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长河，“母亲”及“母爱”始终是经久不衰的文学创作重要母题，勤劳俭朴、无私奉献、善良慈爱等人格特征被普遍赋予到母亲这一形象上，尤其在传统男权话语中，母亲的道德完美性被着重强调，母亲身上的奉献精神得到推崇与极度扩张，甚至于走上了父权话语系统的道德圣坛。在此背景下，“母亲”既包含了作为女性天然固有的母性品质，也体现了传统社会中男权文化对于“母职”的概念规范和对“母爱”
的审美期待，但却忽视了“母亲”作为女性独立个体的自我回归。在冰心的文学作品中，虽同样是以“颂母”为主，但她对于母性的书写使母亲这一形象摆脱了传统父权话语的道德捆绑，冲脱了传统礼教观念的桎梏，回到了母亲最原本的亲子之爱，可以说她塑造了颠覆于传统、契合于新时期的又一个“母亲神话”。
而铁凝众多作品对母亲形象的书写则凸显了完全的反叛意识和强烈的“审母”意识，母亲不再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母形象，她身上的阴暗、丑陋和“母爱”的丧失与偏离都在其笔下展露无遗。同为女性作家，两人对于母亲形象的塑造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这种“背道而驰”既深受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是作家对于女性意识探索方式不同选择的侧面映射。究其根本，从“颂母”到“审母”的转变其实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蕴涵，即为女性作家对女性主义的探寻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
一、从“颂母”到“审母”的文化寻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唤醒了中国人“人”的意识，也唤起了人们对“母亲”这一角色的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以“五四”发端，更体现出与这一时期的文化要求相适应的女性价值观念。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潮浩浩荡荡席卷而来之时，女性作家也以反传统的视角和思想去探析女性自我存在价值和自我发展历程。来自挪威剧作家易卜生 《玩偶之家》 中“娜拉”的言辞“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无疑成为当时背景下振聋发聩的女性宣言，这其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冰心等一代女性作家以母亲为窗口书写张扬的人性意识。由于冰心曾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又经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她对于女性创作不同于持激进态度的女性作家，吴文藻曾说过，冰心是一个“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1]她把“母爱”的精髓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提出：“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逆耳刺 眼 。 当 然 ， 人 们 心 目 中 的‘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2]
她所倡导的并非推翻传统的“贤妻良母”，而是建立“新贤妻良母”。当时一方面是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明晰与觉醒，另一方面则是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艰难处境，面对这样的矛盾，冰心试图以“颂母”的方式在“爱的哲学”中把母亲从沉重而虚伪的传统文化品格中解脱出来，显现出母亲人性的真实，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内涵注入“贤妻良母”的传统道德体系中。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第二次世界女权运动的蓬勃兴起，很多西方女性知识分子对女性历史命运和现实境遇，尤其是对长期以来被男权定义的母亲形象进行了新一轮的深入思考，如西方女权主义经典作家波伏娃所说:“母性往往含有自我陶醉,为他人服务、懒散的白日梦、诚恳、不怀好意,专心或嘲讽等因素,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3]
此类异于传统的母性解读潜移默化地对中国女性作家创作产生着影响。不同于“五四”时期洋溢着人道精神与博爱光辉的母亲形象塑造，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女性文学时代。
在80 年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意识逐渐走向自觉，新时期的女性创作逐步将视角转移到女性自身和女性潜藏着的内心世界上来，文本中常常交织着女性的迷惘、痛苦、幽怨与抗争，深度关怀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成长，关注女性作为社会角色的自我抗争并对其心灵幽暗之处进行自我审视。铁凝便由此开启了一扇通过“审母”从而毅然决然地反叛女性宿命说的大门。
二、从“颂母”到“审母”的母亲形象塑造
