清”运动中，面对不情愿下乡的春兰，欣慰半是安慰，半是训诫地提醒她“应该想到自己能够被选上是幸运，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到了“文革”之初，欣慰已经“非常左，非常的革命”,脑袋里“都是些空洞的标语和口号……凡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便死到临头，已有疯癫迹象的欣慰仍在坦白自己“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党的培养”的种种罪过的同时坚称自己对党的忠诚，仍旧“坚信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一个有理想的革命者”.
显然，欣慰的性格脉络是如此清晰，且与她命运沉浮之间的因果关联是如此牢固，几乎可以让我们将她视作“性格决定命运”的样板，继而指摘小说家存在理念先行的嫌疑。
二
在《驰》中，人物的命运波折，在许多时候又不是能够简单地用社会政治逻辑，尤其是性格来解读的，在欣慰、春兰以及与她们相关联的男人们的身上，又呈现了性格的复杂性和人性的暧昧莫测。
欣慰下嫁吕逵的原因“连自己也解释不清楚”,说到最后，只能找一个理由，即“反正也是要再准备嫁人的，吕逵恰好出现在她想嫁人的日子里，于是她听天由命，毫不犹豫地嫁给了这个男人”.凭借这般有意识的安排，叶兆言试图打破性格与行动的对应性，维护了角色个性的多元与丰富。另一个例子乃是欣慰死前的人性情怀的复归。在她最后一次露面的批斗会上，她出人意料地没有交代自己的问题，而是只为和自己关押在一起的妙行法师说了几句话，说妙行是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规矩，要求批斗者不要往妙行嘴里塞猪肉，闪现出了她残存在内心深处的人性光芒。还有欣慰的第二任丈夫吕奎。欣慰带着随意性所嫁予了吕逵，无论是家庭还是修养，他们都不般配，当春兰得知她的好友、高贵的大小姐嫁给一个屠夫的时候，她都难以置信。但，他竟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没才情但却最重情义的男人，毋论她被批斗、监禁，还是流放、劳改，他也能不改初衷，履行丈夫对妻子的义务，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人物的命运在自己的选择中，备受折磨，并向着预定的轨迹行进，但有时又出人意外。就欣慰、春兰的爱情经历而论，同样是爱慕卞明德，春兰因矜持羞涩，兼以顾及与闺蜜欣慰之间的友谊，而压抑自己的芳心，将卞明德“让”给了性情奔放外露的欣慰。这么做的结果是，春兰久久沉湎在对初恋对象的思念中而无法自拔、待字闺中，欣慰也没有收获幸福，反而屡屡被卞明德的好色花心折磨得心灰意冷。与此相似，春兰拒绝了来自延安抗大的干部、市教育部门的领导罗福庠的追求，理由是罗福庠对她的爱过于形式化、政令化，将男女私情弄得不伦不类。此后，春兰长时间处于情感空白期，回首往昔，她竟生出丝丝悔意：如果当初答应了罗福庠，那么今天的她应该已拥有了温馨体面的家庭生活而无需飘零无定。
在一种习惯性的政治逻辑中，出身旧家庭的欣慰和春兰，在 1949 年之后的历史，一定会因为她们的出身而遭难，但是《驰》同样展现出了一个意外的流程。尽管政治是 1949 年后中国大陆社会生活的主题，但这并不等于厕身其中的人们就没有避免和腾挪的可能。至少,“反右”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竟被春兰、欣慰以阴差阳错的方式逐一躲了过去“:反右”时期，欣慰恰好处在分娩期，避开了政治风暴的冲击，春兰因支援边疆建设远离人寰，顺带着也远离了足以致命的是是非非。
饥馑席卷大地的几年中，春兰身在物产较为充裕的东北边地，没有感受到饥饿和死亡的阴影。人在南京的欣慰由于丈夫是肉联厂的屠宰工，可以借工作之便“揩油水”而免于饥馑。另外别具意味的是，两位女性的阶级出身并没有构成她们遭迫害的前提“.文革”中，春兰被学生殴打的理由是她是教师--红小兵们的造反对象，欣慰被批斗、审判的导火索也并非她的父母投身敌营、与人民政府为敌，而是源于她和李军向“造反派”供出了他们之间的偷情关系并对她加以栽赃陷害。