正如冰心在 《关于女人》 的后记中强调：“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4]
她所塑造的母亲形象也正是彰显了“真”、“善”、“美”的品质，但冰心所赞颂的并不是传统男权话语系统中凌驾于性别、皈依于道德的神话色彩浓重的母亲，而是将“母亲”这一角色还原到日常生活中，以通俗细微的视角，甚至是以自身的情感体验去重新书写“母亲”这一形象。她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个个看似普通，却圣洁、慈爱，在儿女生活和成长中起到爱护、教育、言传身教的引导作用的母亲，这种“颂母”模式构建出了一个拥有更纯粹的人性温暖的母爱世界。
在小说 《超人》 里，冰心这样描写母亲“星光中间，缓缓地走进一个白衣的妇人，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额前。走近了，清香随将过来，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着———目光里充满了爱。”圣洁、优美、纯净而透明，这正是冰心心目中理想的母亲形象, 也是那个时代许多作家和读者崇奉的精神偶像。在其诗歌集 《繁 星》《春水》 中，则体现出了诗歌化的“颂母”书写模式，这种爱与自然、家庭紧密融合变得愈发真实可感。 《我的母亲》 一文中更是呈现出一个完整明晰的新良母型形象，“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有许多话不敢同父亲说的，敢同她说；不能对朋友提的，能对她提。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切。她热烈的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5]
这样的“母亲”勤于治家,知书达理，且不排斥现代思想，可以说，这俨然是一个开明大度、有胆有识的现代母亲形象。由此可见，冰心笔下所颂之母都是无私、善良和爱的化身，她是阻隔外界风霜雨雪的温暖港湾，是抚慰迷惘痛楚的心灵良药，更是众多迷失于社会浪潮与文化冲突中青年志士的人生航标。
而对于铁凝来说，虽然在某些作品中对母亲形象的塑造依旧存留传统文化的母性神话色彩，如 《孕妇与牛》 中同时孕育着生命的女子和牛、 《麦秸垛》 中的大芝娘等形象，但纵观其众多作品中对母亲形象的书写，她显然早已脱离了冰心的“颂母”模式，开启了一个“审母”的新时代。在 《没有纽 扣的红衬 衫》中，安然的母亲相比其他人物而言似乎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母亲形象，她将工作、面子都置于家庭儿女之上，极力想摆脱“家庭妇女”的角色却导致了作为母亲的严重失职。 《玫瑰门》 中，苏眉与苏纬的母亲庄晨除了每月为苏眉姐妹交付生活费外，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基本没有过多的情感投入，更没有以一个母亲的传统身份给予苏眉姐妹足够的温情关切。 《永远有多远》 中白大省和“我”的母亲同样也是一个被作者进行无母化处理的母亲形象，她直接把“我”和白大省往外婆家中一放，便丝毫不闻不问，与安然的母亲和苏眉苏纬的母亲相比，这一形象似乎更加彻底地反映了铁凝对母亲形象的刻意回避和对母爱的重新审视。如果说这种“无母化”处理还仅仅停留于对母职缺失、母爱缺席思考的层面，那么 《玫瑰门》 中的司绮纹和 《大浴女》 中的章妩则反映了铁凝更加深刻和明晰的审母意识。她彻底颠覆了男权话语下母亲贤良淑德、温柔善良的固有形象，毫不留情地揭露剖析母亲作为社会中独立的女性个体的一切阴暗、丑陋和不堪，从女性心灵隐蔽的幽暗之处探寻“母亲”这一形象在新时代背景之下的意蕴内涵。司绮纹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母亲形象，从一个受五四思潮影响的天真少女到一个近乎变态的复仇者、窥视狂，也恰恰显示了女性内在心灵结构的复杂性。她原本是想做一个规矩的女人、规矩的母亲，但在残忍的现实面前她艰难地进行着女性自我的抗争，这就造成了母性的扭曲，可以说她“无时不在用她独有的方式对她的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恭顺的骚扰和亵渎，而她每一个践踏环境的胜利本身又是对自己灵魂的践踏。”[6]
而 《大浴女》 中母亲章妩的形象也是耐人寻味的，作为母亲的章妩为了贪图安逸，与唐医生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却把留在城里照顾一对女儿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为日后埋下更大隐患的是她生下了尹小荃，一个她与唐医生不光彩关系的见证。尹小荃的死成为两个女儿挥之不去的梦魇，也使章妩甘愿忍受丈夫的厌恶而痛苦万分，章妩似乎是一切罪孽的根源，因而也集中了更多的审视目光。在铁凝的作品中，“母亲”这一形象有着自己的欲望和渴求，却难免成为自己以及儿女双重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反叛了长久以来处于道德圣坛之上的母亲形象，也不同于冰心式的人性圣母，铁凝通过对“母亲”毫不留情的严厉审视反观人性之恶，剥离了“母亲”这个词语身上被男权话语强加的光环和神圣意味，把“母亲”还原为实实在在的社会人。