最耐人捉摸的是人这个最大的变数。看上去，只要活着，人即是无数可能性的综合体。以吕逵、春兰为例，吕逵呈现给读者的面目是多样的。他的文化水平极其有限，无法与卞明德那样的公子哥一样“总是很阳光，很会讨女人喜欢，中英文俱佳，能和外国人流利地对话，能写写旧体诗词，毛笔字也好”,但他却能做得一手好菜，会裱糊墙面……简言之，会过日子。此外，吕逵对待欣慰及成为他续弦的春兰都做到了体贴有加、仁至义尽。也正是吕逵，在奸污了春兰之后还振振有词、凭借高强度的性爱来证明身为无产阶级工人的自己对身为资产阶级小姐的欣慰的绝对占有、冒险探望入狱的欣慰之后对春兰刨根问底，追问欣慰是否有婚外情……就这样，深明大义和小肚鸡肠矛盾地统一在他身上。
春兰也是如此。意外失身让她痛苦不堪，并本能地将施暴者吕逵视为寇仇。然而，时光却悄悄销蚀了她对他的切齿痛恨，生理需求和伦理需求使春兰与吕逵半推半就地走到了一起。对此，叶兆言给出的答案是,“在欣慰缺席的日子里，春兰觉得自己在演戏，在义不容辞地扮演着欣慰的角色，代她给丈夫尽妻子的义务。和欣慰一样，春兰谈不上多喜欢吕逵。但喜欢不喜欢和有没有是两回事。对于女人来说，生活中有个男人，毕竟要踏实得多。”就这样，春兰与吕逵水到渠成地化敌为友、一笑泯恩仇，相互扶持着走过余生。
更为复杂的在于，小说通过这两姐妹的故事，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小说的前半段主要叙述两姐妹与少爷卞明德的恋爱，后半段主要叙述两姐妹与工人吕奎的婚姻。两个姐妹同时爱上了卞明德，相互竞争而又相互谦让，但不管怎样这个男人把她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正是因为卞明德，所以春兰才拒绝了革命干部的求爱，而使自己孤独半生。两个姐妹都没有爱上屠夫吕奎，但是，性爱和填饱肚子的本能却又将她们紧紧地捆绑。
欣慰在春兰几乎在场的情况下，与吕奎做爱；春兰被吕奎强暴之后，依然嫁给了欣慰的丈夫吕奎，命运是如此的曲折和具有戏剧性，而其中的人性因素又是如此的丰富多变，以至于难以用语言来做条分缕析的解读。
欣慰的母亲蔡秀英对待亡女的态度和方式也令人玩味。少年时毅然为爱私奔、中年时绝然去国的她于 20世纪 80 年代初自大洋彼岸回到南京寻访故旧。听闻欣慰已死的噩耗，这位母亲的反应不是四处鸣冤，而是以敷衍自己的方法将此事轻轻抹去。这不禁令人联想起若干年前的郑念的一部半自述传小说《上海生死劫》，其中的主人公同为母亲，当她挣扎着熬过“文革”这段最艰难的岁月后，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一件事情上，即为唯一的、横死于“八月风暴”中的女儿向当事人、当权者要答案、讨说法.两相比较，蔡秀英的反应着实耐人寻味。
三
小说将故事的发生背景设定为故都南京，这一不可忽略的意象。作为一个在南京长大的作家，叶兆言借助《驰》长时段地展现了有关南京的历史记忆。
关于古都南京的记忆，在小说中，是通过插叙的方式，在欣慰和春兰的眼睛中展现的。在第一章的开篇部分，叶兆言便用了昆曲和卞家花园这两个标志性的物象来暗喻这座城市的衰落：前者自洪杨之乱起迅速衰落--“太平天国进城……有着好几百年繁荣历史的昆曲从此失去了民间基础，再也没有真正的兴盛过，基本上就成了亡国之音”,堕落为“文人的雅玩”“、老教授的嗜好”“、嫖客的余兴节目”;后者曾是金陵世家卞氏的老宅，因家族解体而日渐荒废，终以在繁华阅尽之后几乎沦为废园。作为古都，与它所承载着的不计其数、厚重异常的记忆相匹配的，是挥之不去的颓唐气息。
坦白地说，如果沿袭着传统文化精神日渐失落的写作思路走下去《，驰》抑或将展现出另一副面孔--以1949 年为分水岭，将南京一分为二：1949 年前，南京绵延数百年的传统文化品格犹自存活，白墙黑瓦下的你侬我侬、秦淮河上的浆声灯影、玉树后庭花的凄美余韵大多尚在；1949 年后，南京旧有的文化品格被彻底摧毁，在劫难逃的还包括与其紧密相连的载体。遗憾的是，这个构想很容易固化为某种思维定势，进而诱发不必要的误读。
事实证明，叶兆言突破了定势的阻碍，他所勾勒出的近现代南京如植物的春华秋实、生命的新陈代谢一般，具有自己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好恶、意识形态为转移。在他的真实观的引导下，《驰》中的南京在不同时代都显露出了若干幅与现今依然通行的历史观和历史评价大异其趣的面孔。
具体而言，日据时期的南京虽遭受重创，但仍缓慢迈开它的现代化步伐。在战争的阴霾下，它建成了中国“第一座有正式门牌编号、可以用自来水冲洗的现代化公厕”，“娱乐似乎也一度繁华”,元宵节的灯会和战前一样,“人山人海十分热闹，跟赶庙会也差不多，大家好像已经忘了自己还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俯首在刺刀下的南京学生竟组织了“干字运动实践会”,在广场上演讲，号召市民团结起来，砸烟馆烧赌场，提倡新型的健康生活。国民政府还都以后，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公开与当局叫板，但学生的诉求并不统一，颠覆“反动”、“腐朽”的国民党政权远在他们的视域之外，争取“学问无伪”的公正对待才是掀起波澜的初衷。