三、从“颂母”到“审母”的女性意识发展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母亲”这一形象受到了父权话语下“三纲五常”与“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秩序的长期禁锢，关于“母亲”形象的叙述大部分情况下也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缺少甚至丧失了自己的言说方式。而冰心在“五四”思潮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下对于母亲的盛情礼赞则重新唤起了被掩埋已久的人的真性情。“母亲”的博爱与伟大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尽情的彰显和张扬，“母亲”这一形象也拥有了更多自然的人性之爱，这无疑具有颠覆和启示的意义，也显示出女性作家对母亲形象的自觉选择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歌颂母亲与母爱,重构母亲的人性品质,实质上是建构女性自身的性别文化的开始，也是探寻“五四”新文化背景下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一个特别视角。然而，冰心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颂母”写作虽然使“母亲”这一形象完成了从古代“道德圣母”到现代“人性圣母”的超越与转变，也凸显了女性作家开始从女性自身主体性的角度对母亲形象加以阐释，但却没有真正颠覆母亲神话模式，而是重塑了新一轮意义上的母亲神话。这也就意味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尚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对母亲的讴歌尚缺乏清醒和理智，对母亲人性缺陷的真实性欠缺深入的审视，难免也会再次跌入男权规约下女性的传统宿命一一只有母亲和母性才能实现女性自我价值。
与冰心“颂母”模式截然相反的“审母”书写则从更深刻的视角深人到了女性潜藏着的内心世界，关怀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成长，这正是更为自觉和成熟的女性意识在母亲形象塑造之中的折射。尽管在古典文学中曾经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恶母”与“丑母”形象,比如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 中的焦母, 《西厢记》 中 的 崔 母 等 ， 但 她 们 的“恶”与“丑”都是建立在维护伦理秩序之上，皆是为了体现父权立场和父权意志。而以铁凝为代表的“审母”书写则深深地表现了女性本身的自审意识和对女性灵魂超越的渴望与追求。如铁凝所说：“当你落笔女性, 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进而你也才有可能对人性、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的挖掘。”[7]
她正是去除了传统母亲身上附加的男权文化含义，也抛开了冰心等作家所塑造的“人性圣母”的光辉，将母性之阴暗、弱小的非常情态予以写实展现,从更深层面审视“母亲”、审视女性自身，彰显了对现代女性独立健康的生活空间以及对自然理想母性的追寻与向往。
从“颂母”到“审母”的母亲形象书写转变是对男权中心文化进行强烈反抗和颠覆的过程，也是女性意识觉醒并发展的过程。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女性自我意识的日益增强，关于母亲及母爱主题的书写必将更加丰富和深入，我们也期盼着在未来漫长的文学探索历程中对女性灵魂更大程度的超越和对人性更深层次的挖掘。
注释：
①卓如： 《冰心全传》 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第272页。
②冰心： 《我的母亲》， 《冰心文集》第1 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317页。
③[法]西蒙·波伏娃: 《第二性》 (全译本)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版,第286页。
④冰心： 《<关于女人>后记》，载《关于女人和男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⑤冰心： 《我的母亲》， 《冰心文集》第1 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317页。
⑥铁凝： 《<玫瑰门>恳谈录》，见《文学四季》 创刊号，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年版。
⑦铁凝： 《玫瑰门·写在卷首》，载《玫瑰门》，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2页。
参考文献：
[1]刘 莉 ： 《玫 瑰 门 中 的 中 国 女人———铁凝 与当代女性作家 的 性 别 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雷水莲：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整合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3]盛英：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4]乐铄： 《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5]盛英: 《中国女性文学初探》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