解放后的南京和阎连科《炸裂志》里的村庄如出一辙，不停地裂变、分化、重组.为了更有条理地描述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剧变，叶兆言一方面娓娓道出南京的历史真实--50 年代初，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南京变得拥挤。遭遇百年罕见的大洪水,“很多城墙被莫名其妙地拆掉了”;1960 年春，南京街头的树叶已经都绿了,“大街上却根本看不到人影”;1967 年以后，造反派全面夺权，南京市面不靖“.红总”和“赤卫队”“、好派”和“屁派”你来我往、打来打去；1970 年起，十一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前举行的大规模公开审判大会成为南京的惯例。每次公审都要“枪毙一批犯罪分子，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现行非革命”,“最初的几次特别隆重，都安排在五台山万人体育场，每次都是万人空巷，工厂停工商场休市。全市还要组织收听公审实况”;80 年代后，以拔地而起的金陵饭店为标志，南京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及市政府鼓励海外华人返乡投资的政策等等。一方面则交代出了蛰伏在历史真实背后的另一种真实--其一，即使在红色暴力席卷金陵的风口浪尖之时，市民阶层的生活趣味也有其独自的生存空间：白热化的武斗从未妨碍吕逵去享受诸如种花、养鱼、烹制美味菜肴这一类在当时被大肆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吕逵之所以能保有置身“革命”之外的特权，依凭的正是他高贵的工人阶级身份；其二，尽管新社会希望以阶级关系重新定义人的社会属性，清除绵亘千年的伦理秩序，且这种努力看似大刀阔斧、成效斐然，但就在南京的角落里，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感、道义感并未泯灭殆尽：比如春兰，她终其一生都是竺家的托孤对象。蔡秀英外逃香港，将欣慰托付给了她；欣慰入狱，春兰收留了她的遗嗣小芋并视若已出。跟春兰相类似，解放前收房租过活的寡妇李老太在新政权下残喘度日，当年的仆人老季照样时常上门照料。春兰、老季用自己的善良无私给人文传统一时凋敝的南京增添了一抹亮色。
简言之，显然也是一部城市的精神史，它的文本起始日伪统治时期，但通过小说的追溯却在很久很久以前，它经历了日伪时期，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民国，也经历 1949 年后的“四清”、“反右”“、文革”,一直到达“改革开放”的“现在”.它展现了在现当代历史动荡中，一座古城南京，在纷纭复杂的政治生活中的文化变迁，和精神蜕变。它以回忆和诉说的方式，重构了南京的人文记忆。
四叶兆言在历史想象的营造方面早已驾轻就熟。无论是《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还是《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一号命令》，叶兆言重塑历史场景（如，南京保卫战“、镇反”运动、反右运动等）并在真实与虚构彼此交界的缝隙中“植入”独特的想象，赋予它们以厚实、隽永的历史感。
在《驰》中，叶兆言对具有实证效力的史实成分做适当的安排，构筑了里外分为三层的文本真实系统：最外围的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城市面貌、社会风尚；中间穿插与小说人物互动的历史人物（周佛海与竺德霖），点缀以仅作基本史料看待的宏观事件（如太平洋战争前后的纪念集会、南京市民的扫毒行动、汪伪特务制造的“中行别叶”惨案）。这两层如同基因的序列组，形成并规范历史的实际走向和面目。叶兆言切断序列组的自然链接，把自制的新基因嵌入其中并加以缝合，在不违背已知、公认的历史叙述的前提下，让人物活在鲜活生动的准历史情境中；内核包裹标志性、指向性的历史事实（李香芝在“文革”中被杀害）及“我”与“我”的家族与竺家、冷家的交往情况，借助使用“我”的机动视角与行动参与，消解小说与事实的界限，以类纪实手法的摹写竺、冷为首的人物群体的生活轨迹。用视觉化的语言来加以描述，这一系统层层相扣，螺旋回转，往外层走，史实的厚重感越发触手可及；往里层走，情节真实的质感愈是扑面而来。
不仅是对于历史氛围的营构，更为重要的是《，驰向黑夜的女人》通过元叙述的方式，把历史带入小说的想象，也将小说中的故事带入了当下的政治历史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驰》构建出了令人困扰的认知困境：当你对认知客体的情况了解得越多，你越会被它们环绕纠缠，无力梳理线索、解开谜团，援引叶兆言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无所知才是真相，一无所知才是绝对真理”“、也许想得太多，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表达。小说这玩意神神鬼鬼，有时候准备太久并不是好事，有时候深思熟虑未必一定是好。希望太大野心太大期望值过高，弄不好就无可奈何地走向反面，会变成一种严重负担”.
还有使认知企图更加无法达成的是认知主体的差异所致的评价悖论。中国文化人追捧的哈威尔，在来自他祖国的诗人眼中充其量不过是个蹩脚诗人“、政客”,斯大林死了，中国人如丧考妣，可中国人身边的苏联专家却格外兴奋、额手相庆……这些例子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点需要承认的是，想象出的“事实”,顶多算遵照认知逻辑所得出的“解释（”这儿姑且称之为“应是”）与现实（不妨称之为“实是”）之间泾渭分明、不通款曲“.文革”中的牺牲者，包括在后来被当局追认、定位为烈士的正面人物如李香芝、林昭等，自身也会不可避免地铭刻着与后人所做出的褒赞严重冲突的东西，比如，受难者与施刑者都共用一套话语系统、双方都甘愿为同一个乌托邦而直面死亡，等等。更有甚者，叶兆言特意用一位“靠边站的省委副书记”、省级干部惠浴宇的人生遭际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文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走资派必定一直倒霉，知识分子必定被轻视，文化名人都会被别人瞧不起。”--“事实绝对不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是条不断流动的河流，绵延曲折，要拐过无数道弯，每一段河道都不一样，每一段流程都有自己的故事”.
更令认知者迷乱的是，评价往事与故人的标准从未定于一尊，而是快速变化的。欣慰的死早在“拨乱反正”之初，可以用来充当控诉“四人帮”“、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工具，稍迟一些，它还有能投合大众对伤痕文学的偏爱。但接下来呢?随着社会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人们的思想世界，兼以作为受难者的欣慰与加害者之间在思维方式、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上别无二致的本质事实，欣慰之死的意义注定会被淡化，终而消解。正因为如此，叶兆言在小说中坦言，他很早就在为《驰向黑夜的女人》的问世而努力搜求方方面面的信息，但却每每临阵缩手.它的最终付梓，有赖于叶兆言选择了“放下”的创作心态--索性抛开“往往纠缠不清，让人无所适从”的虚构，摒弃“那些很好看很文艺”但“并不存在的场景”,转而从已有的素材出发，踏踏实实、原原本本地暴露深深埋藏在生活内部的暧昧与冲突，将真实所固有的矛盾、暧昧、凌乱、琐碎，生动鲜活地摆在读者眼前，让读者去感受真实所蕴藏的冲击力--与此同时到达创作者孜孜以求的自由、无我的创作境界。
在《巨人传》的结尾，费尽千辛万苦的庞大固埃抵达了冒险的终点站神瓶国。他们祈求神瓶给他们以行动的喻示。结果，神瓶只发出了一声巨响“:喝!”用中国人的俗语来转述，那就是清除私心与杂念，以返璞归真的心境去“干!”叶兆言似乎领会了神谕的真谛，以返璞归真的叙事进入历史和人生，酿造出了这部“很久以来”就想写、但却数度落笔凝滞的《驰向黑夜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